城镇化下的民间信仰及民族文化创新能力

城镇化下的民间信仰及民族文化创新能力

刘玉明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学界偏向使用“城镇化”来说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表征，笔者也比较认同使用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或是都市化来诠释。原因有二，一是我国是从古老的传统农业国转化而来，农村人口众多，文化习俗较为稳定，用城镇化更能体现这一变化过程。二是所谓都市化在西方社会特别是拉美社会发展中诟病颇多，已经被很多有识之士否定。就中国发展的实际而言，城镇化比都市化更加实际有效。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在进一步地解构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民间信仰形式及内容。

一、民间信仰与民族文化关系

（一）民间信仰的学术解释

民间信仰一词来自西方学界，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界用过“农村信仰”、“民俗信仰”、“迷信”、“俗信”等概念，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确定为民间信仰这一学科概念。民间信仰与国家正统的信仰相区别，体现在它的自发性、功利性以及崇拜对象的多样性，这与宗教信仰产生的人为性、系统性以及崇拜对象的惟一性形成了明显的对比。［1］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业一直是支柱产业，称为“国本”。由此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里，农民的生活往往是异常艰难的。同时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社会形态里在广大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种“小系统”［2］第12页的文化形式民间信仰。民间信仰这个“小系统”与国家“宗法性宗教”［3］为代表的文化“大系统”区别且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极其稳定持久的中华文化系统。

民间信仰的自发性是广大农民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自然形成的。农业国家，农民第一面对的是土地和水源。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农民的生活还是要看天气的变化，俗语说“靠天收”。在这样的一种无法用科学技术预测天气，减少灾难的社会里，广大农民就自发对于水神开始顶礼膜拜起来，同时对于土地之神也有膜拜。从这里可以看出，民间的水神、土地神的膜拜信仰与国家层面的社稷祭拜有明显的区别。国家层面的社稷祭拜有系统的祭拜仪式和正规的祭拜场所，并在祭拜中有专门的祝祷词和礼仪程式，这是民间的土地朝拜中没有的。

民间信仰的功利性是突出的。百姓生活实实在在，没有太多的风花雪月更少有人生玄奥的思索。土地束缚了平常百姓的思维，却也增强了中国百姓的实用功利主义色彩。无论是拜土地还是龙王爷，无论是拜泰山奶奶还是观音大士，所求所拜的大多是家庭琐事，人间冷暖。招财求平安恐怕是中国民间信仰生活的两大重要的主体。

同时民间信仰的崇拜对象也是嘈杂多样的。从原始信仰的万物有灵的认知开始，民间信仰就是多神信仰，从天地山川，到走兽花草无一不是人民崇拜敬畏的对象。这一表征体现了农业社会人民的心理需求，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一种社会分工形式在神灵世界的体现。

（二）民间信仰的文化作用

民间信仰的形式和活动往往被现代人所诟病，认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封建迷信行为，从理论上说，一般认为，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会逐渐脱离迷信愚昧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去我们对民间信仰中迷信成分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其实作为民间信仰中原初的思想质素，迷信较之于民间信仰中的俗信，有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心理积淀，因而它对人们日常行为及思维模式的影响更加强烈，这是迷信现象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4］

那么我们从一个更加整体的角度可以看出，民间信仰不仅仅是一群愚昧无知的过去人或是乡下人的幼稚心理表达和行为再现，它更多的是融进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中。这样的融合往往是现实与理性，俗气和高雅的互化。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说的这个“小系统”在岁月的长河中与“大系统”的不断交融。例如，《老母传真言》：“佛祖传真言，母娘她来传。老母娘下高山，来到了太平园。叫着道友门，坐下把话谈。听我对您传一传，知足心长乐，能忍心自安，生点小闷气，不要记心间，遇上大事情，忍耐自消散，千万不要牛角里钻。别把那门子串，口舌不要搬，是非不要去插言，省得受牵连。别把穷的闲，别把富得盼，穷的福的是一般。前世欠下的帐，今世一定还，你要是不还账，神仙也不是玩。心眼要正当，做事要对天，往人家去行好，自己也方便。老人身上多行孝，丈夫身上多贤惠，儿女心上别刚强，同胞兄弟不要把脸翻。为点小事情不要去争办，自己靠勤劳挣的血汗钱，这样的日子才舒坦。人财有两旺，儿孙修满堂，富贵荣华你才把福享。”从以上这段语言极其俗气的“泰山老母”信仰的传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与正统宗教——佛教的融合，不但名号出现，佛教中的因果报应思想也拿来所用。但更加深层的角度不难看出，这段传诵更多的是表达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相处之道，某种角度是朴素的社会心理学表述。

正像张新鹰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一片汪洋大海。千百年间，极其庞大而又不断扩充的神灵队伍驻守在遍布村镇城乡的各色神庙，深入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普通百姓时时与有形的神灵同在，也与无形的神秘力量同在，对它们的崇信渗透到风俗、习惯、礼仪、禁忌当中，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5］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民间信仰我们一定要站在民族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它，而不是简单的将其定性为封建迷信活动。从历史的角度也可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民间信仰几乎被连根拔起销声匿迹了，但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以来民间信仰又再一次蓬勃发展起来，这足以说明民间信仰的生命力是足够强大的。因为它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最接“地气”的一面，也是让大系统下的国家层面的文化体系不再是文人思想家的抽象运动，而是活生生的百姓生活和民族心理支撑；这便是荣格所感叹为何中国的农民在艰苦的现实生活中依然保持基本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缘故。

