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水旱灾害，唐人通常首先想到的是通过祷祀向神灵邀福，[77]祈福对象包括祖宗、山川海渎及诸神。唐代禳灾活动以求雨止雨为主，还有大风、蝗灾、疠疫、大雪、火灾等，[78]禳灾祈祷礼仪被纳入朝廷礼制，[79]礼节隆重而严肃，官方如此，民间亦然。
（一）官方禳灾
因旱祈雨、因水祈晴是唐代两种基本的灾害祈祷行为。[80]《通典》卷120对唐代祈祷祭祀的仪式、种类、内容等有详细记载，求雨地点有太庙、太社、北郊、岳镇海渎，止雨禜祭地点有国门、社稷、诸神、城门。因旱祈雨的种类包括：时旱祈太庙、时旱祈太社、时旱祈岳镇海渎、时旱祈岳镇以下于北郊等，其礼仪大同小异，仅祝文内容有差异、祭品与报祭因礼仪轻重而有所差别。以时旱祈太庙为例，其程序为选择祈雨吉日，洁净祭所，摆好祭品，奉礼帅赞者导引御史、博士、太庙令、宫闱令、太祝等奉礼拜祭，各有位置，“太祝持版进于户外之右，东向跪读祝文”，祝文内容为“水旱、疠疾、蝗虫及征伐四夷，各临时制之”。[81]据祭祀地点的不同，太祝对载有祝文的玉帛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凡祭天及日月、星辰之玉帛，则焚之；祭地及社稷、山岳，则瘗之；海渎，则沉之。”[82]若得所祈，须报祠，祭文临时制撰。水灾则有久雨禜祭国门礼仪。
《旧唐书·礼仪志四》载有官方根据灾害轻重而在不同时间与地点进行的各种求雨、止雨礼仪的内容与先后顺序，包括时间、地点、程序、周期等在唐代都有详细规定：“京师孟夏以后旱，则祈雨，审理冤狱，赈恤穷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出云雨，皆于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庙，每七日皆一祈。不雨，还从岳渎。旱甚，则大雩，秋分后不雩。初祈后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杀，断伞扇，造土龙。雨足，则报祀。祈用酒醢，报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齐未祈而雨，及所经祈者，皆报祀。若霖雨不已，禜京城诸门，门别三日，每日一禜。不止，乃祈山川、岳镇、海渎；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庙。其州县，禜城门；不止，祈界内山川及社稷。”唐代非常重视禳灾，皇帝曾无数次诏令官员祈雨，有的还亲自祈祷。官方祈祷多于太庙、太社、名山大川、岳镇海渎、北郊、南郊、国门、城门、社稷等，这些都是朝廷祈祷的重要场所。不同地点与场所的祈祷规格不同，比如：“五岳视三公之位，四渎当诸侯之秩，载于祀典，亦为国章。”[83]
唐代官方禳灾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神，包括名山大川、岳镇海渎、风伯雨师、天地五星及某些有灵迹之处等。据《新唐书·礼仪志》及《大唐开元礼》，五岳四镇、四海四渎，每岁一祭，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其中，东岳岱山祭于兖州，东镇沂山祭于沂州，南岳衡山祭于衡州，南镇会稽祭于越州，中岳嵩山祭于河南，西岳华山祭于华州，西镇吴山祭于陇州，北岳恒山祭于定州，[84]北镇医无闾于营州，东海祭于莱州界东渎，淮祭于唐州，南海祭于广州界南渎，江祭于益州，西海及河祭于同州，北海及济祭于河南。[85]
于名山大川、岳镇海渎祭祀禳灾最为常见。高宗上元二年（675）四月，久旱，令礼部尚书杨思敬往中岳以申祈祷。神龙二年（706）正月，以旱遣使祭五岳四渎并诸州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86]开元四年（716），以关中旱，遣使祈雨于骊山，应时澍雨。令以少牢致祭，仍禁断樵采。[87]开元七年（719）七月，玄宗下《遣官祈雨诏》，“令礼部侍郎王邱、太常少卿李皓分往华岳河渎祈求”。[88]永泰二年（766）春夏，累月亢旱，诏大臣裴冕等十余人，分祭川渎以祈雨。[89]贞元元年（785）五月，德宗命右庶子裴谞、殿中少监马锡、鸿胪少卿韦俛分祷终南、秦岭诸山祈雨。贞元十五年（799）三月，以久旱，令李巘、郑云逵于炭谷、秦岭祈雨。[90]若得所祈则报祭，李嵩祈祷于北岳恒山，路至邢州“雨降盈尺”，就作了《祭北岳报雨状》。[91]唐代还有祭江祈晴的做法。张说因秋霖祭江祈晴，据说它能“协灵通气，降福御灾”。[92]长庆四年（824）五月，杭州刺史白居易以江水“浸淫郊廛，坏败庐舍，人坠垫溺”，祈祷于浙江神。[93]
