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家们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对教学理论、教学原则和方法，以及对教师的要求，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见解。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富有启迪教育意义。它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也是对世界教育思想宝库的重大贡献。现择其要介绍如下：
一、因材施教 启发诱导
“因材施教”是公认的优秀教学思想之一。孔子注意观察了解学生。用他的话说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4]，即看学生的所作所为，了解学生的经历，以及学生的兴趣爱好。对于学生不仅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而且还“退而省其私”，即考查学生课后私下的言语举止，全面掌握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他对学生的性格特点了如指掌，有时从其优点分析，有时从其缺点分析，有时对不同学生作比较分析。他针对学生不同性格特点，有的放矢，循循善诱，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说教。有时学生问同一个问题，他却作出不同的回答。《论语·先进》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做吗？”孔子回答：“有父兄在，岂能如此。”一会儿冉有也问“听了就去做吗？”孔子回答：“听到了就去做。”公西华很奇怪，问孔子为什么作出不同回答，孔子说，子路性情急躁，所以让他缓一缓；冉有性格和缓，所以激励他。这表明孔子很注意也很善于因材施教。后代的教育家如孟子、朱熹都十分推崇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并将它发扬光大。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喻是教学如治病，治病要因病发药，教学也应注意学生个性的长短优劣，要因人施教。
总之，中国古代教育家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异，他们反对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而主张通过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教育家特别重视启发诱导，去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智力潜能。孔子有一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5]孔子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有一次他的学生子夏读到一首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问孔子这诗的含义，孔予回答说：“绘事后素。”子夏领悟到老师的意思是说，作画须先有素洁的底子，以此比喻“礼乐”须建立在“仁义”的思想基础之上。但子夏对这一想法还不能十分肯定，于是进一步问：“礼后乎？”孔子听后高兴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6]这首诗原意如何，姑且不论。从教学法的角度看，孔子在这里避免用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利用形象思维的作用，由生动具体的画面，引向抽象的道德观念，以便使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主动去认识“仁义”的意义，从而自觉地接受“礼乐”的教育和约束。这可以说是一个启发式教学的范例。
二、温故知新 学思并重
《论语》中有几句关于学习、思考的孔子语录是至今都还经常被引用的。这几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充分肯定并将其进一步发挥。他认为那种只知机械地重复旧闻而不能触类旁通的人，是不够资格当教师的。
温故知新反映了这样一条教学规律：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只有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牢固掌握所学的知识，只有对所学的知识熟练了，才可举一反三，由已知探求未知。这种既重视“时习温故”，又不忽视探索新知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在学习与思考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教学思想是主张学思并重，但其中的基础是学习。“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7]荀子也说：“吾尝终日而思之，不如须臾之所学也。”[8]并认为应在学习的基础上“思索以通之”，即通过思维活动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
《礼记·中庸》把孔子学思并重的思想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学习步骤。《中庸》还明确指出，一个人的聪明与坚强是在不断的学思结合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决定因素是个人顽强的努力而不是他的天资。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中辩证法的发展高峰。
三、循序渐进 由博返约
中国古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孔子的学生赞扬孔子“循循然善诱人”[9]。孟子认为教学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应自强不息，不可松懈或间断；一方面也不应流于急躁。他以禾苗生长来比喻人受教育的过程，一方面应尽力耕耘，反对放任自流；另一方面又反对揠苗助长、急于求成。朱熹更明确提出“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的教学思想，他强调教学要坚持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由浅至深，由具体而抽象，由已知到未知。
总之，知识的积累，智力的增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注意到教学的阶段性和节奏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中国古代教育家重视“博学”，同时又要求用“一贯之道”去驾驭广博的知识。博是约的基础，在博的基础上求约，即根据一定的原则去归纳、简约或精要各种知识成果，得出简明扼要的结论。孔子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予一以贯之。”孟子接受了这种思想，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指出不仅要博学，而且还要善于由博返约。这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与学习方法，也是一种教学方法。
四、长善救失 教学相长
长善救失的教学思想是《礼记·学记》提出来的。《学记》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学习过程中，有的学生表现为贪多务得，过于庞杂而不求甚解；有的学生表现为知识面太窄，抱残守缺；有的学生表现为学不专一，浅尝辄止；有的学生表现为故步自封，畏难而退。这四种类型的毛病反映了学生对待学习不同的心理状态，教师只有了解这些心理状态，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克服这些毛病。教师必须掌握具体情况，因势利导，既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又要善于克服学生的缺点。
多、寡、易、止虽各有毛病，却也包含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明代王夫之说：“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于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教师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挖掘、培养、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这就是扬长补短，长善而救其失。这里既包含有重视正面教育、因势利导的含义，又包含有因材施教的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富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运用矛盾转化规律，特别强调要看到学生身上的优点和积极因素，即使是次要的、隐蔽着的也要看到，以便巩固、发扬积极因素以克服消极因素，依靠优点克服缺点。应该说，这是中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精华。
《礼记·学记》中还明确提出教学相长的思想。“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里深刻地阐述了“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对立和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反过来，学也能助长教，这就叫做“教学相长”。“教学相长”不仅意味着教与学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
唐代韩愈继承与发展了“教学相长”思想，进而提出“相互为师”的观点。他一方面肯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新思想，教人要树立“能者为师”的观念。这些深刻的教学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家对世界教育思想宝库的卓越贡献。
五、言传身教 尊师爱生
中国古代教育家根据自己教育实践的经验，对教师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孔子有一句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0]他主张老师应以自身的正气、言行教育学生，否则“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教育者不仅应长于“有言之教”，也应长于“无言之教”。
后世都把教师品德高尚和学业精进看成是教书育人的必要条件，俗话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可见“人师”的标准不仅只是传授知识，更要求为人师表。
中国古代教育家还提倡学生尊敬教师，教师热爱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无数尊师爱生的佳话。孔子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品德和学业的增进，也关心学生的生活与健康状况。他看到学生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学生家贫，他常接济；学生有病，他去看望；学生死了，他十分伤感。学生也敬佩孔子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教人得法。他死后，学生们在孔子墓旁搭起草房，守丧三年，分别时痛苦难舍，子贡不忍离开，独自又住了三年。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犹天之不可阶而登也。”表达了学生对孔子无限的怀念和景仰。
墨子在教育实践中也强调尊师爱生，墨家师生之间能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墨子和他的学生们“以裘褐为衣，以跂 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11]。学生追随墨子“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说明师生关系是在同生死共患难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荀子提倡学生超过老师，他以形象的语言说：“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说明了这一教学发展的规律。
宋代程颢和善可亲，学生们和他相处，常感到“如坐春风和气中”。程颐则威严刚毅，有的学生见他瞑目静坐而不敢惊动，立于门外等候至雪深尺余，留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朱熹曾批评过官学师生关系淡漠，“师生相见，漠然如行路之人”。他发扬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循循善诱，孜孜不倦，师生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
种种佳话轶事，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常为后人称道和借鉴。
【注释】
[1]《孟子·尽心上》
[2]《论语·学而》
[3]《论语·卫灵公》
[4]《论语·为政》
[5]《论语·述而》
[6]《论语·八佾》
[7]《论语·卫灵公》
[8]《荀子·劝学》
[9]《论语·子罕》
[10]《论语·子路》
[11]《庄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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