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

重建意义世界：重建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

谢遐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农业，哪个是首要？即所谓解决之另两个就随之解决或至少可顺利解决，不解决之另两个就无法解决。论者多曰：农业。经济是中心，一了百了。经济找到出路，其他的怎么都有办法。成功的范例是甘肃定西。以“富民”为毕生心愿的费孝通先生，于垂暮之年亲往调研多次，找到一个适合当地水土的土豆品种，让这个贫困县富了起来。又有论者曰：土地。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把土地还给农民，让农民重新成为土地私有者。这种思路可归之为农村：是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或曰农村社会结构。笔者以为，这种思路过于简单。若真的恢复土地私有，那个结局是大多数甚或绝大多数农民都会变卖私有土地，离土进城。农村问题转化为农民问题———为何如此说？农民自己的解决思路就是进城打工，把自身转化为农民工：农民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以农民问题为三农之首。

笔者经过初步调研，目前的认识是：三农问题以农村为首要，但不以土地为核心问题。三农问题首要是重建中国农村；而重建中国农村的核心在于重建意义世界。

一、农村问题为首要

三农问题以农村为首要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思路。历史上是以土地改革和重组农村社会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的决议，全面总结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全面制定了做好农村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目标。

所谓农村问题，确切的表述应是农村社会问题。建设新农村，核心应是重建农村社会。然而，建设新农村多半被解读为农村硬件建设，成为七通一平、拆房子盖房子之类的工作。各地竞相展示花园式农宅，城里人多自叹不及，恨不能立即迁往农村当个新农民。劳民伤财，未得要领。

在这里，简略回顾一下中国农村的演变情况。传统的中国农村基本上是自治社会。尽管历代都设保甲，但其功能主要是监控、协助完税（钱粮），并不具备组织农村社会的职责。担当组织农村社会功能的主要是三种势力，一是宗族组织。二是神道体系。中国农村的神道体系相当复杂且原始，祖宗崇拜、原始巫术、山川木石狸猬蛇鼠五通淫祠与佛道高级宗教并存相资。三是乡绅体现的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的国家意识形态。但这种势力多半实现为民间自治形态。乡绅不以退休或丁忧在家的官员身份活动，而是作为小区领袖受到小区成员普遍尊重。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农村调查，写成一篇相当出色的人类学论文，里面讲到的学田，可以看作乡绅势力的实体性表达。情况一般是，为了让小区子弟读书，将来赴国家考试出仕，由乡绅出面集资兴学。所收集的资金建学堂所余，购田出租，以租金充办学经费，是即学田。乡绅及出资者组成管理机构。以今日眼光看，此即所谓公益性社会组织。毛泽东视为一种“集体地主”占有方式。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作为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被没收。

这样的社会结构，不妨视为自然状态。所谓自然状态指的是没有一个组织程度很高的庞大团体按照某种系统的理论和设计好的方案，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推行社会变革，而是任其自然自发地随波逐流。尽管乡绅是退休或丁忧官员按国家意识形态行事，但仍是作为民间力量行民间之事，不是作为政府代表。尽管宋朝以后多有儒生赴乡间开展小区建设活动，以明代为盛，但终归分散而组织性不甚强，属民间自发活动。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赣南地区（以瑞金为首府）实施建国试验，其中重要项目是农村小区重建。中国共产党的实验打破了中国社会有史以来自然的生长状态，开始了大规模自觉重建社会结构的时代。这虽来自俄国革命的启示，却是源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延续。而这社会主义运动源自“资产阶级的”法国革命———黑格尔说，法国革命开启了头足倒立的纪元：思想在先。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实施的是思想在先原则。社会是要改造的———改造一词自此进入了意义世界的主流。

二、土地问题为何不能成为解决农村问题之核心？

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结构表现形态之一。土地私有化在实际上并不能解决现有的农民、农业问题。实施重分土地，其结局不过是大部分农民变卖自己的土地、完成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的过渡方式。本节要讨论的是中国社会土地所有情况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这个“深层”意义，在此基础上论证土地问题不是解决农村社会结构问题的核心。

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私有化。经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民得到了自己私有的土地。而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中，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土地从农民私有变为集体所有。这一过渡十分顺利、和平，农民表现得相当配合，简直是奇迹！这是怎样实现的？

