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造成了什么

新清史在范式研究、理论和视角的运用上都有很大突破，其得出的结论在很多方面都是对以前清史研究的某种颠覆。因此，它毫无疑问地对国内外学术界都造成一次巨大的冲击，并引起了长期而强烈的持续反应。2001年10月，中南民族学院在湖北武汉召开“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国外族群理论在我国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2009年9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故宫博物院在北京联合举办“第十三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其中就有对新清史有关研究方法和研究史料的主题。同年，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谢世忠教授对硕博士研究生开设了“族群理论专题讨论”课，其中的“国族/国家理论”涉及了这一主题。在2010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德、日、韩、葡等国和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的60多名学者，就清代国家与民族认同、清代的政治文化、清代政治制度及其社会变迁等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濮德培、欧立德、米华健、张勉治等几位新清史代表人物均参加了此次会议。具体而言，新清史所造成的冲击，在国外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学术性问题，在国内还带有某种敏感的现实性问题。

（1）多方面的学术冲击

新清史学者在延伸“中国中心地方性策略”的同时挑战了“中国中心”，形成了“满族中心”。他们提出质疑，对一些深植于中国学界中的诠释典范是否也要拿来重新检验？寻求跳脱“大汉族中心主义”的局限，发现非汉他者（non-Han other）的观点。^[49]

新清史既是对“中国中心”的一种解构，也是对“满清”史的一种建构。这种建构克服了费正清晚清研究中中国为什么失败，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成功的研究思路，开辟了清前中期史研究中康、雍、乾为什么成功，中国18世纪为什么了不起，清朝版图为什么扩大，清朝为什么能长治三百年，清朝对共产党的国家有什么影响的研究思路。欧立德将满族“族群主权”的三种功能作为《满洲之道》的理论基础，认为正是清朝坚持八旗制度不被汉化，果断地迫使汉军出旗为民，把制度因素融入了身份认同，创立了一条清朝在中国统治近三百年的成功之道。^[50]在“少数民族王朝例外论”的阐述下，南巡不再是满族统治者倾慕汉文化和走向汉化，而是将内陆亚洲特征带到江南并进行自我炫耀，清帝特别是乾隆南巡极力塑造马上皇帝的形象是在挑战“马上不能治天下”的汉族观。^[51]柯娇燕对满洲认同的论述启发学术界：清朝一直在强化的满族认同在清末是否还在继续？这种强化是否给清末民初的满族特别是皇族带来了灾难？“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满族处处受到排斥，皇族都必须改姓金，如不改姓就不能就业”^[52]，这是不是新政权的满族政策对清朝的满族认同强化措施做出过激的反应？

满文与满语对于清史的作用，在学术界与非学术界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国内学术界当然有像王钟翰、刘小萌、定宜庄、杨贞、杜家济、赖惠敏、吴元丰、郭美兰等学者重视满文满语研究，但仍可看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担忧。《新世纪周刊》以“保留满文不仅是专家的事”、“满文百年内可能消失不在文化保护之列”、“满语消失，也就是100年的事情”为题，表示一种对满族文化的深度关注。缘于此，网上有人发文要“满族人掌握着自己语言复兴的命运”。勇担此责并表此心的吴元丰在面对满语满文高考的阅卷难度时，激动地脱口而出：“我去改卷！我可以去改卷！这算得了什么？”^[53]

（2）国内就现实问题的反应

中国国内十分关注新清史关于清朝性质的定位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合法性的影响，并因此出现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反应。夏明方认为，为新清史提供“地方性策略”的柯文“去冲击论”和“去近代化论”的根本目的，几乎都是对实际发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或者说对中国革命之合法性的质疑。^[54]欧立德也承认了新清史注意到大清帝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不同政治实体。辛亥革命后的知识分子长期面对如何从大清帝国中创造出一个新民族的国家的难题，这个工作至今未能完成。^[55]这有以下含义：一，清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标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在哪儿？清朝时期的民族是“胡胡”平等的关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仍然与汉族王朝相同是汉族对少数满族的压迫？二，中国至今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新清史用“族群”、“异己”等概念提出的“中国”、“中国人”是谁的问题，至今没有满意的回答。^[56]那么作为多民族的政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形成或者应该分裂成西方一样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不啻于挑战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认同观。

对于新清史运用的理论和提出的新观点，国内学术界在介绍新清史代表作的同时保持了一种审慎的批评态度，对其是否符合中国实际保留了意见。对于族群理论和汉化问题，黄凤祥出于政治考虑，认为用“族群”指称国内民族不利于民族团结，容易在现实中引起混乱；王亚南进一步强调，“族群的认同不能超越或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国家的文化认同必须大于族群的文化认同”；孙卫国则指出，强调民族认同对于满族统治的重要意义实际是陷入了“征服王朝”论者同样的误区；杨念群认为新清史是在“有意淡化其受汉族影响的历史”，族群理论所得出的“族群的客观特征论基本难以成立”。^[57]清王朝是将其他民族作为族群纳入中央政权的观点，对于中国的现实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因为现在的中国在疆域、民族构成、民族关系等许多方面都与清朝有可比之处，对清朝是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还是由多个主权或半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帝国这一问题的任何论述，都对如何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此，国内学者再次运用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进行回应，并对上位民族（国家民族）和下位民族（国内族群）进行了区分。^[58]对于清朝帝国观和殖民主义观，杨念群认为，新清史的帝国观和殖民主义观有过度政治影射的嫌疑，从而犯了“时代误置”的错误。“以现代西方民族主义兴起的模式比附清朝统治方式的逻辑，其背后的政治用意相当刻意而明显。”^[59]

作为一种总结，刘小萌有一个概括性的观点：新清史无论怎么强劲，毕竟是在异文化的视野中观察中国，而运用西方理论和话语系统诠释中国历史，始终存在一个是否符合中国实情的问题。^[60]葛兆光强调了解国外汉学、国外中国学的研究，首先要了解他们国内的学术背景、文化背景、政治背景，新清史跟过去日本东洋史初期的关联性是有“政治背景在后面的，虽然不像日本以侵略为取向”。^[61]

与上述学者不同，定宜庄是最正面肯定新清史贡献的学者。她认为新清史强调满族认同和重视满文档案的两个主要特征提出了深刻而宏大的问题，同时担忧清史学界“大一统”的阐述数量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硬、调子越来越高，但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却难以深入、难有突破，这对中国学术研究毫无裨益。^[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