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的一些诗作及有关报道

除上述两篇佚文之外，在1875—1877年的《申报》上，还刊载有戈鲲化的一些诗作及有关的报道。作为中国近代历时最久也最为著名的一份报纸，戈氏在《申报》上发表诗作及和其有关的报道，无疑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与新的线索。

（1）光绪元年五月初一日（1875年6月4日）《申报》上，载有戈鲲化的诗作《顾子山方伯请假回籍，谨呈小诗四章以当祖别》，末署“人寿主人拜稿”。后在光绪四年刊行的《人寿堂诗钞》中，此诗题改作《子山方伯请假回籍奉赠》。两相对照，文字相同，但《申报》刊登之作并无后来《诗钞》中所加的小注。^[30]

按顾子山，即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庵，江苏元和（今江苏苏州）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历官刑部郎中、湖北汉阳府知府、武昌盐法道、浙江宁绍台道等职。官至浙江宁绍台道。擅书法、诗词、音律，精鉴赏，为著名收藏家。著有《过云楼书画记》、《眉绿楼词》等。其生平事迹见王颂蔚《浙江宁绍台道顾公墓志铭》。其中记载说：“同治九年，补浙江宁绍台道。任事未五稔，引疾去。”^[31]知其于同治九年（1870）任浙江宁绍台道。据诗中有“识韩四载被春风”句，可知两人相识于同治十一年。诗注称“公统辖宁绍台三郡，兼督海关”，可知顾氏还兼理海关事务，时戈鲲化正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工作，两人相识应与此有关。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据诗注所说，同治十二年戈鲲化曾患病数月，顾文彬曾赠惠百金，以助医药之费。次年，又承顾介绍他与孙欢伯太守即孙熹认识。在前引戈氏佚文《牛痘引证说》中，也曾谈到“宁绍台道顾子山方伯”为赵兰亭《增补牛痘三要》作序，并引序中称其子孙二十余人，“自幼皆种牛痘，迄今四十余年，从未有重出之患，此尤成效之著于亲历者。”赞誉他说：“可见胸有成竹者，言行自当高人一筹。”

在《人寿堂诗钞》中，多有两人唱和之作。如同治十三年，戈氏有《咏梅呈顾子山方伯》、《咏兰再呈子山方伯》二诗，顾文彬也有《和作》一首。^[32]而《人寿堂诗钞》前面的题辞，居首的便是顾氏之作两首，诗云：“浩浩天风振海涛，乾坤清气入诗毫”，“一卷《金荃》绝妙词……宣传纸价长安贵。”^[33]称道戈氏的诗作犹如天风海涛，清新大气，众口宣传，以致长安纸贵，对其诗作评价甚高。本年顾文彬请假回家乡苏州，戈氏奉赠此诗并在《申报》上刊出，也可见两人关系非比寻常。

（2）《申报》光绪二年正月廿七日（1876年2月21日），刊登有一组诗作，包括《偕驻宁波英领事佛君坐兵船往温州查办案件，丙子元旦，巨舰不能入瓯，改驾小艇，仅容五六人，泛海百数十里，风涛怒号，感而有作》，《酉刻风浪更猛，口占一律》，《正月三日坐小轮船出瓯江，波平如镜》，《午后阁浅待潮，用四十生日自述韵》，《人日舟中晓望》，《观兵船演开花炮》，《抵吴淞》等七首诗。末署“人寿主人最初稿”。记叙了本年正月他至温州查办案件及后返回上海吴淞口的经过。

