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文主义的现代意义

所谓传统人文主义的现代意义，就是如何认识理解传统人文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这是近年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对此仍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港台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唐君毅、张君励、牟宗三、徐复观四人，1958年元旦在《民主评论》和《再生》杂志上联名发表了一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提出要发扬传统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内容包括重人德、立人极，人格平等以至仁民爱物，博施济众等方面。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不但理应求之与世界之科学思想，民主政治之思想以及宗教思想有一融通，而且，传统人文精神也与中国人德性生活之发展，民主建国事业之成功以及宗教信仰之树立，是并行不悖，相依为用的。由此其结论是:“中国历史文化之重道德主体之树立，即必当发展为政治上之民主制度。”后起的现代新儒家传人杜维明先生，也持类似的看法。

与此相反持不同观点的多为国内学者，有的断言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和现代化不相容，认为不打破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中国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因为科学与民主是近代社会的思想和方法原则，它与儒家及传统人文主义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所以想把容纳“科学”、“民主”作为儒家和传统人文主义向现代转化的“时代课题”，实际是行不通的。因为传统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系统是把人的独立人格消融入尊卑、长幼、贵贱的名分之中，与现代化是逆向的精神力量，所以说儒家传统不适应现代化。但从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会上的学术论文来看，这种情况似乎有所变化，肯定传统人文主义的现代意义的文章开始多了起来。

以上两种观点，都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所谓道德主体或伦理本位思想，进行了分析，但得出的结论却为何是截然相反的。主要是由于前者对传统人文主义的积极的一面看得多了些，而后者则对其消极的一面又看得重了些。对传统人文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两重性，未能作出全面具体而又恰如其分地分析和评价，因而得出了比较偏颇的结论。

传统人文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是属于农业文明的一种精神文化，且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虽然它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凝聚延续，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人文主义又往往是同封建专制主义及家族宗法观念，相伴而行，相随而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消极保守甚至倒退的因素。这正如著名学者庞朴所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彩，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像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两重性一样，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也有两重性。它的优点和缺点，正面和负面，不是分别放置而可得简易取舍的。它们杂糅在一起，难解难分。这就是说，传统人文主义在现代化建设中，既有其正面价值的意义，也有其负面价值的作用，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因素和成分，作为人类共同生活所需要的部分，仍有其现实性和可用性，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而那些只在人类历史中有过具体性或特殊性的意义，且只在某个时期或一定范围内有着适应性，却无普遍性的东西，对今天的社会生活，只能产生负面价值，并无任何积极意义。因此，对于传统人文主义，我们应当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其积极有益的东西，加以继承，而对其消极有害的东西，则应加以排除。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清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并对其精华部分，作出理论上的现代诠释与实践上的应用转化。例如当前讲为政清廉，反对腐败现象和以权谋私，建立职业道德和精神文明，就要发扬人文主义中儒家以身作则，正已正人的精神和不欺暗室的慎独功夫，即充分发挥道德人格修养的自律作用。至于它的负正影响，如重人治的传统，讲亲亲尊尊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家长制作风等等，这些都会妨碍民主法制建设，影响改革开放及观念的转化，应加以排除。

再如，人们常常谈到的三纲五常。事实上三纲和五常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是不相同的。三纲否定了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独立人格。应彻底予以批判剔除。但五常的情况却是比较复杂的，应作具体分析。比如“仁义礼智信”中的“仁”，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仁者、爱人”、“泛爱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含有对别人友爱互助之意，今天仍应发扬提倡，至于“爱有差等”，分别亲疏贵贱，又含有一定的封建性，此种含义则应加否定。所谓“义”，包含有“义理”的意思，也指区分正义与非正义。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以义取利”，这些说法，在今天来说仍有积极意义。而“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把义利对立起来，只讲义而不讲利，这种说法就不符合经济体制改革之意了。再如，讲义气，讲国家、人民、民族的义气是对的，但讲哥们义气，就不对了。《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是指在国家危难，民族维艰的情况下，誓盟为挽救国家、民族危难而协力共事，这种重义，如关羽的重义，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礼”在古代，既有互相尊重，如尊师敬老，礼贤下士等，也有区分上下贵贱的等级仪礼，前者在今天来看，仍然是需要的。“智”是指对善恶是非的认识，也指聪明才识。如诸葛亮就是古代智慧的化身，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对智慧才识的尊重，和我们民族本身具有的智慧之光。这两个方面，在今天都有现实意义，当然今天区分善恶是非的标准是同过去不完全一样的。“信”是一条中性的基本原则，在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是非常需要的，如果言而无信，彼此相互欺骗，社会秩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总之，对仁义礼智信应加以分析，除否定其中含有的等级意识之外，应肯定其普遍意义。应该承认，助人为乐，扶危济困，见义勇为，见利思义，相敬互让，谦逊有礼这些传统美德，都是应当继承的，而且，对商品市场的建构及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当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吸收其有用成分，发挥其积极因素，为改革开放、构建和谐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