要对土地改革的实际进程作社会学研究才能理解这个秘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不是党领导一支军队夺得土地后再分给农民那种“恩赐”作法。党先要用理论武装群众，告诉农民革命道理。这是让农民群众了解自己行为之意义。同时，在村中培养积极分子和发展党员，并组织农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共）等外围组织。换句话说，这是党组织的一种扩大。思想、组织的基础打好后，开始斗争地主土豪并重新分地分产。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把斗争策略、步骤交给群众，领导群众实施斗争的方针。特别强调让群众在自身斗争实践中学习政策和策略，强调让群众通过自身经验体会党的正确性。在这一过程中，旧的政权、经济关系、社会组织被彻底粉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新生产关系与新社会组织建构起来。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党组织是这个社会结构的核心。不是党建构了一种新社会而党在这个社会之上、之外，而是党把自身扩大为社会，党在这个社会之中并担当其核心。党组织、外围群众组织、全体村民，组织一步步地扩大，滚雪球似地一层层地裹起来。一个基层支部扩大并发展成一个小区（共同体）。党组织与小区是一体，不是党组织在小区之外，而是党组织与小区是一个事物。由于自始至终都是党组织作为核心在教育、组织、动员、指导群众，亲手领导群众，还十分注重让参与的群众随时随处体验党主张的理论、政策与策略之正确，因而在这种新产生的结构中，党的领导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

土地改革所建构的社会结构，不是以单个原子式的个体农民为独立单元的自耕农社会———像许多研究者以为土地私有达成的结构方式那样，党组织与农民结成牢不可破的伦理关系。土地的私有并不彻底、完全，而是有限度的私有。我用“公有制下的私有”表述这种所有制。

这就意味着，无论宣布土地归谁所有，当代中国社会土地关系之实质———党与农民之间的伦理关系———仍是决定一切的。如果实施土地私有———任农民变卖、失去土地———其社会后果是割断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

其实，无论谁买到土地，也并非土地的完全私有者。如果他是个农业经营者，归他所有的土地就只有供耕作的五寸许深。即使解放初经土地改革归属农民的土地，也只有这么深———国家规定：土层以下的全部矿藏、财宝等属于国家所有。土地改革分得土地的农民起始就不是土地的完全所有者。

总之，土地改革一方面实施了土地所有权这方面的私有化，一方面结成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二者中，后者是根基，也是实质。任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思路和方案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土地所有情况从来不是实质之所在，企图从此入手解决农村问题就是误以为土地是实质所在。

三、意义世界是社会得以为社会之必不可少前提

既然三农问题首要在农村，而农村问题实质是农村社会结构，重建社会结构不在土地所有———那么，重建农村社会在于什么？我的回答是：在于意义世界。本节先讲意义世界之地位与意义。

改革开放从意义世界入手。邓小平一开口就讲拨乱反正。何谓拨乱反正？按邓小平讲法，叫做纠正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是非。邓小平主政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概念。他的讲法是：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社会主义概念之内涵，也属调整意义世界。

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重要争论：义利之争。论者曰：过去是义在利先，现在要改为利在义先。倡此论者之所重，也在意义世界，其企图是让意义世界中的利在义先原则取代义在利先原则。

这场争论影响甚大，对改革开放起了误导作用，流毒至今。

笔者一直认为，义在利先不能取消或降格，代之以利在义先。本人从1985年至今反复阐明，义永远在先。拨乱反正是改变义之内涵而已，义在利先须坚持不懈；绝不是让利居于义之前。

社会怎样成其为社会？社会通过各个自由意志之互动建构。这种互动是有意义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意义的。互动不可能脱离意义。社会之建构源于各个自由意志之带有意义的互动。意义又在意义世界中。因而社会之成为社会，意义世界是前提，而且是基本前提。