查戈氏的这一组诗作后来收入《人寿堂诗钞》，但诗题与内容多有改动。如第一首诗云：

岁朝泛海作瓯游，百里洪涛一叶舟。

雨雪纷霏风力劲，水天相接浪花浮。

豪吟浊世谁青眼，笑指遥山已白头。

发轫鹏抟吾素志，算来毕竟逊闲鸥。

《人寿堂诗钞》“丙子”年诗题改作《元旦雪中，以事赴瓯，巨舰不能入，别驾小艇，仅容五六人，泛海百数十里，风涛怒号，骇人心目，感而有作》。其中文字也有改动，如“豪吟浊世谁青眼”，《诗钞》作“豪吟当世谁青眼”；“发轫鹏抟吾素志”，《诗钞》作“霄汉乘槎吾素志”。^[34]其他如第二首诗题改作《酉刻风浪更猛》，原“轻身若寄瓢”句，《诗钞》作“浮生若寄瓢”。第四首题目改为《午后搁浅待潮，用四十自述诗》，“其二”原“新历年头纪竹书”句，《诗钞》改作“又见新年纪竹书”。第五首《人日舟中晓望》，原“雾收千嶂白，风卷一帆青”联，《诗钞》后句改作“帆卷半天青”。第五首《观兵船演开花炮》，起首原作：“一舰大江横，扬威炮演轰。烟浓天地晦，焰烈鬼神惊。”《诗钞》则改为：“一舰大江横，扬威巨炮轰。乍疑天地晦，直使鬼神惊。”文字做了较大的改动。此外，有的诗句及小注，也有一些小的文字更动。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戈氏此行，据《人寿堂诗钞》只是说“以事赴瓯”，因此原先我们并不清楚戈氏此行的目的，而《申报》刊登的诗题则称“偕驻宁波英领事佛君坐兵船往温州查办案件”，可知此年正月他去温州，是会同驻宁波的英领事佛君即佛礼赐（R.J.Forrest）一起乘坐兵舰去的，以协助查办相关案件。^[35]早先我们只是从英文档案中，在美国外交人员鼐德（Francis P.Knight）、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致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 W.Elliot）的信中知道，戈鲲化“曾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翻译生多年”。^[36]现则从戈氏本人的诗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且中外文献可相互印证，说明此时他确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工作。虽说因史料的缺乏，现尚不清楚此次温州之行查办的究竟是什么案件及其具体情况，但从他陪同英领事佛礼赐且乘兵舰前往，时间又挤在本年春节前后出行，应当说是一相当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而且，此次英国兵舰还进行了军事演习，演放了杀伤力很强的“开花炮”，似有示威性质，也值得注意。这对于我们理解戈氏在这一时期的行事与作为，无疑增加了新的认知。其次，《申报》刊登的这一组诗作，是戈鲲化随舰而行，在至温州与上海途中写作的。引人注目的是，据诗作戈氏在“人日”即农历正月初七那天还在船上，而至正月廿七日，《申报》便很快登出了他记载这次行程的“最初稿”，由此可见，其与《申报》馆显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否则，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及时刊出他的那些诗篇，应当说是难以做到的。

（3）光绪二年闰五月廿九日（1876年7月20日），《申报》“宁郡杂闻”栏记载：

○昨得宁波人寿主人来书，谓月之二十四日，到有英国兵船一只，船中水师提督偕驻宁之英领事于二十五日同往奉化之雪窦山游历，闻将于二十七日回来，二十八日开往上海也。　○二十五日晚，驻扎宁波之黄军门与瑞观察同往普陀山，亦未知为何事也。　○宁郡押解盗犯赴上海之委员，前为法巡捕辱殴一事，瑞观察近已闻知，二十五日故有移文往申，请上海道严办巡捕。云是日又有渔户百余人挤入宁波府署，大肆吵闹，盖因所具请停加捐厘金之禀久不批发，复禀关道，经关道批府仰速行批示，而太守仍然延搁，是以渔户纠众入署也。当闻饬以三日内一准批出，渔户始各散云。　○二十六日，又到有美国兵船二只泊于江北岸，尚未知欲往何所也。

