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等社会因素致贫返贫

二、市场等社会因素致贫返贫

从最直观的层面上来看，物质生产资料缺乏是导致中国农村人口陷于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宏观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是消除贫困的首要事项。然而，在推进国民经济走向繁荣昌盛的过程中，我们却发现，即便是在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贫困问题的存在。抛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缺陷不说，最为保守的结论，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未必能够全面消除贫困。而且，如果国民经济发展不好、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反而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更加严重的后果是，如果贫困地区在“自然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方面失去控制，很可能会造成更大规模的资源浪费和生态污染。例如，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是世界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但是，过度的城市化发展，却带来了贫困、拥挤和污染。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墨西哥工业化水平提升，城市得到迅速发展。农村由于实现机械化，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农村的恶劣生存境况，使大量人口盲目地进入城市寻求发展机遇。然而，由于进城打工的农民大多年龄偏大、缺乏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很难适应城市工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外来务工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就聚居在一起，城市中心出现了连片的贫民窟。”^[111]因此，市场经济在推动国民经济走向繁荣的同时，也会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而且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能力、财力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条件下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强调指出，市场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当然，市场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农村，由于教育、医疗、社保、培训、养老等相关制度及配套体制机制构建的严重滞后，导致农村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在市场经济竞争条件下无法实现有效配置，难以有效发挥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优势。“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属于典型的买方垄断市场，表现为虽然供给竞争激烈，但需求却高度垄断，雇主支付的工资水平往往低于均衡工资，要素替代也非常有限。”^[112]因此，对于农村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无论是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还是进入城市务工，都无法有效增加收入，这种消极现象的存在，也为现阶段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振兴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经济自由和市场机制最显著的社会功能是导致‘社会问题个人化’的社会环境。”^[113]现阶段，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起到了越来越为重要的作用。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医疗、社保、培训、就业等配套保障体制机制严重缺失，以及“社会问题个人化”所带来的沉重家庭负担，成为致使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居民陷入贫困的重要因素。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压力，不仅仅是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对脱贫致富的迫切需求，也不仅仅局限于对环境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而且还在于有效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不确定性因素。因此，赣南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具体实践，与一系列市场等社会因素、地质灾害等自然因素紧密交织在一起，成为致使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您家庭生活最大压力来自于哪方面”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4－23所示：

图4-23

选择“子女教育”（选项一）的人数共计326人，占全体总数的45.59%；男性有22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4.31%；女性有6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8.23%；书记有5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5.61%；党员10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8.00%；群众有12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5.22%；学生有15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0.98%。

选择“住房问题”（选项二）的人数共计90人，占全体总数的12.59%；男性有6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2.57%；女性有2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73%；书记有1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04%；党员有1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00%；群众有3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5.22%；学生有6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0.26%。

选择“收入偏低”（选项三）的人数共计221人，占全体总数的30.91%；男性16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3.33%；女性有4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8.37%；书记有2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81%；党员有6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0.67%；群众有4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1.30%；学生有7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4.84%。

选择“医疗困难”（选项四）的人数共计78人，占全体总数的10.91%；男性有3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59%；女性有27人，占该群体总数19.15%；书记有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26%；党员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11%；群众有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91%；学生有1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25%。

选择“养老问题”（选项五）的人数共计45人，占全体总数的6.29%；男性有1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79%；女性有2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89%；书记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39%；党员有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67%；群众有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48%；学生有2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86%。

选择“家庭负担重”（选项六）的人数共计80人，占全体总数的11.19%；男性2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19%；女性有4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8.37%；书记有1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0.53%；党员有5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5.33%；群众有3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78%；学生有5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6.67%。

选择“其他”（选项七）的人数共计32人，占全体总数的4.48%；男性有1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40%；女性有14人，占该群体总数9.93%；书记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39%；党员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89%；群众有3人，该群体总数的1.30%；学生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98%。

