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剧变化中的纳西族民间文化及其对策

急剧变化中的纳西族民间文化及其对策_文化遗产保护诠说

18.　急剧变化中的纳西族民间文化及其对策

纳西族民间文化是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随着纳西族社会的不断转型，纳西族民间文化始终处在不断变化状态之中。而且，这种变化主要由于外力的作用所引起。它们分别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历次政治运动的震撼、经济大潮的洗礼。其变化形式具体表现为传统的解构及民间文化体系的重构。

一般来讲，无论是传统的解体，还是民间文化体系的重构，都始自清雍正二年（1724年）的纳西文化逻辑转换的进一步加速与高密度化。其结果，必然是纳西族不可能再作为一个封闭的群落孤立于现代社会与全球文化之外。从总的趋势观之，纳西文化的个性将日益淡化，她与内地乃至世界文化的共性将不断强化。一旦这种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纳西族及其文化的质变将不可避免。

面对着这样一种大势所趋，惊呼“狼来了”者有之，漠视变化者有之，采取种种措施致力于纳西族民间文化保护者有之。当今的纳西文化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作为民间文化学工作者，既不能在变化面前惊慌失措，也不能为追求纳西文化的“纯净状态”而御外来文化于族门之外，更不能静观精神家园的毁弃而无动于衷。民间文化学有责任去解明民众生活的经验与智慧，民间文化学始终是有责任感的学科，她的每一点发展与进步，都与她的“经世济民”精神相关联。自然，对急剧变化中的纳西族民间文化命运的关注，也不能脱离民间文化学的这一基本价值取向。

那么，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才能做到既能捍卫纳西文化的存在，又能促成她的健康、稳定的发展进步？我以为，这要采取包括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开发在内的战略对策，克服观念陈旧、人才缺乏、技术落后、资金不足、市场不足等困难，并建立起纳西学学科体系，使我们对纳西族民间文化的认识及采取的对策都能建立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上。

一

1.保护。在岁月的剥蚀、市场的冲击、外来文化的撼动下，纳西族民间文化早已整体临危。许多遗产遭掠劫，许多习俗在解体，许多文物得不到有效抢救……若不加紧保护，“开发”便会造成“破坏”，令纳西族民间文化生态面临灭顶之灾。今天，人们习惯于谈论每天有多少物种在消亡，而对身边文化的消失却无动于衷，对文化大厦脚下的土壤松动毫无察觉。我们应唤起人们的保护意识，使人们懂得拥有一种文化就拥有一个世界，懂得文化的保护与维系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血肉相连，从而像关注自然生态那样关注文化生态。

保护是多方面、全方位的，但也要分主次、按先后进行，法律、政策、技术、产业的保护都不可缺少，政府、专家、企业、普通群众都是保护的主体，保护的深度与广度都要加大，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都是借鉴。

2.传承。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体现在其传承力上。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不衰，而其他文明古国都早已“付与苍烟落照”，就是因为她有极强的传承力。传承是对保护的积极补充。没有传承的保护只能是消极的、被动的保护。虽然面临众多的困难，但我们要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天动地的精神去积极传承纳西族民间文化。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其在传承中发挥动能、增强活力，让纳西族民间文化在传承中更新自我、发展自我，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增添奇香异彩。传承纳西族民间文化，要尊重纳西族人民的意志，结合纳西族地区的特点，遵循文化规律，借助现代传媒及高科技手段。要鼓励、支持一切合法的、健康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纳西族民间文化传承。

3.转型。文化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并由其经济生产所决定。社会形态变化则必然导致文化形态变化。纳西族民间文化一直依存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目前所面对的却是追求工业化、都市化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要求文化也进行适时、适度的转型，以适应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发展需要。否则，古老的文化传统只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最终被历史所否定。只有在社会转型中实现自我转型，不断转优、转新，纳西族民间文化才可能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和已经出现的文化不适应性，既要未雨绸缪、成竹在胸，也要及时调整、引导。

4.创新。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盛的不竭动力。”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置身于国家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精神创新的伟大时代，文化建设也要走创新之路。纳西族民间文化也不能在抱残守缺中自我陶醉，而要在创新中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我们要为纳西族民间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与机制，培养创新人才，实施创新工程，推出创新精品。

