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是治世的主导观念

现在有不少领导干部津津乐道于无为而治，他们认为那是最高的境界。但是应该说，许多人并没有对儒家和道家的无为而治有更深入的研究和体悟，而是在这个概念的阴影处做着更多的滞恋，这是很令人担心的事。这里我想借用一下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一句“无为在歧路”（完全是一种字面上的借用）的诗句来说事，我们有些领导同志的“无为”真的有点在“歧路”的味道，他们有点儿走偏了，走到小路上、岔路上去了。第一，他们把无为而治当作治世的主要手段、经常手段，这就把事情弄反了；第二，他们把无为而治理解为不作为而治，他们呈现出的工作、生活状态是无所事事、不求进取，清静、超脱、悠闲、谈笑风生、“鹤山仙人”，真是“不劳作用功自成，志在无为清静”，这和攻坚克难、中兴之责一类有为而治的词汇是有着巨大的反差的！那是隔季之差、胸志之差、境界之差。

我觉得对于无为而治需要做点“纠偏”的工作。纠什么偏呢？纠两个偏：第一个，无为而治不可能是治理的主要手段，也不可能是经常性的手段，历史的进程都是“有为”的推动。远的不说，就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吧，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开天辟地的作为，就是久久为功的作为，这样的事业用无为而治是能够想象的吗？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我们强调有为而治是有着更多的现实意义的。我们强调有为而治，会使我们永远保持一种奋发向上、奋力而为、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和气势。《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讲得好：“党员、干部既然选择了当先锋队的成员，肩负一定领导责任，就意味着选择了有为的人生目标，选择了积极投身事业的工作态度，怎么能崇尚无为呢？现实社会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为，党员、干部要更加有为，在奋发有为中体现先进性，发挥骨干作用。”我们强调有为而治，还会使我们敢于迎难而上，更坚强地面对现实，不断积极寻找新出路，不断努力解决新问题。当下，我们还有不少干部存在不作为的问题，有的在其位不谋其政，推诿扯皮、敷衍塞责，遇到矛盾问题绕道走，极尽闪躲之能事。还有的干部借口中央出台八项规定要求严了、紧箍咒紧了，为自己不担当、不作为找理由，该抓的事不抓，该管的事不管，用不干事来保不出事。他们的“无为”已经有点过了，我们必须对“有为而治”发出大声的疾呼。事实上，那种无为而治思想从来就没有成为治世的主导观念，它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当然，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治世理念也是有着积极一面的。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并不是说领导者真正什么事都不做,完全撒手不管,全部放任自流。他的无为而治是入世的，是有功利的，它强调两点：一是强调领导者“以德为政”，从自身修养入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二是强调作为领导者,不要事无巨细，事事躬亲,要善于放权、分权，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这种“无为”其实是“有为”的另一种形式，是以“无为”的形式表现出的“有为”的内容和结果。我们现在强调严以修身，让干部以好的形象影响群众、引领群众，这本身没有直接“治世”，对群众和社会来讲，不是一种治理政策，但它对治世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啊！讲到这个话题，我们不能不提到周恩来总理，当年许多党外人士，就是被周总理的人格世界所打动才选择共产党、选择新中国的，这不就是最直接的以德为政吗？再有，现在各级政府正在下放权力，这种放，对上级来讲也是一种“无为”，但下面的积极性高了，行政效率高了，这不也是更好的“有为”吗？所以我们要明确一点：“有为”是永恒的行为状态，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就是要永远“有为”，为人民的事业大胆作为，奋发有为。“无为”是默默为“有为”服务的，“无为”不能独立，它需要依附，就像“0”一样，把它放到“1”的后面才有价值。如果它真的独立了，那么就坏了，那是不作为的“无为”，是失职的“无为”，“无为”不能在“歧路”，更不能在“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