选择“弃权”（选项八）的人数共计17人，占全体总数的2.38%；男性有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60%；女性有0人，占该群体总数0%；书记有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88%；党员有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群众有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4%；学生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98%。

以上调查统计数据表明，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中，赣南地区农村居民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从整体层面上来看，大多数赣南农村居民对“家庭生活最大的压力”的回答排在前几位的由多到少依次是“子女教育”、“收入偏低”、“住房问题”、“家庭负担重”、“医疗困难”。赣南农村女性群体的回答最为典型。农村女性作为对农村家庭生活状态感知最为敏锐的一个群体，在“养老问题”、“家庭负担重”等方面的压力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在实地走访与个案访谈过程中，笔者遗憾地发现，安全问题也成为贫困地区农村妇女群体面临的重要压力源之一。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留在农村的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成为农村居民的主要群体，这种社会防御能力较为脆弱的村民性别、年龄结构，导致赣南农村在安全防御层面上显得尤为薄弱。同时，这也是近年来在个别农村地区，犯罪活动极为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部分农村贫困地区，有的青年村民“好吃懒做”，“等”、“靠”、“要”等观念陈旧，天天“无所事事”，“偷鸡摸狗”，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危害了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安全。留守妇女群体作为从事农业活动的主要力量，也是照顾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重要群体，更加能够深刻地感知农村家庭生活的巨大压力。

在本问题给出的所有选项中，赣南农村贫困地区村民感觉压力最大的问题是“子女教育”。众所周知，农村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知识、技能以及健康水平，会显著影响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赣南农村贫困家庭的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缺乏”，所以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儿童营养不良”和“子女教育短缺”，也形成了赣南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儿童早期发展最敏感期均在4岁以前，在此期间为其提高营养水平和提供优良的教育，能为儿童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往往资源匮乏，要在短期内实现区域发展的大跨越、居民收入的大提高，难度很大。但从这些地区2亿人口中约4400万14岁以下的儿童入手，实施营养保障、早期教育和义务教育全面覆盖，对于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实现这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突出意义。”^[114]因此，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以提高生理水平和加强农村教育培训以提高智力水平，成为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长期历史积淀的沉重负担和落后的观念，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却深陷贫困泥潭。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实施了以工代赈扶贫、“政府＋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扶贫、整村推进扶贫、自愿移民搬迁扶贫、劳务输出扶贫等一系列扶贫开发措施，效果显著。这些重点不同、方法各异的减贫措施，在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创造脱贫致富机会和提高发展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英国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希拉里·本曾经评价道：“开发式扶贫”的实质是以“市场化”手段解决贫困问题：“中国凭借此成功模式成为领导世界扶贫事业的力量。”^[115]在国内学术界，针对中国减贫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有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由于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市场化过程中农民社会资本弱化、正规金融市场供给不足、民间金融市场发育缓慢不规范、农民自身家庭资产积累水平低等原因，造成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异常脆弱，只有通过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农民的脆弱性，避免农民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又陷入贫困的陷阱，实现农民真正脱贫。”^[116]

当前，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绝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单方面力量，因为完全失去政府控制的市场，也有可能会成为导致农村居民深陷贫困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在消除农村贫困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速，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等一系列因素的存在，导致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在市场化竞争过程中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还会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的成绩主要源自经济增长，但收入分配恶化又拖累了增长对反贫困的正效用，且收入分配对反贫困的负效用正在递增。”^[117]所以，绝对不能把农村扶贫工作进行简单的产业化操作或单一的市场化运作，更不能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建设，与西方经济政治体制机制运作模式有着显著的不同。例如，社会力量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减贫工作中曾经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社会组织力量在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中的现实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我们从事扶贫的社会组织太少了，再有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感没有西方强。如果是要市场化，不把这些企业发动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包括我们扶贫基金会为什么举步维艰，就是从企业筹不到钱。”^[118]因此，从赣南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具体实践过程来看，市场风险等社会因素的消极影响，成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制约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