在这段记载中，报道一开头便称“昨得宁波人寿主人来书”云云，如前所述，人寿主人正是戈鲲化，可知上述宁波地方新闻即是由其提供的。其中讲到英国水师提督偕驻宁英领事同往奉化雪窦山游历，然后赴沪；黄芍岩军门与瑞观察同往普陀山；以及宁波方面获知赴沪委员遭法国巡捕辱殴，瑞观察移文往沪请上海道严办；渔户百余人涌入宁波府署闹事；二艘美国兵船泊于江北岸等事，其讯息均应来源于在宁波的戈氏来信。^[37]结合前面所说他在《申报》发表诗文的情况，由此不难想见，作为宁波地方新闻的讯息提供者，戈鲲化与《申报》一直有着较为经常的联系，或许即是《申报》在宁波的通讯员也说不定。这一报道透露出的信息，同样值得予以关注。

（4）《申报》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一日（1877年4月4日），载有戈鲲化的二首诗作，即《去年承内自讼斋主人见和〈自述诗〉刊登〈申报〉，久未裁答，兹仍叠韵奉酬并祈教正》，以及《和会稽陶子缜太史见赠题画墨兰扇头原均》，末署“人寿主人拜稿”。

关于前一首诗作的撰写缘起，是上一年的《申报》，于光绪二年五月初九（1876 年5月31日）那天，刊登了内自讼斋主人所撰的《奉赠人寿室主人即步四十生辰韵》和诗四首，其第一首云：“才调翩翩美一时，长河浩落想襟期。鲰生久切瞻韩意，介绍先凭尺幅诗。”诗中还写道：“飞鸿莫递海天书，同此依人异地居。”“人生有乐须行乐，莫漫悠悠负壮生。”后署“内自讼斋主求定草”。^[38]戈鲲化之诗即是对一年前内自讼斋主人的酬答之作。其第一首云：

闭门寂寂养疴时，正想知音遇子期。

岂是前身周太史，富春才子七言诗。

道光间，富阳周芸皋先生由编修历官观察，有《内自讼斋集》刊行于世。^[39]

按光绪元年五月为戈鲲化四十岁生日，撰有《四十生日自述》，并请人应和唱酬，当时浙江宁波、上海有不少文人雅士与之唱和，后他还将这些唱和之作编成一本《人寿集》。如戈氏在《人寿集自序》所说：“乙亥夏五，四十初度，自惭无闻，述诗四首。承大雅不弃，属和者百余人。”并称：“集中诸君，皆与余有子桑、温伯之雅，非是不敢登。”^[40]然内自讼斋主人之诗并没有收入《人寿集》，事实上戈鲲化也并不认识其人。戈撰此诗后收入《人寿堂诗钞》时，诗题改作《内自讼斋主人素未觌面，并不知其姓氏，承和〈四十自述〉诗，刊登申江日报，三叠韵奉酬》，注中文字也略有改动。^[41]

第二首诗作也见《人寿堂诗钞》，题作《和陶子缜太史赠题画墨兰扇头原韵》，系于“丙子”即光绪二年（1876）。除诗题不同外，两者文字相同。^[42]按陶子缜即陶方琦，字子珍、子缜，号兰当，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为李慈铭高第弟子。光绪二年（1876）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督学湖南。喜为骈俪之文，诗词芊绵绮丽，又善画，作兰花扇面，风致嫣然。著有《汉孳室文钞》、《湘麋阁遗诗》。在戈编《人寿集》中，有陶方琦和作戈氏《四十自述诗》四首，其中云：“十年未遂名山愿，添得归装一卷诗。”“揆览新词祝盛平，春秋鼎鼎早蜚声。”^[43]诗中称道戈鲲化居于宁波，名声早已蜚传海内。不过，查现存的陶氏两种诗文集，集中并未见其和戈氏之作，也未见其《赠题画墨兰扇头》的原诗。