祭祀风伯雨师以求雨的礼仪玄宗时敕令属中祠，[94]立春后丑日祀风师，立夏后申日祀雨师，为有司每岁常祀，两都均建有专门的风师坛和雨师坛。[95]开元十四年（726）六月，久旱，分命六卿祭山川，令光禄卿孟温祭风伯，左庶子吴兢祭雨师。天宝十四载（755）三月，京城“时雨未降”，诏遣官祈雨，令光禄卿李憕祭风伯，国子祭酒李麟祭雨师。乾元二年三月及次年六月（759—760），以大旱，祭祀风伯雨师。[96]永泰二年（766）春夏亢旱，六月，祀风伯雨师于国门旧台，并复为中祠。[97]元和十五年（820），太常礼院上《祀风师奏》，请于“来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于南郊，同日立春后丑祀风师”。[98]此后祭祀风师的时间固定下来。白居易曾作《早祭风伯，因怀李十一舍人》：“远郡虽褊陋，时祀奉朝经。夙兴祭风伯，天气晓冥冥。”[99]韩愈曾作《讼风伯》一文，抱怨风伯将云吹散以致天不下雨，将风伯看作致旱的罪魁祸首。[100]另外，玄宗曾因京城“时雨未降”，遣官祭天地五星，“令吏部侍郎蒋烈今月二十五日祭天皇地祗，给事中王维等分祭于五星坛”。[101]
还有就是一些有灵迹之处的祈雨，如曲江祈雨。据唐末康骈《剧谈录》，曲江池是长安城东南隅一个长期积水而成的天然湖泊，由于南北长而东西短，两岸弯曲，故称“曲江”。开元中经过疏凿，“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胜于中和、上巳节”。[102]京师长安作为唐朝政治中心，其风霜灾旱备受重视，风景秀丽的曲江便成为一个适于祷雨的所在。文宗时，累月亢旱，京兆尹孔戢祈祷于曲池，是夕大雨。[103]乾元元年（758）五月，以亢旱，阴阳人李奉先自大明宫出金龙及纸钱，太常音乐迎之，送于曲江池投龙祈雨，且宰相及礼官并于池所行祭礼。[104]这是以阴阳人为主角的祈雨活动。史载阴阳人与摩尼师祈雨不多，似乎是较为专业的祈雨者。德宗曾令阴阳人和摩尼师祈雨。《旧唐书·德宗本纪下》载：贞元十五（799）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阴阳人法术祈雨。《唐会要》卷49《摩尼师》记该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册府元龟》记：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阴阳术士陈混尝、吕广顺及摩尼师祈雨。[105]后者记载较详，而且，阴阳人和摩尼师并列提及，显然并非同一种人。
其次，唐代官方禳灾的对象是先王及祖先神，包括白帝、赤帝、文宣庙、武则天庙等。开元十年（722）四月，自去冬至夏首，时雨未洽，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嘉贞、兵部尚书张说奉敕祈雨于赤帝坛。[106]德宗时，唐次因大旱祈祷于白帝公孙帝之灵，据说颇为灵验。[107]开成二年（837）七月，诏以旱分命宰臣祈雨于太庙、太社、白帝坛。[108]唐末，独孤霖曾精诚祈雨于白帝祠。[109]文宣庙，即孔庙。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诏孔子谥曰文宣王[110]，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111]大历九年（774）七月，久旱，京兆尹黎幹历祷诸祠，又请祷文宣庙。[112]祖先神如武则天。神龙三年（707）正月，中宗以旱亲录囚徒，又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雨于则天皇后，既而雨降。[113]后蜀昭武节度使李奉立广政二十二年（959）所立《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新庙记碑》记：“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114]当地百姓将武则天奉若神明。
