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新”在何处

定宜庄高度概括了新清史的两大主要特征：“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和“特别强调对于满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18]这一看法似乎有待商榷。一是因为陈寅恪极为重视满文，很早就指出清代史籍档案中的一些满文名称的真正含义对于揭露清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疑案有极大关系。二是因为在中国的清末民初，日本东洋史对蒙、满、藏的研究就强调满族因素，并提出“中国是汉族中国即长城以南的中国”。因此强调新清史与日本东洋史的某种关联性，葛兆光直言“新清史并不新，老实说是旧清史”^[19]。既然强调满族因素和重视满文资料都不是新清史所“新”之处，那么新清史“新”的特点又体现在哪儿？

（1）理论与视角的新运用

国外学者卫周安首先撰文对新清史进行总结性的回顾并指出，民族认同和多元文化、性别、帝国和殖民技艺、战争和军事文化、地区和仪礼、公共和私人空间以及物质文化是新清史的基本特征。^[20]欧立德则说得更为明了：新清史的重要特点是清朝的世界化，其独特任务是挑战“大汉族中心主义”，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范式以及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朝，揭示满文档案所隐藏的事情，质疑满族汉化，区别“清朝”与“中国”并挑战中国革命的合理性。^[21]刘小萌认为，新清史的“新”不在于强调清与汉王朝的区别，也不在于强调满族因素和重视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而在其所运用的满族中心观和族群理论等。^[22]可以看出，对于新清史的结论所带来的挑战和其他敏感问题，如对于清朝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性质，欧立德说得更加大胆而直言不讳，定宜庄和刘小萌则有所回避。其实，新清史引起国外学术界的关注恰恰是它能够深深地触动中国；新清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也正是它已经触动了中国。

此处，笔者要分析的是，新清史的发力点在哪儿？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运力方式如何？这是其理论、方法与视角的特征；它的着力点又在哪儿？这是其在内容上的特征。

新清史共同的根本特征是“满族中心观”，即“中国中心观”在“地方性策略”上的逻辑延伸。“中国中心观”的逻辑延伸既使新清史没有明确否定清朝属于中国：直言不讳的欧立德在介绍新清史的史家“倾向在‘清朝’与‘中国’间画下一条界限，避免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时，也“担心把这条‘清朝’与‘中国’的界限画得太过明显”^[23]；又使新清史有时太过地方化或边缘化而显得“去汉化”，在理论、方法、视角和内容上十分地“非中国化”，在坚持清帝国满族中心的同时质疑了其中国属性。

就理论而言，新清史首先应用了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具体说来，族群理论的运用并没有得出完全一致的意见。柯娇燕、罗友枝、路康乐等人只把族群看作是现代现象进而研究19世纪以后的清史问题，并不认为族群理路能解释19世纪以前的清朝历史；欧立德和张勉治则将“族群”的概念，应用于相当于前近代的清前中期，并分别提出了“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和“少数民族王朝例外论（Ethno-Dynastic Exceptionalism）”。^[24]但新清史用“族群”和“异己”等新概念将满族认同的事实部分“问题化”，让新清史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质疑：“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是一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25]族群理论在清史中的运用，一方面刻意强调满族与汉族的差别，暗示清朝不属于中华民族；另一方面刻意强调清朝与中国的差别，暗示满族不属于中国，中国反而只是清朝的一部分。新清史还采取了适用于亚洲的帝国主义理论。米华健承认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灾难，但就清朝的对外扩张而言，它也是一个帝国；清朝虽然不是列宁定义中所指的帝国主义，但却是19世纪以前进行扩张的殖民帝国主义。^[26]何伟亚的《怀柔远人》、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濮德培的《中国西进》等著作都运用了这种旧帝国主义理论。

新清史较多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将满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比较，或者是将清朝与其同时代甚至以前的帝国进行并置。在以城市为研究内容时，《规划承德》和《新清帝国史》将承德与北京进行比较，北京是满族统治汉族的首都，承德是满族保持自我认同并与边疆民族一起形成的中心——另一首都；在以礼仪为研究内容时，《怀柔远人》和《帝国的话语政治》比较了处理礼仪冲突时，中英双方所怀有的天下情结以及它们在18、19世纪所有的主权想象；^[27]在研究军事时，新清史学者将清帝国和英帝国分别比作陆地和海洋帝国主义，《清朝的殖民事业》和《边界、地图和运动》又将清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进行比较，这在无形中运用了福柯所言的同时性和并置性。^[28]