以上戈氏刊于《申报》的两首诗作，虽说仅是一般的酬和之作，但它们在《申报》上发表，也表明了其与报馆的某种联系。

（5）《申报》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六日（1877年4月9日），有《集捐助赈》的一则报道：

○又驻宁之英国官商公启及捐户均列于左　　东省奇荒，闻之心恻，我等虽分中外，矜怜未免同情。既承土马致信于先，复承仕商公举于后，陆续劝捐，业已蒇事。共得洋钱一千二百四十四元，汇齐由沪寄往烟台矣。兹将捐户花名录请刊登《申报》，一以显诸君子之乐善可风，一以尽我等之职事，并符正月三十日报登公启所言“载明报中”之语云尔。　光绪丁丑二月　日英国驻宁领事霍必澜、浙海关税务司班谟、英教师禄悦理、英商台佛生同启。

计开　蔡嵋青五百元　各外国官绅仕商三百四十七元　甬江众钱行一百八十五元　敬羲堂葆□堂通裕银号各五十元　人寿主人十元　厚诚堂宋春成源甡庄新和记号惠成庄各五元　仁寿堂李陈香记绪记同春顺昌生各三元　元昌启兴公记各二元　绍基堂裘怀恩堂戴半部堂赵致和堂姜敏慎堂各一元　崇俭堂王思廉堂陈各五角

当时山东等地发生严重灾荒，《申报》上刊登了救助赈荒的公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地绅商和在华洋人的赈灾义举随即展开。他们纷纷集资捐款，以赈恤灾民。据之前二月初八日（3月22日）《宁郡琐闻》记载：“初二日下午，西国官商于驻宁之英领事署会议，欲签银以济烟台饥民也。”二月十日《宁郡捐银续闻》又报道说：“前报录宁波西商在英领事署会议，欲捐银以济山左之被灾者”云云，并称“容俟探悉再登”。^[44]在上述驻宁英国官商公启及捐户名录中，有“人寿主人十元”的记载，当时戈氏在英国领事馆工作，据前后所载，可知为戈鲲化无疑。戈氏捐款正是在英国领事署召开会议后捐出的。与其他一些堂记等所捐相比，作为个人捐款来说，十元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说明戈鲲化热心地投入于赈灾义举之中。

结合《人寿集》欧阳世昌和诗小注中曾说：“晋豫奇荒，赤地数千里，饥民数百万，析骸易子而食。赈款维艰，君倾囊得千金以助。”^[45]还有记载说，他的两个儿子也“由于最近中国北方的饥荒捐出相当于500美元的一笔钱而被皇帝授予官衔”。^[46]虽说继之光绪三四年“晋豫奇荒”时，有关戈氏大笔捐款的情况，现尚未发现相应材料的证实，但戈鲲化热心于赈灾义举，应是不虚的事实。

以上论述了戈鲲化以“人寿主人”之名在《申报》发表的佚文和诸首诗作及相关材料，揭出其与《申报》之间的关联。事实上，戈鲲化在《三续甬上竹枝词》中，其中有一首咏新闻纸的诗便直接谈到过《申报》，诗云：“印板分明尺素裁，新闻市价一齐开。沿门遍递争先睹，《申报》今朝又早来。”^[47]形象地描写了上海《申报》在宁波郡城销售，当地市民期盼《申报》早些到来，争相阅读，先睹为快的景象。事实情况确也如此。当时《申报》在宁波很早就设有代销处，此后如其《本馆自叙》所说：“现在本馆《申报》日见畅行，于本处上洋地方，每日约计可销三千张。他如苏州、杭州、汉口、宁波等处，始则未经入目，销路寥寥，继则逐渐通行，发售日盛一日。”^[48]而由此《竹枝词》，也可见戈鲲化对《申报》的关注，诗中描写一般宁波市民如此，他本人自然更不在话下。从实际情况来看，《申报》也是他获取时事新闻乃至思想新知的重要来源。他既是《申报》热心的读者，同时又是积极的撰稿人，就他与《申报》的这层关系而言，两者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互动效应。