就祈祷方式来讲，身祷最为虔诚，它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禳灾祈雨方式。《吕氏春秋·季秋纪》载商汤以身祷雨云：“汤克夏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剧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大悦，雨乃大至。”《后汉书》也载有弘农令公沙穆因本县螟虫食稼，设坛身祷而暴雨、螟虫自销的事迹。[115]唐代也不乏以身祷雨者。永徽中，郢州旱，刺史田仁会“自曝祈祷，竟获甘泽”。其年大熟，百姓作歌相颂。[116]开元十二年（724）七月，河东、河北旱，玄宗亲祷雨宫中，设坛席，暴立三日。[117]大中初，京师涉月淫雨，宣宗躬自祷雨。[118]咸通中大旱，扬州江阳县康县令“以身祷雨赴水死，天即大雨”，[119]当地人民为其立康令祠。虔诚的身祷反映了禳旱祈雨在唐代的流行。
综合上述，各类祈祷活动已列入唐朝祀典，皇帝和大臣的因灾祈祷活动很多。这一方面表明了朝廷及官员对灾情的重视、对百姓的关心，同时也有助于增强百姓抗灾的信心[120]。
（二）淫祠祈祷
所谓淫祠，即不列入正典之神。“若妖神淫祠，无名而设，苟有识者，固当远之。虽岳海镇渎，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不当所立之处，不在典籍，则淫祀也。昔之为人，生无功德可称，死无节行可奖，则淫祀也。”[121]段成式曰：“大凡非境之望，及吏无著绩，冒配于社，皆曰淫祠。”[122]有研究者指出唐代地方祠祀有三个层次：国家礼典明文规定，且通祀全国者；礼无明文，但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和支持，甚至直接创建者；没有得到官方的批准和认可，完全是民间的祭祀行为，且往往被官方禁止者。[123]这里的淫祠是指后两个层次，没有明确规定的半官方性质的地方祠祀和官方禁止的民间祭祀。
德宗时，僧道成云：“夫人所以赖于神者，以其福可延，祸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潦淫则祈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诸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祈民之福也。”[124]这代表了大多数唐人的看法。“祀典曰：捍大灾，御大患，功及于民者，世世祀之。”[125]因此，唐代淫祠民间多有，随地置之，陆龟蒙《野庙碑》曰：“瓯粤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126]有温而愿哲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127]《唐国史补》云：“每岁有司行祀典者，不可胜纪，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为人祸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叶流出，好事者因目为流桂泉，[128]后人乃立栋宇，为汉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为伍员庙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谓之五髭须神。如此皆言有灵者多矣。”[129]唐代淫祀兴盛，南方祭祀赛神之风尤烈。[130]以下对唐代淫祠祭祀祈祷进行分类说明。