二、城镇化下的解构与民族文化创新

（一）城镇化的推进民间信仰的解构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18日》中陈述得十分清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第585页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系统必将有它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中国文化的地气性来自于它的农业生产的社会存在基础，而时代的进步城镇化的推进正在不断地解构这种社会存在基础，我们的民间信仰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下不断地失去其原本的存在形式和内容。

笔者在华东地区农村调研发现，我们的民间信仰在萎缩，甚至在不断地消失。究其原因是多层次的，有历史的冲击，有文化的交流渗透，而更重要的笔者认为是农村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原先和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民间信仰形式在被取代或是消亡。然而让笔者担忧的并不是民间信仰形式自然消亡，而是随之而来的文化真空和文化渗透。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知道，民间信仰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基础动力。而当这种基础作用动摇乃至消失时，民族文化面临的则是可怕的肢解和外来同化。笔者农村调查发现农村及乡镇的教堂数量呈井喷状态发展，基督教文化迅速崛起，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腐朽思想和邪教歪理邪说在不断壮大。民间信仰中的封建迷信成分固然是文化的消极因素，但整体上说民间信仰所阐发的“和谐乡里”、“孝道友爱”、“诚信老实”等中华美德仍是主流。随着民间信仰的凋零，真空地带往往就被腐朽思想和外来思想所渗透，而一些外来思想则是敌对势力的一种人为渗透。可以看出民间信仰的保护和新的形式及内容诠释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领域。

（二）城市生活的民间信仰与文化创新建设

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的加速建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城市生活的生产方式必将带来西方文明的烙印，加之西方强大文化的宣传、渗透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风格。然而几千年来的民间信仰所形成的民俗习惯认知方式却还是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一种传统与现代在勾连着一起。例如，市场经济观念和由此带来的某种不确定性、时运在改变人生命运中的巨大作用、某种“神秘东西”给人带来的商机等，这些都影响着人们的信仰行为，使人们对某些新东西产生信仰。目前民间信仰在信仰对象上出现扩大的趋势，像简单的数字、一些小摆设、与“吉语”谐音的器物食品等都可能成为崇拜对象。从而可以看出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不仅可以起到纵向的历史联系，同时还可以将处于不同空间的社会成员联系到一起。相对于现代制度化的社会控制而言，这种基于非正式规则基础之上的软约束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民间信仰的社会整合功能还体现在它能够为社会转型提供认同的基础。群体的维系不仅是通过保留系统，还是通过对传统的再确定实现的。民间信仰的社会整合功能可以为社会转型提供认同的基础，这种基础减缓了社会转型带来的风险、震荡和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民间信仰是社会良性运转的非正式制度保障，它所发挥的作用与众多的制度保障是相同的。［7］

由此我们仍旧可以将民间信仰和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联系起来，在时代的解构下不断地融合新时代的要求又再一次地建构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能没有自身的文化基因和动力基础，否则便是掩埋在所谓的全球一体化的竞争之中而不能成为影响世界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发掘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的优秀资源，形成自己的文化资本元素这一点是漫长而又充满实际意义的工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做过一段深刻的阐述：“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材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力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因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第56、57页这一论断与我国民族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概念不谋而合，我们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依旧可以延续这样的理念，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又例如上海的城隍庙商业区的建设便是城市民间信仰的典范。在大都市的环境下，上海城隍庙的商业价值和民间百姓的信仰结合得很好。既符合信仰的要求又满足了市民实际的生活需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一种崭新的模式表达了中华文化的城市理念。

所以，笔者认为民间信仰只要在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的正确规范引导下完全可以为城镇化建设、都市文化建设即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娱活动、节日庆典等多维度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提供强大的动力。

三、结　语

民间信仰的研究和现代化建构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中国的发展更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支撑。时代和现实都迫切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灵感找到突破口，无论是上层的国家意识的传统文化还是下里巴人的民间信仰、民俗文化，都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标签和文化免疫系统。著名学者金耀基指出：“中国现代化运动绝不是斩绝中华传统的反古运动，也绝不是全盘西化的同化于西方的运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绝不是中国文化的死亡，而是中国文化的再造。”［9］第160、161页我们不反对全球一体化，也无法阻抗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但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未中断的民族来说，我们的现代化、城镇化发展之路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独特道路，走出一条我们能为世界文明贡献的中国之路。

参考文献：

［1］张祝平.民间信仰：当下状态与应然路径［J］.广西社会科学，2009（1）.

［2］［美］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oach to［M］.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3］牟忠鉴.中国宗教文化［M］.巴蜀书社，1989.

［4］张鸿石.论传统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J］.学术交流，2003（3）.

［5］张新鹰.中国民间信仰事象随想［J］.中国民族报，2006（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

［7］张剑.关于我国民间信仰问题的理论政策思考［J］.中国宗教，2007（7）.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9］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