另一方面，《申报》中的一些报道与材料，也有助于解读戈鲲化的诗作及其在宁波时期的一些作为，从而使原先不甚清楚乃至误解的问题得以澄清明朗。如光绪三年（1877）宁波太守陈政钥向洋人购买下新浮桥一事，一般认为戈鲲化在其中也起了不少作用。其依据是《人寿堂诗钞》本年有《鱼门太守募资和买西人所造新浮桥告成，招饮江北别墅，十七叠韵》，诗小注中讲到：戈氏本人于“花朝前一日诣太守家，首倡买桥之议。太守曰：‘正思此举，喜得同心。”诗中又云：“经年免税钱无算，孰谓区区不济贫。”小注称：“西人于此桥人税四钱，岁获万余贯。”^[49]说的是宁波桃花渡口有一座浮桥，为西人所建造，凡当地中国人过桥，每人须交税钱四文，西人一年即可收入万余贯。有不少论者称，戈鲲化在英国领事署工作，深知其内情，于是建议知府陈政钥募集资金，从西人手中把它买下来，以造福当地的百姓云云。^[50]

其实关于此事，诗作所述简略，事实也不甚清楚，而在光绪三年《申报》上却有非常详细的报道。《申报》本年二月十五日（1877年3月29日）刊有《营兵击伤》的报道说：

宁波之新江桥为西人建造，除穿号褂之兵勇外，过此者每人给制钱四文，桥堍设两柜收钱，有西人专管，并雇华人襄办，犹数年前本埠之虹口大桥也。月之十二日为迎永昌会之第一日，议定先迎江北岸看会者，实繁有徒，是日南风括地，江中渡船颠簸不定，故皆由新江桥过去。向晚时，一营兵过桥，深恐为所计较，特亦给钱四文。不图内有一小钱，收者欲掉换，而兵则不允，遂致口角。收钱者乃呼西人至，上前抓回兵，益争吵。守桥人取竹篙当头击下，而篙上有铁钩，适中营兵脑门，血流不止。众皆不服，两柜摧毁，将兵先抬至桥堍屋内，旋又移至守桥西人安多呢处。三更时，道台、知县、提台六营俱到，惟知府未来。当经西官率医生施救，并将安多呢及一切管桥之华人送捕，收押候讯，取供核办。此兵或谓已死，或谓尚有一丝气息，大约凶多吉少矣。次日，提台发令旂插于桥上，以安民心。昨日固领事闻已由沪赴宁，当可按照两国律例秉公酌办也。^[51]

三天后刊出《击伤营兵余闻》，称：“前日宁郡营兵为守新江桥者击伤，兹闻此兵为董得胜，已于十三日申刻因伤身死。戴邑尊当即验明，饬先棺殓，是时来观者颇众，几于挤拥不开，邑尊因由盐仓门济渡而去。桥堍收钱之两木房已被众人拆毁，幸黄军门带队出来弹压，并拿到偷拆板片者二人，送县枷责示众，乃散”云云。^[52]十九日刊出《派勇守桥》的报道说：“宁波新浮桥前日一营兵为守桥人打死，百姓具抱不平，已将收钱之两木房拆毁，并议将此桥入官，方可寝事。是以道署派勇十名，葛参府派勇十名，提宪派勇十名，在桥弹压，恐人或来拆损也。黄军门并派水勇十名在百官船，日夕泊于桥下防范云。”^[53]二十四日《宁波命案续闻》云：“营兵董得胜前为守新江桥之洋人安多呢打死，月之二十日，由英员照会瑞观察请派委员赴公馆会审，嗣因观察不欲派委，故审时既无人作证，又无人申辩，已将安多呢开释矣。二十二日午刻，公建新江桥之各股份人齐聚于广源洋行，盖议出卖此桥之价目也。”^[54]由此可知此事发生的缘起，由过桥营兵付费与洋人发生冲突引起，后营兵因伤重死亡，导致了中外纠纷，官府的处理，又引起民众不满，造成了群体性事件。