5.开发。所谓开发，主要指文化产业的开发。我们曾过分强调文化的认识功能、审美功能，而对文化的实用功能过于漠视。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改变观念，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除继续加强文化的学术性开发之外，找到知识与经济、技术的最佳结合点，让知识转化为经济效益，提高纳西族文化相关文化产品的质量与竞争力，扩散纳西族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寓教于乐，而且还寓教于消费。纳西族民间文化要走向世界、拥抱未来、为全人类所享有，离不开市场这个条件。只要我们引导正确、管理严格，纳西族民间文化必能孕育出灿烂的朝阳产业，他将成为纳西族地区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二

西部开发中的纳西族民间文化建设面临重重困难，它们主要表现在观念、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几个方面，需要纳西族人民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指导下，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及创造精神，闯出一条新路子，具体做到：

1.改变陈旧观念。纳西族地区的落后有诸多原因，但观念陈旧是最深层的原因，它长期阻碍了纳西族地区的发展。进行纳西族民间文化建设，必须继续高举解放思想的旗帜，破除旧观念，坚持创新精神，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处理好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加强文化的本体性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首先，在文化观方面。要深刻认识纳西族民间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纳西族民间文化对纳西族生存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使之与现代文明接轨。要懂得保护纳西族文化是保护多元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懂得多一种文化并非多一种负担，而是多一个世界、多一种动力、多一笔财富。只要我们富于创造，必能化腐朽为神奇，变民族性为世界性，变古老为崭新，对创造21世纪人类新文明作出独特的贡献。

其次，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既要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又要贯彻“双百”方针，真正落实党的文化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正常的民族文化活动与“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将合法的宗教行为与“封建迷信”区别开来，不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混为一谈。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复杂性、混融性以及包括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在内的亚文化对主流文化所具有的丰富作用，对社会稳定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对传递中华文明薪火所具有的推动作用。坚持纳西族民间文化建设必须为西部开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加强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服务，更好地释放纳西族民间文化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实用功能，拓展其生存发展空间。

再次，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方面。要克服那种简单地视文化为经济附庸的片面性，既承认文化建筑于经济之上，又服务于经济，同时还承认文化的本性存在，承认文化的独立品格，它不仅可以搭台，也可以唱戏。处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要纠正那种视文化为“花钱事业”的偏见，推出各种纳西族民间文化精品，实施各种纳西族民间文化工程，并且孕育纳西族民间文化产业，开发纳西族民间文化产品，开拓文化市场，使之在获取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取巨大的经济效益，实现文化与经济的最佳结合。

2.改变人才缺乏的状况。纳西族民间文化建设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多层次、多专业、多领域的高素质人才群体。目前，纳西族的民间文化建设人才十分缺乏，需要通过自己培养、国家调配、国内支持、国外引进等多种措施相结合加强其队伍建设。对于既有人才，要充分信任他们、珍惜他们，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人文环境、生活待遇，鼓励他们的创造热情。没有包括传媒、保护、传承、研究、管理、开发、教育等在内的各种人才，纳西族民间文化就没有建设的主体与原动力，要加大对他们的培养、使用力度，让他们在建设本民族文化过程中当家做主，切忌包办代替。

3.克服技术落后的困难。当代的现实决定了纳西族民间文化建设要在高科技条件下进行，面临着许多新技术的挑战。多媒体、互联网等自不待言，许多高新技术都需要进入到有关领域中去，做到科学技术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改变以往手工作坊式的、个体原始性的文化生产、文化研究、文化管理局面，让纳西族民间文化借助高新技术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传承和更新，并走向市场、走向世界。

4.改变资金不足的被动局面。文化建设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物质保证，在其起步阶段尤其如此。纳西族地区的现实情况是经济落后、人民贫困，故各级政府更优先考虑的是物质上的脱贫致富，拿不出更多的资金从事文化建设。然而，要是等到经济翻身之后再进行文化建设则为时已晚。那时，许多文化已经消失，许多文化建设的土壤已经崩溃。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只争朝夕，从保护中华文化根脉的高度增加对文化的投入，而且采用多种渠道广开财源。如，接受国内外有关企业、团体、机构、个人捐赠，吸收国内外有关游资，鼓励国内外有关投资等，为纳西族民间文化建设筹措充足的资金。