由利在义先原则风行天下始，中国社会的意义世界根基受到破坏。一个社会的健康，基本前提是人人皆诚敬。诚则对他人的行为可以预测其反应。敬则人们的一切行为皆遵守规则，皆不会冒犯他人，把自己意愿强加于人。由于利在义先已经风行天下，人们不再以诚敬为第一原则。党的基本路线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遂有学者解释为“一切向钱看”。本人从80年代后期就反复阐明，“经济建设”概念至少有三重含义：最浅层次的，是社会产品、服务之总量；生产关系方面，包括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等（比如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等）；一切经济行为的规范体系（比如借债应如期归还、无理由退货制度）、经济活动内涵的精神（比如商业精神）。第三方面已经属于精神文明建设。可见在社会生活中，“物质”与“精神”是分不开的、不可割裂的。经济建设本身就内含着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

制度以及组成制度的各项规则，均须由意义世界守护。纵有制度、法律法规在，行为者仍违规、犯罪不断，社会不成其为社会矣！意义世界依之建构社会，意义世界依之维护社会。意义世界是社会之前提。

四、中国农村意义世界现状

由于理论上、执政上均未重视意义世界，社会结构与制度两个方面呈严重迟滞状况。农村情况更为严重。

前述旧中国与农村社会结构相关的意义世界主要有三种势力：宗族、神道体系、乡绅。大致说来，宗族对应祖宗崇拜，神道体系则是多神、泛神、巫术、佛道等的混杂物，乡绅则体现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着力铲除上述三种势力的影响，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不仅是社会结构（含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巨变，意义世界更是巨变。

毛泽东时代，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小区取代了旧日单个家族或若干家族联合组成的农村小区，在意识形态上强调“组织高于一切”。甚至养老问题都训示：你们（指子女）不必顾虑老人将来没人养，组织上会为你们考虑的。那时对政府的能力极具信心，认为社会主义政府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无限政府理念形成于这种缺少论证的信心。既然党组织有这样的担当，民众自然乐于卸掉自古以来承担的养老责任。此例可以帮助了解解放初期新型小区摧毁旧式小区的力量所在。

“对组织忠诚老实”取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鼓励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对方不符合党的利益、党的指示的言行。宣传唯物主义、无神论，批判“封建迷信”。告诉民众，无须害怕地狱，因为那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编造出来麻痹、毒害人民以利巩固其统治的谎言。这一步骤影响深远，极大地解放了中国农民的思想。从此农民再也不怕死后下地狱受罚，可以放开手脚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效建立起对党组织、党的领袖的崇拜。家家堂屋悬挂毛泽东像。“孝顺”、“承顺颜色”转变为“听党的话”。

在毛泽东时代，意义世界的转换相当迅速且有效，而且张力巨大，到“文化大革命”，新意识形态达到顶峰，领袖崇拜达到巅峰。总体说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显现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倾向。中国社会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为了毛泽东一句话的解释而开战的现象———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决非孤证。或许一种理性宗教正在成形。

不过必须指出，与城市相比，农村理性化倾向并不那么明显，可见农民的思想稳定性较强。相对城市，文化传统也是农村保存较多。

改革开放在文化趋向上是从理性主义返回中国传统。在政治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文化上不是趋向西方化，而是远离西方化———如果揭示西方化内涵是理性主义化的话。

改革开放虽然从农村开始，但很快主战场转向城市。农村被搁置了。农民大批离乡离土，在全国流动寻找工作机会。农村社会几近解体。离乡离土的农民大多是青壮年，其中有许多人是党员。这样，一些农村的党组织瘫痪了。社会结构的坍塌导致农村社会意义世界遭受到比城市更严重的破坏。意义世界中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萎缩，留下的空间须有填补者：一是祖宗崇拜以及传统礼仪制度中的神道崇拜开始恢复；一是新宗教兴起。新宗教的兴起相当迅速，其发展势头令人惊叹。

必须注意的是：重建意义世界需得到有组织、有指导、有规模、系统性的运作。目前，农村社会中传统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新宗教这三种强势文化中，强者是新宗教，传统文化最弱。

党的声音不容易听到了。以往连接中国每个村落的蛛网般的有线广播线已经荡然无存。虽然收音机、电视机已经在农村处处可见，然而村民很少注意收听收看新闻联播，很少关注党的声音。党员在小区中少见踪迹；外人进村辨认不出谁是党员———用毛泽东的语言批评，即“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一些村落不但看不到党员，支部书记也很少露面，整日忙于奔跑赚钱。开口讲话也很少政治伦理，多是经济法律，甚至只讲赚钱相关事宜，忘记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责任。

