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老师都教给学生什么知识

第一节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私学的创始人。在古代史上，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他的思想早就传及亚洲各国，今天他是为世界所公认的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他对后世的教育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生在当时的文化中心——鲁国，孔子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一个“有力如虎”的猛士，因立两次战功，被提升为陬邑（今山东曲阜南）大夫。孔子三岁时，先丧其父，十七岁时，又丧其母。孔子的家教中重视礼仪之教，生活贫困，促使他较早为谋生做事，学会多种本领，他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1]他青年时期在季氏门下当过委吏（管理仓库），还当过乘田（管理畜牧），由此他接触到社会下层，了解到人民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孔子从小在周礼的熏陶下，六岁“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2]。十五岁时，就确立了坚定不移的学习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3]。他学习鲁国保存的中国古代文化，从中寻求治国救人之道。这一基本方向，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形成了儒家的思想特点。孔子最大的抱负，是希望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施行仁政。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4]意思是假使有人用我治理政事的话，一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大有成效。孔子约自30岁起，就奔走于齐鲁之间，希望通过从政来实现他的理想。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未获得统治者的重用。大约在40岁左右，他形成了自己的学说，并通过讲学扩大宣传，争取信徒，在私学组织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派。直到51岁，获得从政机会，鲁定公任他为中都宰。后来，他“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后因和鲁国执政大夫季桓子的矛盾激化而下野。在做官期间，他并未停止办学。见自己的政治抱负在鲁国不能实现，在55岁时，他便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先后经过卫、曹、陈、宋、蔡、郑、楚等十几国，一面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一面坚持教学，68岁时他返回鲁国，被尊为“国老”。此后，他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直到逝世，弟子达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孔子在晚年的教学过程中，搜集并整理出《诗》、《书》、《礼》等古代文献作为教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

公元前479年，一代教育家孔子病逝，葬于曲阜城外，其弟子以父母之丧礼之，皆服孝三年。孔子自述其成长过程时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5]后来，孔门弟子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编撰而成一本书，名为《论语》，它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和教育原则等，这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最重要的依据。

一、教育目的和教育对象

（一）教育的目的

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主张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孔子主张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就是“君子”或“君子儒”。“君子”原是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专称，孔子把它发展成为具有一定道德标准的精神贵族的理想人格。他明确提出作为一个“君子”，既要养成恭敬谦逊的态度，还要做到能够治理天下百姓。

“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教育主要的政治目的是培养官员，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学习成绩不佳，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对实行“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6]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7]没有心理担心是否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有没有学好。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的影响，普遍把做官当作学习的动机，既然已经成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孔子还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孔子培养的弟子，大多数或早或迟地参与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8]。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其进步意义在于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二）教育的对象

关于教育的对象，可用孔子的一句名言“有教无类”^[9]来概括，类，应作种类、族类、类别来解释。孔子此语的本义是，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孔子也在其一生的教育活动中实践着他的这一主张，三千弟子中，既有拥有很大权力和财富的贵族子弟，又有家境贫寒的平民百姓；既有商贾之人又有劳动者，甚至有人还曾经为盗。《吕氏春秋·劝学》记载：“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实无不可。”这也是“有教无类”的真正含义。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勇气与魄力。

春秋以前是贵族之学，王公贵族的胄子才有资格接受教育。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首先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相应的革命，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这也是孔子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有教无类”，东汉马融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梁朝皇侃说：“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其本意就是，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孔子在招收学生时表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诲焉。”^[10]只要本人愿意学习，主动奉上10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弟子。他又说：“人洁已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11]意思是，只要诚心求教，潜心学习，不管他们过去的经历和表现，都一视同仁。

事实上，孔子的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分布地区广，有齐、晋、陈、蔡、宋、卫、秦、吴、楚等国。弟子的成分复杂，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大多数出身平民，如原宪、颜路、曾参、仲弓、子路等；也有个别商人出身，如曾从事投机贩卖的子贡；也有少数出身于贵族的，如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官敬叔，宋国的司马牛等；还有“大盗”出身的颜涿聚。种类不齐，各色人物都有，是“有教无类”的活注释。虽门下弟子成分混杂，皆能兼收，教之成才，这说明教育家孔子胸怀的宽大能容。

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打破了贵族、贫富和种族的界限，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人们都可以接受教育，这是历史的进步；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社会实践的效果来看，是非常伟大的。

二、教育作用和教育内容

（一）教育作用

关于教育的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孔子认识到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百姓富足起来，还要加强教育，提高文化。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孔子还提出了“庶”、“富”、“教”的思想，《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众多的人口，富足的财富，发达的教育，三者兼备，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同时也表明了三者的先后顺序，庶与富是教育的前提，只有在庶与富的基础上才能开展教育。从而论证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教育要以经济为物质基础，只有这样教育才能有成效，才会实现国家的强盛。

孔子还从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上论证了教育的作用。对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持有肯定的态度。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2]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指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打破了奴隶主贵族的天赋比平民高贵、优越的思想。提出这一理论，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重大突破，成为人人有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当受教育的理论依据。

（二）教育内容

从孔子教育的目的上看，他要培养的是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和谐统一的君子，所以，他教育的内容也是德才并重，既加强道德教育也注重知识教育。