5.解决市场不足的现状。培植文化产业是纳西族民间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开拓市场、利用市场，使市场成为纳西族民间文化产业的主要依托，才能将纳西族自身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将文化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避免文化产品开发的盲目性，实现纳西族民间文化产业为传承民族文化知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的。

纳西族民间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个部分。它所遇到的问题、它所承担的任务、它所面对的挑战、它要实现的目标都与全国各民族地区基本相同，只是由于处在世纪之交及纳西族地区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进行，故而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需要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自己的道路，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开拓进取。

纳西族民间文化建设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借鉴国内外一切文明成果，丰富当代纳西文化，展示纳西文化精神，塑造纳西族形象，活跃纳西族地区的文化市场，为周边的民族及其地区进行积极的探索，提供有益的经验，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三

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在时间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等都囊括其内。

任何一个学科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基础，纳西学亦不能例外。它们是：以《麽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大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的宗教》、《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东巴文化论集》、《麽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为代表的学术精品，以巴克、洛克、雅纳特、杰克逊、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为象征的学术大家，东巴文化研究所、东巴文化博物馆等著名机构，丽江古乐赴欧洲表演、东巴文化在美洲展览等重要活动，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99’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举行、“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的创办、《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出版，这些纳西学的研究学者、经典成果、研究机构及对纳西学的推介活动的成功，共同构筑了纳西学的存在土壤。

如果对有关纳西族研究的历程作一素描，我们便会清晰地发现，纳西族存在于中国大地，对纳西族的研究却发轫于欧美，殖民主义的阴云曾长期笼罩在纳西族研究的上空。经过国内学者的艰辛努力，纳西族研究的中心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可以作这样的回顾：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有关纳西族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内容止于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有关纳西族研究初具规模。在国内，刘半农、董作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率先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艰难的探索，无论是田野调查、文物收藏、专题研究都有大量成果。在国外，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28年的传奇经历、丰富的文物收藏与传播、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研究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研究界独领风骚，重要著作大都完成于此时。他还影响、培养了欧洲、美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新秀，只是他们已经失去与中国学界的联系，任何考察都不再可能。相比之下，国内的纳西文化研究事业却幸运得多，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纳西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都得到旷古罕见的全面调查研究，纳西族被识别为单一民族，纳西族聚居的云南省丽江县被设为纳西族自治县，中共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县委曾专门组织大量收集东巴经典，并对其中的数十部作品进行科学翻译。此阶段，虽然东西分离，但纳西文化研究的声浪渐高，出现了繁荣局面。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在传递薪火，但随着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西方的纳西学研究进入低谷；我国国内的纳西学研究更是遭受浩劫，不但东巴遭迫害、文物被毁损、学者受批斗，而且纳西文化生态被全面破坏。可以说，这是有关纳西族研究的停滞时期；从80年代初至今，纳西学研究进入全面复兴的时期，国际性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高科技的介入使研究不断深化，专门性的机构与组织连连问世，学科建设提至议事日程，致用性的研究与纯理论的探讨齐头并进，高素质、多专业的学术队伍茁壮成长……都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

纳西学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即本体论和方法论。就本体论而言，它牵涉到纳西文化的结构、精神、类型、历史等问题；就方法论而言，它指一般方法之外的特殊方法，包括立体透视法、比较研究法、考古材料佐证法、汉文献资料参照法、多学科观照法。

四

纳西文化的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民间文化、东巴文化、仿汉文化。

民间文化指世俗性的文化，生产方式、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口头语言文学、民间歌舞都概莫能外。它们在族系上有纳西支系文化（简称纳西文化）、纳日支系文化（又称摩梭文化）、纳恒支系文化（简称纳恒文化）、阮可支系文化（简称阮可文化）、摩里摩挲支系文化（简称摩里摩挲文化）之分，在地域上有东部文化与西部文化之异。这部分文化是纳西文化存在的基础，它蕴藏丰富、传承久远、稳定性强、凝聚力大，保证了纳西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存在、纳西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发展。