旧的神道体系已经残缺不全。对猬狸蛇兔等妖精的崇拜趋于消灭。地狱观念大体上消灭了。村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闹鬼的事越来越少。随着科学与社会发展，鬼神世界逐渐消失。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祭祖活动之意义与旧时代已经全然不同。仪式与旧时代略相似，意义却与国家意识形态倡导的无神论文化之悼念活动相同。农村及接近农村的小城市多有发财后编族谱的。由于许多家庭的族谱早已丢失，现在续补多有凭空编造的。神道体系的发展趋向是一项需要跟踪调查的重要课题。

人的本性中有宗教需求。宗教不仅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事，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是相当坏的坏事。同样，认为宗教一定是坏事，是麻痹人民的鸦片，也是可笑的。人类本性中的宗教需求本是精神需要，在满足这种需要时会产生教团，而只要有教团，它就会或做好事、或做坏事。既然人的本性中有宗教需求，社会也总会产生教团系统地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教派组织就总是伴随人类社会存在。必须注意维护教团的正面功能，尽可能消除其负面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企图以科学取代宗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意识形态强力进攻下，农民（乃至城市居民）转以党组织、党的领袖、党的理想为崇拜对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造神运动得以掀起大潮的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党充当宗教崇拜对象的功能减退，出现巨大的“真空”。于是各种新宗教得到大发展的良机。

人之本性中还有追求善的趋向。尽管各民族文化相去甚远，各有其体系，对善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求善趋向是同样都有的。在利在义先原则笼罩下，不择手段成了普遍原则，越来越多的人不知羞耻。现实世界“恶”的猖獗，激发起人们与生俱来的求善趋向。与渴求信仰类似，人们也渴求善、渴求正义、渴求规则。现实世界缺乏的，宗教世界能够提供，于是人们对新宗教趋之若鹜。这是新宗教暴兴之又一重要原因。

目前农村的意义世界残缺不全，主流尚未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停留在村委会（城市则是居委会）干部的口头里，远离农民的日常生活。作为道德的集体主义萎退，剩下的只是土地方面的集体所有制；而土地的集体所有较易被村委会主任用来谋私利，足见意义世界之缺失。由于各级官员开口闭口GDP，连同哲学上讲唯物主义、无神论，金钱成了最高价值，成为意义世界中的主导准则。幸亏农村中还残留着一点传统文化要素，能够支撑农村经济运行。就我们调查的温州瑞安而言，农村中村民彼此借钱会如期还债。然而离开小区是否还能保有这种品德就很难说。据说温州人在国外还能这样，或许在国外温州人会感觉到同乡社会的小区性质。这给人们一种希望，或许这种残存的文化传统能够帮助农村社会的重建。

重建意义世界的巨大障碍或许是目前盛行的“利在义先”准则。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必须考虑：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大大强化了唯物主义主张，人的价值进一步贬损，人被看作茫茫宇宙中的一粒微尘。讲究现实主义的中国农民是否能再接受仁义礼智高于一切的价值体系有待观察。这样讲，并非不承认在日常生活中仁义礼智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五、中国农村重建意义世界展望

目前中国农民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农”（农业、农民、农村）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说法。可以区分为三者，而三者又彼此联系。我们主张三农问题首要的是农村问题，农村解释为农村社会———不是一般所说的盖房子、通电、建自来水管道、建下水道、集中居住等。因为即使把农民集中住在一起，即农村城镇化了，问题还是回到这些集中居住的人群构成一个什么样结构的社会（或小区）。

这一见解并非笔者所独具。许多学者都主张三农问题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就社会学界而言，大体上可以认同这种主张。组织农民的问题之基础、本质，就是本文讨论的农村社会重建。而一旦涉及怎样组织，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主张，很难达成一致。

首先，是农民自己组织还是由外来力量组织？组织的基础是意义世界。以利合者其心必异。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解体。在当前意义世界状况下，很难指望农民自己能够建立起良好的生产、销售组织，更无论协会或维护自身权利的组织。

有人主张，只要真正实现民主，给农民权利，建立维护自己权利的组织，就提供了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

