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多边合作政策的反馈

由于在将艾滋病问题纳入安全议程的第一阶段，美国选择了通过多边方式，尤其是在联合国、全球基金等多边组织的框架下进行国际合作，加上该阶段在时间跨度上相对较短，国际社会直接针对美国政策发表的意见并不是很多。但是总体而言，对于将该议题与国际安全联系起来，并加强彼此合作的趋势，各国是普遍欢迎的。但是，针对美国的合作倡议，也有少数国家表现出了警惕与怀疑。

在安理会首度就艾滋病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就表示了对美国将这样一个议题提到安理会中加以讨论的做法“表示赞赏”。^[1]而且，通过安理会对艾滋病问题危害的讨论，一些原本对艾滋病问题讳莫如深的国家政府也开始正视这一问题，甚至采纳了艾滋病问题是安全议题的说法。例如，2000年，津巴布韦总统就宣布艾滋病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2]俄罗斯尽管最初对于将艾滋病传播与安全联系起来的做法不以为然，但是2005年3月，其副总理亚历山大·茹科夫（Alexander Zhukov）却主动承认，“以目前俄罗斯的人口状况来看，艾滋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已经成为一个关乎本国战略、社会以及经济的安全议题了”。^[3]虽然这些国家并未直接对美国的政策作出评论，却用实际行动表明了态度。而且，自2001年开始，联合国大会也开始关注艾滋病问题，于2001年、2003年、2006年举行了三次特别会议，并通过承诺宣言，决心在2015年扭转艾滋病传播的趋势。可以说，以各国对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后果的讨论为契机，这一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显著地上升了。

在具体的多边合作政策上，由美国最先提出的重视维和部队中艾滋病问题的呼吁也获得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中国对于安理会在维和人员中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表示欢迎；^[4]一位加拿大的将军表示，“对酒后驾车的宣传已经起到了作用，对艾滋病的宣传也会起作用”；^[5]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则认为军队中高度组织化与奉行严格纪律的特征将有助于有效的预防项目的展开，^[6]因而加强了与维和行动部的合作，并发展出以进行预防教育、推广与发放安全套以及鼓励自愿咨询和检测为主的较为全面的预防策略。^[7]另外，一些国家还以实际行动回应这一提议。例如，在9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派出的部队必须在完成2年的维和使命后才能回到国内，但是，在艾滋病问题受到重视后，目前的换勤间隔已经缩短到12个月。^[8]

美国提出的另外两项多边合作政策——推动全球基金的建立以及在药物贸易政策上的转向，客观上有利于全球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因而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欢迎。在全球基金宣布成立后，欧盟与日本相继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第三大出资方，成为这一新的多边机制的支持力量。英国国际发展部部长瓦莱丽·阿莫斯（Valerie Amos）认为，“全球基金为发展中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强化对艾滋病传播的反应提供了机会”，而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则称赞全球基金是“杰出的工具”，他说，“我相信，这一多边反应比任何其他行动都更好地表达了我们必须做到的团结一致与集体行动”。^[9]而在美国放弃对发展中国家仿制艾滋病药物的限制后，南非卫生部长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Manto Tshabalala-Msimang）称，“显然，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胜利”，^[10]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也赞扬这一举措“对于长期发展而言是可喜的一步”。^[11]

不过，对于美国政策的疑虑与不满也同时存在着，这类意见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首先，一些国家并不认可美国对维和部队与艾滋病问题有着密切联系的判断。例如，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这两个维和部队的贡献国就反对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萨亚布拉塔·帕尔（Satyabrata Pal）声称，在他的国家进行维和行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士兵带着艾滋病毒去，也没有一个士兵带着艾滋病毒回。印度尼西亚大使也质疑艾滋病与维和行动之间存在联系，认为没有任何统计数据能够证明这一点。^[12]不过，应当看到，表示的反对意见只是极少数国家，大部分的国家对于这一议程的设立依然是表示欢迎的。而且，在安理会通过1308号决议后，联合国派驻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维和部队中就正式开始进行艾滋病预防计划。^[13]少数国家的反对意见实际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美国的政策已经实际上被联合国采纳了。

其次，一些国家认为，美国的国际合作政策还不够积极，不能真正地起到作用。不可否认，美国通过多边组织所作的许多努力都还是初步的，更多地停留在政策宣示的层面而缺乏实际的政策手段。例如，一些人就质疑在维和士兵中开展的宣传教育，因为对加拿大维和士兵的访谈显示，在接受教育后，他们并没有切实执行那些预防措施，还是我行我素。针对项目开展的现状，一位官员甚至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做法嗤之以鼻，“他们不过是印了一堆册子”。^[14]事实上，竭力推动联合国重视这一问题的美国大使霍尔布鲁克也不满足联合国已有的做法，他甚至在2001年1月他担任大使一职的最后一天，还要求安理会召开公开会议，讨论艾滋病问题以及联合国在阻止维和部队传播艾滋病上的失败。^[15]不过，随着霍尔布鲁克的卸任以及小布什政府对于全球艾滋病问题的关注重点发生改变，美国对于推动维和部队中的艾滋病预防的动力也逐渐减少。

而在克林顿政府新的药物贸易政策出台后，许多活动家都表示，这一举措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尽管药物价格已经大幅度下降，但却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普通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购买能力之外。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副教授致信《纽约时报》，认为2001年南非政府的公共卫生开支平均到每个公民只有10美元一年，它根本不可能为其国内超过400万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药物。^[16]因而，要真正“让发展中国家看到药物，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17]时任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的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也发表声明，不仅指出艾滋病治疗药物的降价幅度依然不够，而且认为目前的问题不是仅仅依靠降低药价就可以解决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源的需求依然是非常迫切的。^[18]在这一议题上，小布什政府通过PEPFAR计划直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呼声。

可以说，针对美国多边合作政策的评价整体而言还是正面的与积极的，表现出国际社会对于艾滋病流行问题的普遍关注与对切实有效的合作措施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