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不与祭，如不祭。”

——《论语·八佾》

祭祀祖先就像祖先真在面前，祭神就像神真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那就和没有举行祭祀一样。”

儒家孝道的人文关怀还体现在对于死亡的重视，把安葬逝者看成是尽孝的主要标志之一。丧礼虽然是为死者准备的，但实际上是生者孝的亲情的内在表现;虽然是为安慰亡灵，实则是生者孝道的自我圆满。孔子继承并发扬了周礼中的孝道观念，也十分重视孝在丧葬中的作用。孔子在回答弟子樊迟时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把“祭祀”作为治理国家的四件大事之一，祭祀十分重要。祭祀要按照“礼”的规定。祭祀的核心是要“敬”——“祭思敬”，(《子张》)要做到“事死如事生”，做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先祖的祭礼竭尽尊敬、真诚去做，是以超越时空方式来维系和扩大亲子相爱的关系。此外，对死者的丧礼要做得尽善尽美，以其强化亲子相爱之情。与丧葬仪式相比，孔子更崇尚精神性的悼念。

《八佾》记载有个叫林放的人，问什么是礼的根本。孔子回答说:“你问的问题意义重大，就礼节仪式的一般情况而言，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就丧事而言，与其仪式上治办周备，不如内心真正哀伤。”

“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孔子认为，临丧必哀，是丧礼最本质的内容，对临丧不哀表示很大的气愤。上文孔子与宰予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也是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孔子看来，入土为安的人文关怀，如同孝不只在物质上的“能养”一样，所看重的是人类所特有的超生物的道德情感。孔子把临丧而哀这种具有本能性的自然心理，赋予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内容时，是希望临丧而哀由一种本然的心理状态升华为充分自觉的道德观，转化为主动的道德行为，从而达到“民风归厚”的社会教化效果。

200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谢延信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在前妻病逝后，为了不负爱妻临终时的嘱托，自1974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里，面对前妻的三个亲人——瘫痪的父亲、丧失劳动能力的母亲、呆傻的弟弟，主动承担起照顾三位亲人的责任。大孝至爱的谢延信没有广博的学问，只有平凡朴素的外表和无比崇高的灵魂。他讲不出精彩深刻的道理来表明他如此坚持做下去的动力，只是以事死如事生的态度，尽其一生不辜负爱妻的临终嘱托。三十余年的苦难使他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使他头上的青丝变成白发，使他健康的身体出现疾病，但是他没有丝毫放松肩上的担子。“当命运的暴风雨袭来时，他横竖不说一句话，生活的重担压在肩膀上，他的头却从没有低下!用33年辛劳，延展爱心，信守承诺。他就像是一匹老马，没有驰骋千里，却一步一步地到达了善良的峰顶。”这是当年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上对谢延信的颁奖词。是的，他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对自我道德的极高要求，以及感天动地的孝悌品格。但同时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在当代中国富裕起来的国人，为丧葬礼仪的花费越来越趋向“豪华”，一些价格不菲的纸糊“手机”“别墅”“飞机”“越野车”等新潮祭品纷纷上市，掀起“厚祭”之风。不仅如此，在一些地区办一个丧礼花费高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元，摆流水席、唱大戏、购买或自建豪华墓穴等等，可谓挥金如土。大操大办的豪华丧葬祭奠，难见肃穆庄重的气氛，却散发出浓厚的金钱味道。更有甚者，花钱雇人哭号，被媒体称之为“用金钱购买悲哀”——这才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希望人们能够真正理解儒家对于丧葬之礼的深刻含义，不要只是注重形式上的大操大办，而忘记“事死如事生”的人文情怀。

在如何对待“事人”与“事鬼”、“生”与“死”的问题上，孔子更重视“事人”和“事生”。《先进》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生的事情都还没有搞清楚，怎能去了解死的事情呢?孔子一方面强调“祭如在，祭神如在”，十分赞赏禹敬事鬼神的态度:对于大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了。他饮食菲薄，然而尽量孝敬鬼神;平时穿的衣服很简朴，而祭祀时候穿戴的礼服很讲究;他住的宫室很低矮，却尽力治水;(《泰伯》)另一方面又表示:“致力于服务民众的义举，尊敬鬼神但要远离它，就可以说是智了。”(《雍也》)孔子不多讲“怪、力、乱、神”，但却非常重视慎终追远的意义，慎终追远，民风归厚矣!老死曰终，“慎终”，意即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即装殓、埋葬必须以诚信的态度对待，不要有后悔。“追远”，要以恭敬的态度进行祭祀。这样，民众的德行就自然归于忠厚。这里强调的是使人心趋于仁的教化功效。

当然，儒家注重丧祭之礼，另一个原因是丧祭活动可以体现和维护社会等级。儒家坚信社会等级的存在天经地义，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去选择符合自己身份的礼，则无论贫富贵贱皆能各守其份而不淆乱，自然会相安无事，从而社会自然会井然有序。因之，在丧葬之礼上，孔子容忍不得有违背礼仪的行为，认为违背礼仪就是违背仁德。无论如何，孔子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对于丧葬之礼在内涵和形式上的理性认识，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