建筑在民间文化基础之上的是东巴文化。东巴文化就是保存于东巴教的文化。它包括东巴象形文字以及用它书写而成的1400多卷东巴经典、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绘画、东巴文学、东巴仪式、东巴工艺等。比之民间文化，它已经有职业性传承人——东巴、专业性记录符号——东巴文、系统性的知识积累成果——东巴经。东巴文化植根于民间文化，但又高于民间文化，是民间文化升华与提炼的结果。毫无疑问，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受到过印藏文化的浸润以及汉族道教文化的洗礼。如果回溯东巴文化的渊源，我们甚至可以从中聆听到爱琴海的涛声。东部方言区的达巴文化从属于东巴文化体系，二者的主要区别只在于一者有庞大的书面经典，一者则只有口诵经典。除此之外，二者的仪式、神灵体系、观念、音乐、舞蹈、绘画、法器、工艺等方面大同小异。它们都生长于本民族的生活土壤，都直接脱胎于本民族的巫术信仰，主要受藏族苯教的影响与改造。

至于仿汉文化，主要存在于西部方言区，尤其是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境内。是以纳西族从元朝以来归顺中央王朝，在政治与经济文化上向中原地区全面认同为前提产生发展的。它包括纳西族文人所创作的汉文诗、词、歌、赋，汉族移民传入纳西族社会的工艺技术、风俗习惯、教育体制、道教及汉传佛教等宗教信仰。丽江古城及丽江古乐等都是仿汉文化的结晶。这部分文化，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模仿汉文化而成，但因其作者、工匠、艺人等均为纳西族，并存在、流传于纳西族地区，与纳西族固有的民间文化、东巴文化相并存，因而在精神上是纳西族的，在形式上染有纳西族的色彩，在风格上具有纳西族的气质。因此说它是仿汉文化，而不是汉文化本身。一般来讲，这部分文化的承担者为纳西族的贵族阶级、中上层社会、城镇居民，所以它不能代表纳西文化的本质部分。但在纳西文化的发展逻辑中，它代表着一种前进的方向。它的出现，有社会的强迫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

作为一种完整的结构，民间文化居于下位，东巴文化居于中位，仿汉文化居于上位，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形状。这三种文化并非是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呈互相绝缘状态，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有机地存在于纳西族社会之中。

五

对纳西文化的精神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它有开放的精神，有人称它有进取的精神，有人称它有内向的精神等等。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一些特点而已。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是一种文化的本质反映，一切文化都按此而组织、结构。它还随着社会的前进而有所发展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纳西文化也是如此，纳西文化的精神就是纳西族的灵魂所在。那么，纳西文化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回答是：早期为“生”，中期为“战”，后期为“和”。

所谓“生”，就是生存、衍生、生命力。这种精神反映并贯穿于纳西族历史早期产生的神话、宗教、民俗、艺术之中。天地于“上声”与“下气”的“结合”中出现；万物在“阴神”与“阳神”的“安排”下诞生；无生物、有生物、植物、动物、人类都是“贝巴”（即“交媾”）的产物；洪水泛滥是上天惩罚人类性混乱的结果；人类祖先从天界降临大地，曾因不谙生育之道而长期为不孕所困扰，纳西语中的“快乐”之本义指性快感；“华华”（祭快乐神）仪式中抛接“华石”与“华水”是对性行为的模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纳西族长期活动于西北、西南高寒地带，其种族的生存、繁衍一直受到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因而生育能力弱、人口增幅小。更由于纳西族曾经是个游牧民族，不断经历外战与内战的摧残，人员减员大、繁衍速度慢。于是，早期的纳西人崇尚生命力，期盼生存力，重视生育力，歌颂生生不息的精神，渴望人口数量增加与素质的改善。在纳西族先民的眼中，人口不仅是生产力，更是战斗力，是民族自身延续和强大的根本保障，而这种生产力与战斗力的获得都无一不与“生”的精神息息相关。