孔子认为道德教育贵在培养道德自觉，应从自我做起，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13]，“克己复礼为仁^[14]，一个人能克制自己，使自己的思想、言行都合于“礼”的规范，就是“仁”了，也就是达到了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首先，孔子“四教”，德育为主。孔子“四教”的内容是“文、行、忠、信”^[15]。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6]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17]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孔子在德育的方式上，十分注重实践，强调“听其言而观其行”^[18]。在研究孔子德育主张时，匡亚明先生说：“道德行为是检验道德认识是否明确、道德情操是否高尚、道德观念是否坚定的试金石，是品德修养进入躬行实践的最主要的环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主要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教授学生。对于“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诗》即《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在当时主要用于典礼、应接和赋诗言志等方面。孔子认为学《诗》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不学诗，无以言”^[19]，把诗教当成修养道德，陶冶性情，建功立业的主要手段，并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0]

《书》又称《尚书》，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包括周以前流传下来的官方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现在所见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由《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拼合而成，共二十九篇。《书》是孔子的教育体系中培养从政人才的政治课本。

《礼》又称《士礼》，传于后世称为《仪礼》。是现存礼书经东汉郑玄融合“古”“今”两派后，定型为三种，即《周礼》、《仪礼》、《礼记》。《周礼》讲各种官制；《仪礼》讲各种典礼节仪；《礼记》讲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

《乐》是各种美育教育形式的总称，是孔子教育中一项重要教材，内涵广泛，与诗、歌、舞、曲密切结合在一起，包括音乐基础知识、音乐理论、音乐审美、音乐功能等内容，是孔子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当时的《乐经》早已散失。

《易》又称《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讲解事物变化。《周易》以“--”象征阴，以“—”象征阳，由阴爻和阳爻两种符号配合组成八封，象征八类事物（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再将八封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封。孔子晚年专研《周易》，并把《易》作为教材传授给弟子。

《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后世有《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左传》，合称《三传》来阐释它。孔子晚年专注于修编《春秋》，他曾感叹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1]《春秋》包含了孔子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孔子对学生进行政治和历史教育的教科书。

孔子除教授书本知识外，还以一些技艺为教育内容。孔子教学，除用《六经》作理论教材之外，还开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初级课艺，都是当时上层社会对士阶层的要求之一，作为培养弟子基本技能的教育内容。“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的任务；射和御属于体育的范畴，而且还是军事体育。射是射箭，御是驾车。商周、春秋时代，车战是战争进行的主要方式。贵族尚武，贵族子弟从小就必须习武，学会进行战争的本领。因此，射、御就成为他们入学后必修的一门军事体育课。孔子的弟子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士，而学习的目的是从政。当时的士要从政，必须学会进行战争的本领。孔子施教很重视对弟子进行军事训练，把射、御列为初学阶段的两门必修课。孔子教射御课艺时，亲自教弟子训练。“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封”也属于教的内容。

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2]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教育原则和方法

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所涉及的教育基本理论，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一些看法对今天的教育理论研究仍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并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一）因材施教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运用因材施教者，也是他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孔子本人并没有提出“因材施教”的命题，南宋朱熹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提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因材施教”的名言。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23]这并不说孔子要把人分个三六九等，而是说孔子能够正视学生存在的差异性，根据学生自身的兴趣、智慧和能力，有目的、有选择地施以不同的教育。

施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全面、深刻、准确地了解学生的特点。孔子了解学生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通过谈话。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他有目的地找学生谈话，有个别谈话，也有聚众而谈。第二，个别观察。他通过多方面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由表及里地洞察学生的精神世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单凭公开场合的表现作判断还有片面性，还要“退而省其私”；只凭一时的行为作判断还不够，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24]，就是要从人的行为中认识他，观察其行为的动机、途径和平时的所作所为，这样就可以对人进行全面而完整的考察。他在考察人的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认为不同的事务、不同的情境都可以考察人的思想品质。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的经验中，可以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要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要求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专长，避免一刀切。

（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孔子把“学而知之”作为教学的根本指导思想，他的“学而知之”就是说知是由学而得的，学是求知的唯一手段。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获得直接经验，两种知识都需要。他提出“博学于文”^[25]、“好古敏以求之”^[26]，偏重于古代文化、政治知识这些前人积累的间接经验。他还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27]。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要是学思并重，思学结合。

孔子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8]只学习，不加思考就会迷乱而不明，只思考不学习就会空乏而不实。他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学与思应当结合起来，在学与思的关系中，学习是基础，是主要方面。在有了知识的前提下，进一步思考，才能使认识深入和提高，从而抓住事物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教好学生。

孔子常常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学生：“吾尝试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29]但同时又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30]事事处处都应运用思考，极力反对那些学而不思的人。

孔子还强调学习知识要做到“学以致用”，要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中。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1]也就是说，尽管熟读了《诗经》三百篇，却不能应用到政治上、外交上不能独立应对，学得再多也没有意义。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培养学生是为了推行其政治抱负，能够出仕为官，治理一方，所以他很强调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把学到的知识要“笃行之”，体现于社会生活实践中。

由学而思而行，这就是孔子所探究和总结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与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基本符合。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知行统一，就是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实践的过程。

（三）启发诱导，循序渐进

孔子十分重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第一次精辟地表达了启发式原则，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32]愤与悱是内在心理状态在外部容色言辞上的表现。按朱熹的注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返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教学事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词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学生必须开动脑筋，做到“举一反三”。他认为，调动学生积极性是教学成败的关键，启发式教学的核心是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

孔子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攻乎异端。这些方法体现了孔子务实和对每个学生认真负责的教学风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