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等自然因素致贫返贫

一、灾害等自然因素致贫返贫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大多存在着生产、生活、生存条件恶劣的现象，生态环境极为不利，旱、涝、冻、风、沙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根据2009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贫困人口4007万人，居住在山区的占51.9%。”^[108]而且，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由于“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与“经济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所引发的农村地区贫困人口致贫返贫的比例，也不在少数。有学者曾经精练地描述了由于处理不当而引发的“生态恶化”与“持续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当一定面积的土地产出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人们就会通过牺牲资源和破坏生态来换取农业生产的增长。这种广种薄收、粗放经营和农林牧分离的落后农业开发习惯，是造成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人们为糊口求食，往往‘越穷越垦，越垦越穷’，最终陷入‘生态贫困→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这类地区的经济发展大多呈如下模式：陡坡耕作→陡坡面积扩大→水土流失加剧→地力下降→食物产量下降→陡坡耕作→环境恶化。”^[109]

在国外，曾经也出现过许多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关系而引发巨大损失的深刻教训。例如，1967年，拉丁美洲国家巴西采取了“发展极战略”，依据“发展极—增长点”理论，在贫困落后的亚马孙地区的玛瑙斯建立了一个“经济发展极”，力图使东北部干旱地区的贫困人口在人烟稀少、经济“空白”的亚马逊湿热地区实现“农业移民”定居，进而实现扶贫开发与经济增长并举的效果。然而，巴西的这种移民扶贫政策效果不佳，甚至造成了人口贫困与生态恶化的两难困境。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事实证明，那些从干旱区到湿热区开发农业的移民，遇到的气候湿热、病虫害、草荒土地开荒后肥力减退和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等一系列难题，远比在故土解决吃饭问题更加困难。而且使亚马孙热带雨林被毁达1.6万平方千米，亚马孙热带雨林面积的减少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最大的生态问题，被普遍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世纪性过失’。”^[110]

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等自然因素所导致的农村居民致贫返贫现象，不在少数。一方面，在自然生态环境较好的“生态环境功能区”，由于资源瓶颈的约束性越来越强，再加上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构建的相对滞后，严重影响了农村贫困村民的脱贫致富。赣南地区有36.3%的区域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有83%的土地是山地和丘陵，虽然具有低成本招商条件，但是，这些地区难以作为工业用地利用，致使赣南地区矿产、森林、环境、历史文化资源等无法有效开发利用，而这种内部不足、成本上升的“双重压迫”，使赣南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具体实践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在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脆弱区”，特别是居住在地质自然灾害频发山区的赣南农村贫困人口，极易因为自然灾害的影响而陷入贫困。例如，赣南地区自2001年之后连续几年发生自然灾害，大约致使五万人返贫，在此期间因自然灾害所导致的返贫率高达20%。特别是在一些水、土等自然资源匮乏、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的地方，如果不进行移民搬迁，不仅会致使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居民长期陷入贫困无法自拔，而且还会导致农村贫困地区的自然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态势进一步恶化。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您是否担心后代人的生活环境会越来越差”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如下：

选择“非常担心，并做力所能及的事”（选项一）的人数共计284人，占全体总数的39.72%；男性有17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53%；女性有7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3.90%；书记有4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7.72%；党员有5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3.56%；群众有8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7.83%；学生有11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6.93%。

选择“担心，但没有办法”（选项二）的人数共计366人，占全体总数的51.19%；男性有27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4.69%；女性有5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8.30%；书记有6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7.89%；党员有11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9.78%；群众有13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7.83%；学生有14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8.69%。

选择“不担心”（选项三）的人数共计41人，占全体总数的5.73%；男性3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59%；女性有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84%；书记有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1%；党员有3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5.56%；群众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17%；学生有2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54%。

选择“无所谓”（选项四）的人数共计10人，占全体总数的1.40%；男性有1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00%；女性有0人，占该群体总数0%；书记有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党员有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8%；群众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87%；学生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63%。

选择“其他”（选项五）的人数共计14人，占全体总数的1.96%；男性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20%；女性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96%；书记有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88%；党员有2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33%；群众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30%；学生有1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21%。

图4-22

如图4-22所示，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大部分被调查居民都表示担心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在“您是否担心后代人的生活环境会越来越差”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排在前两项的从多到少依次为“非常担心，并做力所能及的事”和“担心，但没有办法”。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实地走访及个案访谈资料显示，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大部分农村贫困居民对此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无奈的心态。随着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生态保护措施在实践层面的日益推进，因人为因素引发的水土流失、泥石流等自然地质灾害有所减少。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与能源紧缺的日益紧张，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内在张力逐渐增加，极端性气候时有发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较大的挑战。近年来，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在移民扶贫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自然地质灾害所带来的致贫返贫。然而，部分地处偏远山区的赣南贫困农村，贫困居民居住非常分散，生存、生产、生活自然生态条件极为恶劣，成为名副其实的“贫困死角”。由于赣南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再加上山区面积较大所造成农民搬迁的土地资源紧张和长期的经济贫困带来的资金短缺，成为移民搬迁的双重瓶颈。同时，与“没钱拿来搬，没地可以搬”更为严峻的挑战是，在个别赣南农村贫困地区，故土情结、乡土情怀等保守观念十分盛行，成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推进生态脆弱区贫困村民实施移民扶贫最大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