所谓“战”，就是战争、战斗，以及体现于纳西族社会中的英雄崇拜、尚武传统。这种精神产生于纳西族进入部落社会、阶级社会之后。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是其基本内容。它被文学化为《黑白战争》、《哈斯战争》等英雄史诗，形象化为佐体优麻、卡冉、庚空都知、三多等神灵，或表现为负险列寨的居住方式、动辄兵刃相向的性格特征、佩刀于身的服饰审美、英勇果敢的民族气质、豪言壮语的语言风格等。在晚期神话之中，鬼神之间、神灵之间、鬼魔之间、人鬼之间、人兽之间都在发生冲突、发生战争。这些冲突与战争，有的是为了领地，有的是为了女人，有的是为了财富，有的是为了权力，有的是为了尊严，有的是为了道义。其历史背景，就是纳西族从西北草原迁入西南山地过程中的金戈铁马，就是纳西族周旋于汉、白、彝、藏这几个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血雨腥风。在这个阶段，英雄主义是公认的道德规范，英雄人物是最受尊重的公众形象，英雄史诗是纳西族全民族的精神支柱。总之，比之智慧与理念，英雄行为、英雄气概更受到古代纳西人的重视与膜拜。

所谓“和”，就是和平、和谐、和善。就总体而言，自纳西族先民于唐代迁居现分布地以来，其生产形态从游牧迁徙渐变为定居农耕，其生产对象从动物变为土地，其生产工具从鞭子、猎枪改换成了犁锄。由于东有强大的唐帝国崛起，北有吐蕃雄踞，西与南有南诏、大理国迭起，早在唐宋时期，纳西族先民便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只好踞守玉龙山下、金沙江两岸的狭窄地域营造生活空间。至元代以后，纳西族更是被融入了祖国大家庭中，彻底改变了周边的生存环境。在这种条件下，她必须学会建立和平的生活环境、和谐的民族关系，并改变游牧生活的惯习，学会精心耕耘土地，积累不断创造的知识财富。到了明代，纳西族统治者木氏土司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向中央王朝全面认同，汉传佛教、道教、儒教、汉式教育、汉族工艺技术等传至丽江纳西族地区，汉文化的和平主义与和谐精神开始影响纳西族的上层社会，使纳西族固有的尚武精神与英雄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清雍正二年“改土归流”后，纳西族与内地的一体化全面加速，以“和”为核心的纳西文化得到确立、发展、巩固。正如纳西族姓氏“官姓为木，民姓为和”所体现的那样，“和”不仅成为纳西族的主要姓氏，也成为纳西族文化的主要精神，纳西人注重与自然的和谐、邻里相处的和睦、经济交往的和合利市、人与人之间的亲和、语言交际的和声细语、民族关系的和平团结。人们坚信，内和才能外顺，“和”就是美，“和”就是兴旺、发达。这当中，礼教与丽江古乐等所起的感化作用十分重大。“和”这一文化精神的确立，使纳西族寻找到了民族生存、发展的新机遇。纳西族在清代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面临外来侵略和敌对势力时，依然表现英勇、顽强，但那不过是往昔英雄主义的余晖，纳西文化的真正追求目标在于和平与安定、繁荣与发展。

总之，“生”、“战”、“和”构成了纳西文化总体精神的三个阶段，而其他的文化事象不过是纳西文化的“形”而已。只有它们的有机结合，纳西文化才能“神显于形而形附于神”，才是真正的形神兼备、有灵有肉。

六

就存在至今的人类文化类型而言，大体可以分作巫术文化、艺术文化、哲学文化、历史文化、科学文化五种。如果说摩尔根笔下的易洛魁文化属于巫术文化，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希腊文化属于艺术文化，以印度教、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属于哲学文化，以十三经、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汉文化属于历史文化，以发达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西欧近现代文化属于科学文化，那么，纳西文化应该属于艺术文化类型。它已经跨越过巫术文化的大门，并行将进入哲学文化之殿堂，但离历史文化及科学文化之天国尚遥远。如果发生奇迹，那也只能是外力促成的结果，而不是内力生发的必然。

由于脱胎于巫术文化，纳西文化中还残留有大量的神秘主义色彩，崇拜万物，神灵至上，灵魂观念盛行，巫术、巫技受到重视。但是，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纳西族毕竟已经跨入文明民族之列：她发明了文字，建造有城镇，使用铜、铁制金属工具，建立过准国家级民族政权。因此，纳西文化中的人的因素不断增强，人的能力受到重视，神的地位正在易位于人，神的秩序逐渐被人的秩序所代替，神秘主义的思维正在向形象思维过渡，集体审美正在从神界移向人间。