“边缘”和“区域”的视角被美国清史学界广泛采用。以前的清史研究主要运用的是汉化观，满族及其特色都被汉儒主流文化“边缘化”了。新清史以满族为中心的研究无异于一种边缘化的研究倾向。最明显的当属《帝国之于边缘》，它以清帝国的自我认同为立足点，研究了中国北部的蒙古、西部的伊斯兰、西南的土司、南部的瑶、苗、黎甚至珠江支流西江的一个江心岛的土著等边缘族群；他们认为，由于仍然存在各种战事和纷争，那里还是未标明的清帝国边界。^[29]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和米华健运用了内陆亚洲的区域视角。作为一部新疆通史，米华健的《欧亚十字路》侧重研究新疆在世界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新疆为区域中心阐述了这一地区历史上的多族群、多文化特征。

上述新清史在理论、方法与视角上的惊人运用与发现，有着一个核心的方法在里面，这个方法就是柯文建立“中国中心观”的“条块分割法”，即从各自孤立的部分而非相互关联的整体出发来考察问题的还原论方法。它一方面拉近了清朝与边疆甚至英国等帝国主义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拉开了清朝与中国、满族与汉族的距离。这已经不仅仅是“去汉化”与“去中国中心”的问题，实际上将汉族排斥到了边缘甚至角落。

（2）问题与得出的新结论

前述国内学者对新清史问题有所回避的关键，不是其所运用的范式、理论或视角，而是新清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挑战了国内清史研究的既成观点。具体而言，主要是对满族汉化观点否定以及对满汉精英关系、清王朝性质、清朝民族关系的重新定位。

首先，满族的汉化（Sinicization）是新清史关心的第一个问题。他们质问，清王朝是如中国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完全汉化的、崇奉儒家统治观念的政权？还是一个刻意与汉文化划清界限、保持满族传统和族群认同的政权？

清王朝不是完全汉化的政权，当时的满族保持着自我认同，是许多新清史学者最为强调的一点。满族自我认同最早被认为在太平天囯战争之后才开始形成，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无论在满族自己的眼中还是汉人的眼中，满族从未完全丢掉他们作为单独民族的认同；满族的八旗制度和满城在整个清代始终存在，说明清朝的满族从未作为一个整体融入汉人社会。^[30]满文档案并非如一般学者所预料的那样，只是汉文档案的复制品，而是见证了清朝统治者所保持的满族认同，新清史学者据此对国内历史学家所坚持的认为清朝是一个完全汉化政权的观点展开了批评辩驳。^[31]

新清史学者指出，清王朝其实一直刻意与汉文化划清界限，注重保持其满族传统和族群认同。他们以“族群主权”和“少数民族王朝例外论”等概念来描述满清王朝的这一特点。“族群主权”突出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差异，确保了满族作为征服民族的整体性，是清朝这个内陆亚洲王朝生命力的本质。“少数民族王朝例外论”下的康熙和乾隆南巡不再是满族统治者倾慕汉文化和走向汉化的表现。乾隆尤其被看作是一个非常刻意保持满汉界限的例子公开宣扬。^[32]进而，满族自我认同的意识指导了成为统治者之后的满清官方通过历史编纂所进行的刻意书写：皇太极、康熙对爱新觉罗氏神话起源的苦心经营、清帝国对明代遗民和“贰臣”谨慎的或激或温的道德评判、文字狱的盛行和乾隆御制诗的书写等，都是在彰显满族和清王朝的自我认同。^[33]清军在入关前后，为了笼络外族，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八旗，以助其征服中原大地之盛举。成功入关之后，为了在精神上征服汉人，迫使汉族男性剃头，遵从满人习俗。而在其建立和巩固了全国政权之后，清朝又刻意保持和强化满汉畛域，迫使汉人“出旗”，反对满族妇女行汉人习俗守寡和缠足，以保持满族的整体性特征。^[34]