城隍神。城隍神信仰在唐代比较普遍。赵翼认为：“城隍之祀盖始于六朝也，至唐则渐普遍。”[131]其本义为护城河，后逐渐演变为城市乃至一方的土地神。据李阳冰讲，“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之，风俗水旱疾疫，必祷焉”。[132]则它起于吴越地区，后各地普建，但仍以南方为盛。唐人段全纬蜀地《城隍庙记》云：“阳之理化任乎人，阴之宰司在乎神。人保于城，城保于德。德者，神所凭依也。则都邑之主，其城隍神之谓乎！”[133]认为城隍是主宰阴间之神。
开元十五年（727）六月，洪州刺史张九龄祈祷于洪州城隍神：“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时，而淫雨不止，恐害嘉谷。……祀可不以为利，义不可以不福。阖境山川致云雨，岂无节制，愿达精诚，以时弭灾，无或失稔，则理人有助，是所望于神明尚飨。”[134]晚唐杜牧作刺史时，[135]曾祭城隍神祈雨。[136]李商隐亦曾为御史中丞荥阳公、桂州刺史郑亚作过《为中丞荥阳公桂州赛城隍神文》、《为中丞荥阳公赛理定县城隍神文》、《赛灵川县城隍神文》、《赛荔浦县城隍神文》、《赛永福县城隍神文》、等赛城隍神文。[137]唐人向城隍神的祈祷有时还软硬兼施，并非一味诚意恳求。如：肃宗初年，“大水灭郭，洪霖注川”，鄂州刺史韦良宰祷于城隍神：“若三日雨不歇，吾当伐乔木，焚清祠。”[138]乾元二年（759）七月不雨，次月既望，缙云县令李阳冰躬祈于城隍神，与神约曰：“五日不雨，将焚其庙。”及期果大雨。[139]韦刺史和李县令均用近乎威胁的方式命令城隍神下雨。
帝王及大臣庙。武则天时期，吴、楚俗多淫祠，冬官侍郎狄仁杰持节江南巡抚使，加以禁止，毁房1700所，“以周赧王、楚王项羽、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吴夫概王、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吴太伯、季札、伍胥四庙存焉”。[140]从其中留下的均为历史名人来看，淫祠中的历史人物是不少的。史书所见既有前代先王先帝，又有前朝大臣。帝王庙主要是尧祠、舜庙、汉武帝庙等。滑州白马津西南50里有尧祠。某年四月，天旱不雨，陇西公率寮属将校前往白马津西南祈祷，响应如神。于是，寮属将校在该地建立尧祠。[141]距鲁山县20里有尧庙，咸通末，遇旱，鲁山令李仲吕自祷于此，祭毕大雨。[142]关于舜庙，李商隐曾因旱祈祀于舜庙，[143]柳宗元则于舜庙祈晴。[144]长庆三年（823），岁旱，沈亚之“恭祀于汉武皇帝神之祠”。[145]
前朝大臣庙有伍员、何侯、介子推等。唐后期，岁大饥，楚之南江黄间尤甚，“仍岁荐饥，人为鳏婺，田无耕夫，桑无蚕姬，疠疫痍疮”。东山老农鸠其族祷于伍君祠。[146]又，江陵有村民事伍子胥神，误呼“五髭须”，[147]甚至画了长满络腮胡子的五个男子形象，对之拜祭，可见伍员在民间很有影响。会昌六年（846）夏，滑州不雨，尚书博陵崔公与监军使阎公“率府从事，合牙门诸将郡县吏”，罗拜于何侯庙。六、七月两次祈祷，均有所报，崔公刻石记功。[148]王维《京兆张公德政碑》曰：“仍岁大旱，郡祠介推。”[149]元和时，浙西观察使李德裕除江岭信巫祝之弊，“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但“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因“人乐其政”，宪宗优诏嘉奖。[150]晚唐李商隐撰有《赛石明府神文》（祈晴）、《赛越王神文》（求雨）等。[151]这些都体现了唐人信重先贤，祈其保佑的态度。
诸山祈祷，包括阳山、鸡翁山、苍山、洞庭山、木瓜山等，并非名山大川。元和初，武陵郡连旱，牧宰宇文宿上报灾情，并沐浴致斋，敛咎荐诚，祝于郡西之阳山。“自时厥后，一晴一雨，皆符郡人小大之望，财若天雨，流庸半还，食菽饮水，室家相保，穜稑所产，集为有年。”[152]大和年间，御史大夫温造赴镇汉中途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余，乃祷鸡翁山祈晴，俄而疾风驱云，即时开霁”。[153]文宗闻之，诏封鸡翁山为侯。会昌五年（845）夏将旱，梁国乔公躬祷苍山，请以民之灾置于诫，果然岁有所成。“厥后阴阳，其或乖度，俾吏致告，靡不响答。”[154]于是于山阳建立庙室。旧俗邦人常于洞庭山祷禜水旱。咸通二年（861）六月，岳州巴陵县令李密思躬祷于洞庭山，“甘泽溥降，一夕而涨陂溢塍。里巷欢呼，相以为贺。众尤异者，自卯及申，一往一复，转风徇意，如用迎送”。[155]李密思特建湘君庙。会昌六年（846），杜牧因郡有旱灾，祭木瓜山神祈雨。此神非常灵验，“前后刺史，祈无不应。去岁七月，苗将萎死，祷神之际，甘雨随至，槁然凶岁，化为丰年。”[156]晚唐李商隐还作过多首赛山文，赛祭之山包括尧山、[157]侯山、龙蟠山、阳朔县名山、建山、曾山、苏山等。[158]