这种主张是模糊的、幼稚的。“给权利”语义是什么？是撒手，放任农民自生自灭。现在需要有一种针对中国农民的人口学研究，一是研究这个人群中有多少人在道德上属于经过学习能够达到自觉程度的———即孔子所谓“困而后学”者、孙中山所谓“后知后觉”者，有多少人是只会喻于利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在道德上觉醒的———孔子所谓“困而不学”者、孙中山所谓“不知不觉”者。哲学、宗教尽可以假设“人皆可以为尧舜”、“一阐提者皆可以成佛”，劝诱信众努力向善。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要讲实证，要从实际出发。二是研究在现代化条件下，有多少人是不可能学会现代技术要求的知识、技能，从而无法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的———据说有的国家多达20%。中国农民有多大比例是这样的？在这些研究都未开展之前，空论民主，无益于事。

假设真的撒手让农民自己去组织，会出现什么状况？我相信，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旧时代的那种模式。即使允许农民建立军事组织（例如民团），允许农民武装（像美国那样可以持枪），这种军事组织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少数农民压迫其他农民的力量，而不是人们希望的民主力量。有什么样的意义世界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在意义世界未有根本性革新之前，不能指望自发产生新的社会结构。

目前农村的有些人不充分估计自己能力，在发财梦想驱使下借贷经营，失利后（自不量力的小百姓大多数会经营失利）无法偿付债务，又不能恪守信用，常常是拖欠不还；债权人常常会请打手上门讨债，实在还不起，甚至剁掉一根手指了账。

实际上，一旦放开，首先会是商业势力立即渗入农村，收购土地（或土地使用权），建立农场，雇佣失去土地的农民当农业工人。在当前的意义世界下，这种农场也面临着与个体农民同样的处境———如果不是足够大，就必须依靠一个有武装的势力作后台；可是任何大型农场都须从小做起，于是或者依靠政府或者依靠黑社会。外来的商业势力，可能已经足够庞大。然而进入农村，则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必须谋求与地方势力和谐共处。

在现实意义世界状况下，不能指望农民自己去组织。既然商业势力靠不住，又绝对不能依靠黑社会，结论就是只能依靠共产党组织，这是目前可以看得到的最为健康的力量。

前面已经讲述，国家意识形态在农村已是萎退状态；主持意识形态的基层干部大多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而忙于赚钱。所以寄希望于共产党整顿好自己的农村基层组织。而要整顿好党的基层组织，首要的是建设好意义世界，并贯彻到农村干部心中去，积淀为他们的文化存在。

目前，中国共产党已有重建意义世界的充分自觉。不过有几个要点尚不清楚。一是党组织、党的意识形态能否解决民众的信仰需求，提供民众需要的信仰。二是党组织能否解决民众渴求道德善的需求，清洗存在的腐败。三是大多数党员能否在大多数地方大多数时候是社会公正的主持者。

问题归根到底在于重建的意义世界是什么样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儒学的关系是关键。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一贯含有儒学成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儒学结盟还是吸收更多的儒学成分。这是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战略考虑。

有一种主张是恢复儒学或曰建设儒教。这种主张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儒学的社会基础已经荡然无存。旧式农村小区的家族组织已被摧毁，代之以党的基层组织。以孝为国本代之以忠于党、忠于国家———这或许还可以与难以与墨学划清界限的宋明儒学“圣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调和。目前，既没有听党的话、对党唯命是从，也完全谈不上孝悌，这两项足以得出结论：不能指望重建儒学的社会基础，至少短期内不可能。

然而，儒学的核心价值体系仁义礼智，或仁义礼智信，至今仍然活着。虽然未公开起主导作用，毕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暴兴的新宗教也须借用这些核心价值以售其奸———中国共产党不拿过来就会让那些新宗教拿走。当然，共产党也不能宣言式地拿过来，须经过探讨、拟定方案、反复试行的长期过程才可定论。

现时恰逢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以目前可尝试的方案是在这一核心价值体系中充分吸收儒学成分或曰传统的核心价值；而且要切实践履，切勿停留在纸面，要化为几百万基层干部身体力行、真实活着的意识形态。这也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