我们称纳西文化为艺术类型是有足够的依据的。即，纳西族拥有丰富的艺术品类，它们既源于本民族的生产生活，又吸收自周边地区及相邻民族的精华。

在音乐方面，除了大量的民间曲调、歌谣，纳西族音乐还有丰富的东巴唱腔、达巴唱腔，以及大型交响组乐《白沙细乐》、《丽江古乐》。其乐器有传统的直笛、芦笙、树叶、芦管，还有传自藏族的板铃、法鼓、螺号，传自汉族的云锣、二胡、琵琶、筝、三弦，传自西域的苏占笃等。音乐生活充斥于纳西族社会的婚、丧、祭、典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曾出现过牛涛、马子云、习杏樵等著名乐手，史书中对纳西音乐曾有“鹤（庆）丽（江）一带，男女并能琴”^[1]的记载，民间一直流传着诸葛亮授乐以纳西先民、忽必烈曾馈赠元人乐队于纳西首领阿良等传说。

在舞蹈方面，纳西族不但接受了藏族的锅庄舞、热巴舞，汉族的麒麟舞，而且有丰富的本民族民间舞蹈、东巴舞蹈遗存，甚至有解释舞蹈起源的东巴经典以及记录舞蹈规范的《东巴舞谱》。不但从唐代开始，史书就屡载纳西族先民“好饮酒歌舞”、“男女动辄数百，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而且在纳西族诗人的明清诗歌中多有“一匝芦笙吹未断，踏歌起舞明月中”等描写。

在书画方面，随着对藏文化与汉文化全面认同和接受，纳西族也同时吸收了汉、藏的书法、绘画艺术风格，同时还保持自己的书画传统。更为难得的是这三种绘画与书法艺术常常被熔为一炉，使纳西族的书画艺术作品别开生面，如“丽江壁画”中的许多作品便是如此，从明代以来，纳西族中出现了众多精于汉族、藏族书画风格的艺术家，如木增、王敬亭、周霖、喜饶朗达等便是其中代表。至于纳西族书画系统，由于纳西文字本身就是一种侧生于图画文字的象形符号体系，见木画木、见石画石，故而纳字有“斯究鲁究”（象木形石）之称。它还配以色彩，书写格式大抵与绘画构图相同。作为这种文字之直接源头的纳西族先民绘制的岩画，就广泛分布于丽江、中甸、宁蒗等纳西族居住区内的高山峡谷中。纳西族东巴教中保存有完整的《东巴画谱》，而且拥有木牌画、纸牌画、卷轴画、《神路图》长卷画等多种瑰宝。其中，《神路图》长17米许，宽25厘米左右，上绘天堂、人间、地狱三界，塑造有300余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被称为世界艺术史上的“直幅长卷之最”。

在语言艺术方面，纳西族的文学遗产灿烂丰富，神话、歌谣、传说、史诗、故事以及文人创作的诗、词、歌、赋、文等都十分丰富，尤其在神话、史诗两个领域创造颇丰。1400多卷东巴经典几乎就是纳西族古代文学总集，40多部“大调”作品堪称纳西族的“国风”，成千上万的口头叙事、抒情作品水乳交融于纳西族的生产、生活、信仰之中。就纳西语的表现习惯而言，《后汉书》就称居住在笮都的纳西先民“言语多为譬类”，《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称东巴经等之前身“夷经”具有“论议好譬喻物”的特点，而这些纳西语表现特点一直保持至今。

除了艺术品类纳西族在思维方式上也具有艺术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表现为形象性、象征性、感情性。

就形象性来讲，无论是对具体的事物还是抽象的观念，纳西族都以一定的形象加以表现，如玉龙山被形象化为三多神。他白盔、白甲、白马，守护着丽江四境的安宁；如干木山被形象化为一位与玉龙山保持走婚关系的女神。永宁坝是她的绿毯，白雾是她的裙子，红石岩是她的腰带，朝霞是她的红颜，山顶的乌云是她的黑发。这样的拟人手段正是形象化的具体体现。在东巴神话中，抽象的“阴”、“阳”观念被形象化为“上方的声”与“下方的气”；“善”与“恶”、“正义”与“邪恶”的冲突被表现为“白”与“黑”的战争；宇宙万物在“正”与“负”两种力量的交感互动中产生、发展被描述为“上声”与“下气”相交产生“一滴白露”，继而由白露滴入大海化生出树木、动物、人类……在纳西族古代哲学思想中，宇宙之外形如一枚白蛋，而且“休曲”神鸟、马、虎等也都是卵生。另外，“五行”被形象化为铁、木、水、人、土。它们是物质世界的五种元素，它们的产生源于天神所派的久笃、久尤、久刻三兄弟放箭射死神龟的故事。