九宫贵神。九宫贵神为道教之神，初建于天宝三载（744）。该年，术士苏嘉庆上言玄宗：“遁甲术有九宫贵神，典司水旱，请立坛于东郊，祀以四孟月。”因敕九宫贵神“冀嘉谷岁登，灾害不作，每至四时初节，令中书门下往摄祭”。其礼次于昊天上帝，而高于太清宫、太庙，[159]建坛后，玄宗亲祀。大和三年（829）七月，降为中祠。[160]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还曾上疏，请稍重其事：“伏以累年以来，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祷请，诚敬稍亏。今属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癸丑，差宰臣一人祈请。向后四时祭，并差仆射、少卿、尚书等官。”[161]武宗准奏，其后祭祀九宫神遂用大祠之礼。[162]
此外还有许多杂神，如竹林神、三阳神、皋亭神等。贞元十八年（802），长安霖雨未晴，朝廷令官于诸有灵迹处祈祷，刘禹锡乃于兴圣寺祈祝竹林神，兼差官城外分路遍祠。[163]元和十三年（818）九月，通州司马元稹以“霖雨既旬”，遣摄录事参军元某祭祀三阳神之灵。[164]长庆三年（823），京兆尹、御史大夫韩愈因天旱祈雨于竹林神。[165]同年七月，杭州刺史白居易因灾沴，“祷伍相神，祈城隍祠”，又以祈祷皋亭庙神，以求降雨。[166]李商隐还做过《赛北源神文》、《赛白石神文》、《赛海阳神文》、《赛古榄神文》、《赛莫神文》、《祭兰麻神文》等多首求雨禳灾文。[167]诸如此类杂神，不一而足。
由上可见，唐代有许多官员士大夫参与过淫祠祈祷，而韩愈、刘禹锡尤乐于此。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他“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168]韩愈之例更为典型，他曾做过京兆尹、御史和地方刺史等高官，同时是一个文化名人，力主反佛，但其本人对神的态度又是十分虔诚的。被贬潮州刺史时，元和十四年（819）夏秋，韩愈虔诚祈祭鳄鱼、湖神、城隍神、界石神；[169]作袁州刺史时，元和十五年夏，因旱祭祀仰山神、袁州城隍神；[170]作京兆尹、御史大夫时，祈雨于竹林神。[171]从以上看，韩愈视诸神神通广大，有救灾救难、消灾兴福之功，几乎每至一地，就会祈祷禳灾。现在看来偏向于“唯物”一派的刘禹锡、韩愈对祠祭的热衷，从侧面可见当时社会热衷祈祷祭祀的风俗。这也是唐人对灾荒的认识存在矛盾之处的一种反映。淫祠祈祷虽然不被官方认可，但非常普遍。段成式言淫祠：“然肸蠁感通，无方不测。神有所胪，鬼有所归。苟不乏主，亦不为厉。或降而观祸，格而飨德。能为云雷，诛殛奸凶。俾苗之硕，俾货之阜。绁魃籍虎，磔蝮与蛊。可以尸祝者，何必着诸祀典乎？”大中十年（856）夏旱，段成式曾斋沐诣缙云郡东南的好道庙祈雨，其日夜半“大雨如瀑，自一更至二更，迟明稍止”。[172]
综合上述，淫祠祈祷在唐代十分盛行，亦有人从中渔利。高宗时，建州（属江南道，今福建建瓯县）甚至“州尚淫祀，不立社稷”。[173]淫祠祈祷在安史之乱中更大行其道，王玙还因此得到重用。玄宗末期，推崇道教，好神仙事，广修祠祭，靡神不祈。王玙伺帝意，有所禳祓，大抵类巫觋，因擢太常博士、侍御史，为祠祭使。肃宗、代宗淫祠祈祷最厉。安史乱后复两京，“承大盗之余，国用覂屈，宰相王玙以祈禬进，禁中祷祀穷日夜”。王玙甚至“遣女巫乘传分祷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护领，所至干托州县，赂遗狼藉”，昭应令梁镇因“岁饥，人不堪命”上书劝肃宗罢淫祀。[174]代宗时，[175]京兆尹黎干甚至以左道至高官，“尝使禁工骈珠刺绣为乘舆服，举焚之以为禳禬”。[176]而淫祠祈祷之所以在唐代大行其道，一是缘于历史渊源，是一种文化习俗；二是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提倡祈祷救灾，这很容易给各方面的巫术祈祷活动打开方便之门，因而屡禁不止；三是百姓借以进行心灵寄托，起到某种精神安慰的作用。