新清史学者虽然并未完全否认清王朝对儒家统治观念之崇奉，但强调的是满族族群认同之于“汉化”的异化作用以及对满族汉化这一概念的纠正。他们认为，清朝的统治不仅建立在满族接受汉族政治标准及汉族精英认可的基础上，更建立在保持占多数的汉人与作为征服者的满人之间的族群畛域这个基础上；为保持满族少数统治，同化和异化都有重大意义；满族统治者部分地接受汉族政治制度并不意味着把满人变成汉人，因此，仅仅用“汉化”去描述清王朝吸纳汉文化影响的一系列举措是有相当误导性的。^[35]

其次，清廷与汉儒精英的关系是一个与满族汉化相关的问题。满族统治者与儒家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利用还是归化？他们与汉族的儒学精英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利用汉人以便统治汉人，还是从文化上以汉文化为优越文化而自愿汉化？

在汉化问题中，新清史学者对儒家思想是清王朝合法性基础之一的定位暗示：与满族统治整个国家的另一基础——保持满汉畛域相比，将儒家思想作为基础只是满族统治者对它的利用。清代的皇帝们借助儒家“法祖”和“孝道”的旗帜，赋予巡幸这一非汉民族传统以汉族恪守家法的内涵，却又借机展示了满族意识形态，加强了满族精英特权，对汉人传统政治文化中“马上不能治天下”的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改造。^[36]

新清史学者认为，乾隆皇帝非常乐于坐观江南的商人和士人这两类汉族精英的明争暗斗。南巡则是从中驾驭的绝佳机会，其中心问题事实上是清廷对江南地区汉族精英的控制和安抚。包括清朝在内的非汉王朝统治者在接纳汉式官僚体制的同时，其实也在使汉人的政治模式适应自己的需要。乾隆通过多种方式对汉族精英和汉儒文化进行了筛选和修正：《四库全书》的编纂就是公开表明清朝利用汉儒文化的著名例证；清帝南巡带领大批蒙古、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首领和使节随从，却又是故意向汉族精英炫耀自己的民族特色，使汉族精英在政治和心理上适应作为异族征服王朝的满族统治者。^[37]

不仅如此，满族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汉儒精英进行了有趣的较量，不过这种较量像柯娇燕的“半透明之镜”一样隐藏灰暗。儒家思想具有一种普遍主义倾向，认为自己的道德体系可以也必须应用在任何地方，同样适合于满族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清帝国，儒化和汉化其实是以儒家道德体系制约清王朝的一种企图。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马背上的朝廷这种少数民族王朝的“例外”，通过“编造”满族的起源神话和编纂灌注满族意识的《四库全书》等来加强满清帝王的至尊地位，使普遍皇权成为无所不包的象征，显然是一种自我普遍主义的书写。清朝的普遍皇权也因此是对早期现代世界中的儒家文化、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解构。^[38]

第三，有关满族汉化问题、清廷与汉儒精英关系问题的颠覆性回答，引出了清王朝性质的问题：清王朝的性质究竟为何？是儒家意义上的一个朝代，尽管是少数民族当权；还是一个本质上非儒家、非汉人的政权？

新清史认为清王朝不是完全儒家意义上的朝代，它具有许多非儒家和非汉人的因素，或者说具有明显的内陆亚洲特征。如前所述，清朝的统治更建立在保持占多数的汉人与作为征服者的满人之间的族群畛域这个基础上；保持满汉畛域的异化对保持满族少数统治也有重大意义。因此儒家传统只是清王朝的两个基础之一，而满族特征本身就是非汉人和非儒家的因素。除了上述汉化问题讨论中提到的论著，对于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乾隆皇帝木兰秋狝以及清朝宫廷萨满典礼等多种研究都对此作出了说明。^[39]在“内陆亚洲”或“亚洲腹地”概念下，新清史学者不仅研究了满族的非汉和非儒特征，也对清王朝统治下其他民族的非汉和非儒的因素做了重点研究，认为清王朝通过南巡将这些内陆亚洲或者说亚洲腹地的特征带到江南大肆宣扬^[40]。清王朝的这种“内陆亚洲”或“亚洲腹地”意识形态特征挑战了汉儒学者同心圆的天下观，建构出一个不同的天下观：清帝国是向心的，但中心的象征体既不是一个抽象的“中华文明”，也不是儒家的天子，而是具有内陆亚洲特征的爱新觉罗家族和具有多侧面的清帝。^[41]