象征的本质特点是以此物表示彼物，而非以此物比喻彼物。象征有象征体与被象征体。象征体一般称象征符号，它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色彩或图形、姿态。被象征体一般称象征意义，它有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之分。纳西文化中，象征始终是重要的表意手段。如在以性为中心，结构而成的宇宙起源的东巴神话中，“上声”与“下气”之“结合”，象征的是“男”“女”之“交媾”；由这种行为产生的“一滴白露”滴入“大海”，象征的是“精液”射入“母腹”；由“大海”“孵化”种种植物、动物、人，象征的是“生命”从“母腹”的“诞生”。由神龟之死体化生四方八位、六十四卦、三百六十爻的故事，就是用龟体及其化生来象征宇宙本体及其演化过程。而纳西族的“大调”堪称象征表现的典范，其中的《鱼水相会》象征的是男女青年追求幸福、自由的艰苦斗争，《蜂花相会》象征的是人与人相知过程中的忠贞不渝，《游悲》中的“玉龙第三国”象征的是人们理想中的世界。

纳西人重感情、讲义气，这是由纳西文化属于艺术类型这一特性决定的，因为感情是艺术创造、艺术表现所必需的条件。如果缺少感情的因素，艺术形象就失去生动性，所表达的思想就缺乏感染力。以情动人始终是艺术家所追术的艺术效果之一。重感情、讲义气这一特性，使纳西文化中的许多艺术作品的内容往往表现为激情大于理智，它既具有感人的力量、动人的魅力，同时也弥漫着情绪的躁动，忍耐力、克制力、思辨力等常受到感情因素的干扰与弱化。纳西人重信誉、爱面子、尚真诚，言必眉飞色舞，语必以手牵手，忧则借酒浇愁，喜则举步歌舞，怒则扬眉出剑，悲则呼天抢地或怆然自尽……无一不表明她们是自然之子、艺术之灵，但并不是哲学之王、历史之主、科学之君。

正因为属于艺术类型，纳西文化之特征质柔、性灵、感美，她不排斥外来文化，她讲求整体和谐，她具有极强的感悟力。

七

对于纳西文化的历史，已有先学或按中国历史、或因纳西族统治者之家谱、或以社会发展五种形态作过分期。遗憾的是，前者忽视了纳西文化之本体性，次者失于以个别性代替一般性，末者误用普遍性，而抹杀特殊性。就纳西文化的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而言，它们有极密切且颇复杂的关系，不能以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等某历史简单地代替纳西文化的历史，因为夏、商、周是纳西族先民——羌人与华夏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时期；秦汉时期，纳西族先民向西南迁徙，只是遥属中央王朝；从三国至唐宋，纳西族社会开始独立发展，比之中原，她与藏族、白族及彝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元、明两代，中央王朝虽已经有效地治理纳西族社会，但这种治理基本上只是一种羁縻，即只要称臣朝贡，本民族统治者有很大的自主权及独立性，与内地府县实行别样统治；只有在清雍正二年“改土归流”之后，纳西族才与内地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结束独立或半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历史。试想，中央王朝的历史岂能解释纳西文化历史的全部？

按木氏统治者之家谱对纳西族文化作分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划分方法的问题在于“人种原始”、“洪荒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近古时代”等都是神话传说性的，并无史料可佐证。也就是说，它们充满了虚妄，并不能作为实际存在过的历史。即使是家谱这类所谓的“信史时代”部分，也存在严重的杜撰、残缺的情况，不足以全信。可见家族史终究不能凌驾于民族文化史之上。