（三）反对祈祷祭祀之说
今日看来，祈祷偶然因缘巧合并不足道。战国时期，已有人认识到祈祷无益。齐大旱，晏子向景公提出“祠灵山”无益：“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毛发，天久不雨，发将燋，身将热，犹不欲雨乎？祠之何益？”[177]唐人将祈祷禳灾列入国家典礼，因灾祈祷颇多，但也有有识之士对此持反对态度。
垂拱初，则天诏问群臣调元气之道，麟台正字陈子昂建言：“巫鬼淫祀营惑于人者，禁之。”[178]开元时期，知星者言，上象变，不利大臣，请禳之。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裴光庭曰：“使祸可禳而去，则福可祝而来也！”[179]史言论者谓其知命，对裴光庭的看法表示认同。贞元元年（785），穆质应策贤良方正中选，[180]在策文中，他对祈祷禳灾持反对态度：“臣谨稽古典，参于历代，禳除异术，祈祷多门。”认为这些“俱非救旱之本，去灾之道”。[181]宪宗时，宰相李藩是反对禳灾祈福的代表。元和五年（810）正月，宪宗询问宰臣：“禳灾祈福之说，其事信否？”李藩曰：“臣窃观自古圣达，皆不祷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谓河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获罪，孔子以为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请祷，仲尼以为神道助顺，系于所行，己既全德，无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祷久矣。’《书》云：‘惠迪吉，从逆凶。’言顺道则吉，从逆则凶。《诗》云：‘自求多福。’则祸福之来，咸应行事，若苟为非道，则何福可求？是以汉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见超然，可谓盛德。若使神明无知，则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则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悦也，况于明神乎！由此言之，则履信思顺，自天祐之，苟异于此，实难致福。故尧、舜之德，唯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义于人者和于神。’盖以人为神主，故但务安人而已。”[182]宪宗深嘉之。唐人吕温《祭说》一文则义正辞严、以理服人，其曰：“祭先之礼，自天子至于庶人，节文名物，差等虽繁，然以礼事亲，其义则一。……近世祭多及旁亲，虽近爱而无义。礼惟殇与无后，始祭于宗子家，自余祭皆为祭非其鬼，盖致隆祖者不得不然。士大夫止当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国家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祷，黩慢莫甚，岂有受福之理哉。水旱之灾，止可相率祈祷里社，至诚斋洁，奠以酒脯可也。若妄行望祀，合聚群小，喧呼鼓乐，非士君子所宜为。”[183]