前述已经指出，西方学界的亚洲帝国理论于资本主义的高级形态之外，对于何谓“帝国”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并被应用于清史的研究。新清史学者将清朝与英帝国进行对比研究，从帝国而非文明（或文化）的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肯定了清朝的帝国构建及其亚洲腹地色彩浓厚的内陆帝国特色，认为清帝国和英帝国“各怀有天下情结”，都在各自建立其“主权想象”。^[42]这种帝国观，不是列宁所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态，而是与早期现代国家的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的。^[43]新清史学者以广阔的比较视角对清朝和俄国、土耳其、英国等帝国进行了共时性研究，获得了新的观点：近代早期欧亚地区的中国、俄国之间的接触，说明清朝中国具有殖民主义特征。^[44]

最后，作为一个非儒、非汉王朝，与汉族王朝相比，清朝那种内陆亚洲特色统治下的民族关系是否有所不同，也成了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满族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还是一个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帝国？满族统治者与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民族是作为半独立的政权实体臣服于清朝，还是作为族群被纳入一个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

西方学者一般将帝国理解为介于民族国家和国家联盟之间的半国家形态。因此，新清史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一个由多个相对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组成的，这为他们研究清帝国中的民族关系和民族主权问题奠定了基调。新清史学者没有明确断言清王朝包含了多个民族政权，但他们很确定地将清朝定位为一个帝国，从而承认或强烈地暗示了清朝包含了多个民族政权。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的应用，体现了清帝国与其他帝国的民族关系。就清帝国内部的民族关系而言，其殖民主义理论仍有一定市场。米华健研究了性别殖民主义，认为清朝在对帝国边缘的土著少数民族进行教化时，女人成了淑仪典范，满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和行为方式经常作为清朝完成其殖民事业的标尺，这是香妃作为一位穆斯林女性的意义。后来，米华健进一步研究了清朝对准葛尔的平定，认为随后的殖民主义开始并发展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新疆建省后大量汉人的涌入是殖民过程的高潮。作者眼中的清帝国对殖民后的新疆各民族在经济等各方面平等对待，这种态度下的“胡胡”关系是清朝成功的重要根基。^[45]

新清史学者指出，清朝统治者在承认各民族差异的同时，刻意地强调了各族间的平等。如前所述，清朝的统治中心是满洲统治者而非中原、汉儒文化，各族的地位在原则上是平等的。以往认为“华”、“夷”具有不平等的意味，但雍正在读《孟子》时却创造性地把“夷”解释为“方域之名”，并引孟子提出“舜东夷人也，文王西夷人也”，如此便将“华夷之辨”改造为一种“界定主权统治之边界”的工具。在此框架下，五种语言或五族共存就不是等第分明，而是具有某种更像是相互平行的关系。^[46]

新清史认为满清王朝很多时候是将其他民族作为族群纳入中央政权的。作为社会文化概念，族群是新清史学者的主要理论工具。他们对台湾土著的性别研究、对客家和棚民民族性的研究、对新疆在历史上多种称谓的重新解读，都展现了清代历史的多族群和多文化特征。新清史学者的族群也是一个政治概念，指明了清朝统治下的民族是一种臣服于清朝的半独立政权。乾隆朝的西藏就具有相当的半独立性；北京代表着对汉族的无情征服和压制，承德则暗示了清朝在对汉族进行征服的同时，为其他民族保留了相当的政治自决权。^[47]新清史运用族群理论的一个结果，是满族“族群主权”概念的提出。族群主权在清代“或明或暗地表达了三种功能——确保大清帝国的统一、对汉人保持警惕，以及保持征服民族的整体性”。^[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