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都叫我史蒂芬老师

　　（陈兴华：深圳团市委义工队长，武都区贡院小学志愿者）

　　孩子们叫我光头老师，大一点叫我史蒂芬老师，我们本来不是老师，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做，我给自己打最低分。

　　——陈兴华

　　陈兴华，北京人，34岁，深圳市团委义工队队长。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可是到了陇南灾区，他却认为自己错了，本来是到陇南灾区做志愿者，是想为这里的人做事情，可没想到，自己受益却比付出要多得多。他说：我本来有两方面的想法，想把这想法实施到学生当中去，一个是支教，一个是宣传支教精神。可是在大前天晚上，我的一个学生骑自行车遭遇车祸，我真的蒙了，那个遇难的学生是六年级二班的，画画得很好，是特别听话的一个孩子。我现在不知道能为他们做什么？他低着头，听得见嗓音里低沉的抽泣。那个学生骑着自行车，后坐上带了一个同学，不知怎么搞的，骑车的孩子已经身首分离了，另一个躺倒在地上，也昏迷过去了，肇事的出租车司机还不知道，还在跑，路边的人大声喊叫，出租车才停下来，一个当场死亡，一个送往医院，可能会瘫痪。这个事情，在我心里扎了十针，很疼。事情发生以后，我就想，不管做志愿者还是教书育人，对小孩子们安全教育这一块，要特别强调，要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毕竟是孩子吗，忘性大。平时，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多多少少对安全问题都有些忽视，事情发生了，就晚了。我给父亲打电话，给公司打电话，他们都愿意给这两个孩子做点什么，比如说寻求法律援助，等事情有了调查结果，我会及时跟进。

　　陈队长说出的每句话似浸染在悲伤中，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一样的压抑。正说着，瞿能友老师笑容满面地提着水壶进来了，挨个给大家倒了水，说，天冷，关上窗户吧！说着就上前关了窗户。大家相互说过话，气氛就慢慢缓和过来了。

　　到甘肃陇南来，市里、前方指挥部、学校对我们很关照。感到不好的是出租车司机，听到外地口音，会向我们多要钱，我相信，我们10个人里面，都不会忘记这一点。

　　在参加工作这几年中，觉得自己运气好，从开始工作就很顺。我是搞商务工作的，负责四川双流机场合作项目。当年，在上大学时，我也是跟着学长们勤工俭学，刚出校门就遇上泰国富商——红牛饮料的总裁。到红牛集团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22岁就做到红牛的副总裁。十几年过去了，我的同学们从低做到高，都有了一个完整的企业机构，他们是一步一步上来的，在处事方面要比我做得完美，现在很多人追上了我，也有一些超过了我，比如我的校友，腾讯的总裁。这种状态下，我自己觉得应该停一停，正好这个时候深圳招募志愿者，到灾区援建，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也不排除自己心里真的是愿意到灾区来，更多地想为这里的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同时自己也好好静一静。比如大家拿出私房钱，帮助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还有读硕士的也掏腰包援助。曾幻想过再回到学生时代，没想到来陇南做志愿者，不是当学生，而是当了一回老师。当老师不像搞企业，在企业是领导，在学校还真有点不适应。我被安排到贡院小学，带三年级和六年级的英语。当时团委安排我们支教，嘴里接受，心里是不愿意的。到学校才知道，教学这一块，主题比较分散，大家意见过多，领导很难将每个人的意见统一起来。而我到学校当老师，没想过体罚学生，这也有违老师的初衷。作业做得好的学生，下课之后会用糖果之类的东西奖励一下，这种作法孩子们乐意接受，我们教得也愉快，也有一些效果。但本地老师不赞同，他们打学生。他们教得一板一眼，可口语不行，写得多，学生作业也做得不好。校长也不支持我的做法，找我聊到此事，很严肃，以后就改了。我们一块从深圳来的志愿者，有几个也遭遇到被停课的处罚，堡贞小学有三个志愿者，张真、张奎、杨全国，一个是湛江的，两个浙江的，带地方口音，校方给他们停了课，他们心里老想不通，后来又给复课了，但总还是不愉快。我发现，这里的很多孩子，对待功课认识有误区，比如说英语，在他们看来就是副科，上英语课的时候，好学生在听，更多的学生没有听，在底下玩，等待下课。老师也一样，认为英语不重要，也不认真教。我上英语课，课堂上教得很愉快，注重口语练习。深圳过来的这些人，英语可能要比他们好一些。对待小学生，首先要培养兴趣，感到有了兴趣，再慢慢跟进，到了初中才正式学习，你只能用另类的方法给孩子们提兴趣，课本上永远没有兴趣。大家在一块讨论，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们好好听课，做好作业？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对待小孩子还是多鼓励，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来到这里，只是针对小学生，在课堂上或者课外活动时，能让他们高兴一天就是一天，多少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快乐就好，这有个前提，在不影响孩子们学习的条件下。我们几个在一起常说不希望有周末，上课下课有学生来找你，让你解答一些问题，这样的时光是非常愉快的。

　　孩子们叫我光头老师，大一点叫我史蒂芬老师，刚到学校时，校方以为我们是专业老师，想让我们与本地老师做些沟通与交流。可是，我们根本没有新的教学方法，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老师，这是我们的困境。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做，至于做得好不好，我给自己打最低分。因为有这个困境，大家都想为学校做些事情，堡贞小学的张奎买了3000元的书籍，开始捐到自己带的班里，想建立一个小图书室，校方不答应，只好将书籍捐到图书馆。可是图书馆的书老师借不来，班主任也借不来，他可急坏了，就与校方协调，要回了80本，发给了班里的学生。

　　所幸的是，学校每个年级的都教过了，在师资力量不足的时候，校方会安排我们上课。三河镇有三个志愿者，那里条件也很差，听说他们常在河里洗澡。小学生们每个月只有5块钱的饭菜费用，每顿是水煮面条吃。我们的前任队长是深圳南山人保财险的办公室主任，她组织公司捐了款，与几个职工来到三河镇，给孩子们送去学习文具、书包之类的东西，给他们买了衣服。衣服的标签上有标价300元的字样，有个孩子跑去问老师是不是写错了？他不相信竟然有300元的衣服。洛溏镇有一个《宝安日报》的覃忠武老师，本来分到教育局了，自己又申请到洛溏中学去了，教地理、语文，我们管他教“万能教”。他在那里很安静，教学方面也做得很好，肯定有几个孩子会被他所影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对孩子的学习也许是个动力，孩子们心里有一个想走出去的渴望，就达到了支教的目的。

　　还有一个月就要回去了，大家都有种急促感，要做的事情很多，能帮助一个孩子就帮助一个，心里舍不下的太多。回去以后，会对自己的工作重新规划，这个时期看到的、经历的，已变成了一种能量，会在我以后的人生过程中起到发酵的作用。这是我来陇南之前没有意料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