此后《申报》关于此事又有一系列的连续报道，如题为《议购浮桥》、《宁波近闻》、《浮桥殴死营兵案供词》、《宁波命案续闻》、《军门晋省》、《捐银购桥》、《重议公买江桥》、《殴死营兵案讯结》、《江桥命案续闻》，《申报》上还专门刊出了《论宁波命案》的社说。^[55]其中涉及宁波官府如何处置，奥国副领事夏君领走肇事者安多呢，会审的细情、供词与结案，宁郡人议捐资公买新江桥等。至四月二十八日（6月9日），则登有《议购江桥》的报道说：

宁波新江桥自营兵董得胜身死后，即经本地绅商拟出价向西人购取，因有从而尼之者，致迟迟未果。昨闻陈鱼门太守又与广源洋行主台佛生在后市财神殿商办，议定价洋一万六千元，于月底付讫。五月初一日准行人来往，所有桃花渡义渡船即行停止，其经费以作日后修桥之用。守桥人夫即从义渡舟子中挑选十六名，分为两班，轮流看管。但议虽如是，而此万六千元闻尚未措齐也。^[56]

此处“广源洋行主”西人台佛生即此桥的管理者。^[57]五月初八日（6月18日），又有《买桥定议》的报道称：

前闻宁波府陈鱼门太守定于初二日至江北岸广源洋行，与英人台佛生议买江桥一事。兹闻于初四日申刻五马出城，商定价洋一万六千元，当即交付现洋五千元，其余俟道宪与领事两署立案后即行交清，台佛生即写收单一纸，允为照数卖出。此信一传，合郡人民皆大欢喜，无不颂太守为万家生佛也。第该桥刻下尚须修理，大约至六七月间始能行走，筹费款艰，渡江人众，盖又日望其速成矣。^[58]

此后至六月初四日（7月14日），《宁波杂闻》栏报道说：“议买新江桥已付价，而尚欠找银一万一千元。初一日，陈鱼门太守筹齐付足，当立合同卖契交割清楚，止须择日修缮，行人便可往来矣。”^[59]二十四日（8月3日）《宁事杂录》又记载了新江桥竣工后主祭的仪式，称：“是时观者填街塞巷，欢声雷动，以为从此后可得利涉矣。”^[60]至此，终以中方集资购下此桥而得以解决这一事件。

由上述《申报》的报道，我们便可比较清楚地知道此事的原委曲折与前后经过，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场外交纠纷。^[61]正如后来《申报》所说：“向年宁波新江桥因争过桥钱，打死一兵，致成巨案。”^[62]而报道中讲到“固领事闻已由沪赴宁”，说的即是时任驻宁波英国领事固威林（William M.Cooper）由上海赴宁波处理这一事件。此时戈鲲化正在固威林手下。后来固威林在1879年11月致鼐德的信中称：戈鲲化“他在我手下工作了近三年……我发现他不仅随和恭顺，而且会办事，并因此使我的领事馆获得了当地官府的尊重。”^[63]自然也包括了此事的处理。由此可知，戈氏参与此事的解决，实际上周旋于中英之间，需协调化解中外之间、官府与民众诸方面的矛盾冲突，显示的是相当错综的关系，而并非如以往论者所说的那么简单，谓戈氏深知其内情，“以造福当地的百姓”云云。

一年后，陈政钥于光绪四年五月因病逝世，戈鲲化撰有诗作《挽鱼门太守》，谈到他自到宁波之后，便得到陈的器重和照料，其中一首又讲到：“去年为购新江桥，经营再四询刍荛。行人履险如坦途，惠泽长流汐与潮。”^[64]说的也是此事。综上，结合《申报》与其诗中所说，我们无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戈鲲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