还有一些唐人甚至身体力行，亲身参与毁祠活动。房州俗参蛮夷，好淫祀而不修学校。开元十七年（729），韦景骏迁房州刺史，始开贡举，悉除淫祀。[184]前述浙西观察使李德裕除江、岭淫祠1000余所。宣宗大中时，越州剡县令王逢，“以撤佛屋之材梁，启于连帅，作仲尼庙飨”。[185]同时期，由于南方风俗右鬼，岭南节度使韦正贯毁淫祠，教民毋妄祈。会海水溢，人争咎撤祠事，以为神不厌，韦正贯登城沃酒以誓，俄而水去，民乃信之。[186]韦正贯以客观事实教导当地百姓不信淫祠。雷州海康县有雷公庙，元和时，“邑人虔洁祭祀，祷祝既淫，妖妄亦作”。逢县大旱，邑人祷而无应，陈鸾凤向来不畏鬼神，大怒曰：“我之乡，乃雷乡也。为神不福，况受人奠酹如斯；稼穑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飨尽，焉用庙为？”[187]遂将庙付之一炬。还有人提出移雨神：“夏满不雨，民前后走神所，刳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后得请。民大喜，且将报祀，愚独以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谷，必时既丰，然后民相率以劳神之勤，于是而祀焉。今始吝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职也。必希民之求而遂应，是神玩天之权也。既应而俾民输怨于天，归惠于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为义？利腥膻之馈，何以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为敬？蔑是数者，何以为神？假曰非吾所得颛，然知民之情，而不时请于上，是亦徒偶于位？此愚所以惑也。”[188]批评神怠职玩权，表达了对神的严厉谴责。
吴、楚俗信鬼神，多淫祠，前述江南巡抚使狄仁杰奏毁1700所。[189]但焚祠之举曾遭遇很大阻力。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焚烧江岭神祠“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于是，赏钱百千募能焚之者二人，遂焚毁之。[190]贞元时期，苏州刺史于頔“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191]虽然唐人有如此毁祠举动，却并不能说他们就一定反对祈祷于鬼神。曾在江南大毁淫祠的李德裕作《祷祝论》曰：“《语》曰：‘某之祷久矣。’又曰：‘祭则受福。’岂非圣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鬼神合契，无所请祷，而祷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废也。夫时不雨，稼穑将枯，闭阁责躬，百姓不见，若非遍走群望，则皆谓太守无忧人之意，虽在畎亩，不绝叹音。余前在江南，毁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谓不谄神黩祭矣。然岁或大旱，必先令掾属祈祷，积旬无效，乃自躬行，未尝不零雨随车，或当宵而应。其术无他，唯至诚而已。……所以理郡八年，岁皆大稔，江左黎庶，讴歌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词，积薪自誓，精意上达，雨必滂沱，此亦至诚也。苟诚能达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肤自苦，焦烂为期？动天地，感鬼神，莫尚于至诚，故备物不足报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为人患不诚，天之去人，不相远矣。”[192]而且，李德裕还曾请修狄仁杰庙，[193]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不无冲突、矛盾之处，或许其《祷祝论》是一种御民之术，是因民信而治之？尽管在其脑海中可能并不明晰。淫祠祭祀不易驱除，说明了信仰的复杂性和风俗习惯的特殊性，靠行政禁令来剔除并不能起到有效作用，当人们自身力量不足以克服困难而困惑迷惘之际，很容易抱着各种态度去求助于神仙的保佑。由于当时人很难判断禳灾活动是否与灾害的消弭有关，加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这种对神的信仰才作为惯例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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