按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分析法，将纳西族文化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做法也存在种种问题。这是因为，并非每个民族都必然经历这五个阶段，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要按此顺序演绎自己的历史。而且，虽然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但普遍性不能代替特殊性，即使纳西族社会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但其具体的情况仍不被人们所详知，它必然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决不能一劳永逸地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睡大觉，这种划分方法也无法正确区划纳西族文化的历史。

的确，纳西族文化的历史有许多种分期的可能，既可以侧重于社会形态，也可以着力于经济形态、技术形态。不过，无论怎样分期，都要以纳西族文化为本体，并参照中国历史实际及纳西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如果依时间顺序，并参照政治组织、经济形态、宗教信仰、文化教育、民族关系等因素，纳西文化可划分为洪古、远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当代共八个时期。

1.洪古时期。它是纳西文化因子的生成时期，在“丽江人”与古羌人先民两个原点上分别存在并发展。前者始于3万年前，后者被推源至7000年前的两河流域的斯基泰文化。它们的终点止于纪元前3000年，其具体的情况已不可详知，只能依靠考古资料及神话传说、语言材料，作极有限复原。在此时期，人们掌握了使用、打制各种石器工具的技能，已学会驯养动物、采集各种植物果实及块根，并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甚至能加工鹿角，满足审美需求。

2.远古时期。起始于公元前3000年许，结束于公元前4世纪，相当于夏、商、周三代。这个时期，作为后来成为纳西族先民主要部分的羌人逡巡于西北草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已经开始参与早期中华文明的建设并谱写出了无数威武雄壮的史诗。而其中的部分“丽江人”的后裔，则在横断山脉绘制岩画，创造了红铜文化、青铜文化，艰难地传递着智慧的薪火。

3.上古时期。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8世纪中叶南诏国建立为止，是纳西文化的上古时期，凡历秦献公至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朝至唐开宝年间。在此期间，纳西族先民牦牛羌“摩挲夷”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在《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史书中已有史料可查。从这一时期开始，由西北南下的羌文化与六江流域的土著文化相合流，汇成了上古纳西文化的江海。这时的主要文化内容有：部落联盟已经形成；畜牧业发达并有原始农业兴起；贸易往来频繁，主要有漆、盐、铜、药材、牲畜等商品；曾向东汉朝廷献诗《白狼歌》三章；巫术盛行并存在大量的口诵经典，有“桀默能言议、屈服种人”的巫师；有将死人装于石棺埋葬的习俗；铁器已普遍使用；与历代中央政权的关系是时合时离，不一而足。

4.中古时期。基本包括唐、宋两个朝代。在此时期，纳西族社会出现川西南永宁、宾川、巨津及丽江5个中心。其中，居于宾川的越析诏（又叫麽些诏）建立了准国家级的民族政权。由于处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她时而称臣于吐蕃，时而依附于南诏、大理，但是终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佛教于此时传入纳西族社会。东巴教在这个时期得以形成、发展，随之纳西文字（哥巴文）被创制。至此为止，纳西族已完成从游徙到定居、从畜牧到农耕的社会形态转型，独立承担起在汉族、藏族、白族之间传递文化的重任，并初步确立了在茶马古道贸易集散地的霸主地位。现在纳西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定型于这一时期。

5.近古时期。从元的蒙古铁骑跨江南下（1253年）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为纳西文化的近古时期。这个时期，纳西族归入元、明中央王朝的版图，但实行土司统治，土司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在经济上，农业、畜牧业、商业、开采业都有极大发展，“富冠诸郡”。汉文化也于此时传人丽江纳西族地区，在纳西族贵族集团中，出现汉式教育，产生了大批的诗人、书法家、画家、学者，汉族道教、儒教受到木氏土司的推崇和支持。其版图最盛时领有越巂郡、柏兴府、永宁府、北胜府、蒗蕖府、罗罗司、白狼、槃木、香城、稻城、盐井、巴塘、理塘等地区。丽江壁画、丽江古城、丽江古乐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结晶，刊刻于明代的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成为纳、藏两族民族友好的见证，东巴文化于这一时期臻于成熟。汉、藏、纳三种文化融于一体的繁盛局面开始。

6.近代时期。清雍正二年（1724年）至辛亥革命爆发200余年，称近代时期，其主要特点是通过“改土归流”，实施政治、经济、文化与内地的全面一体化，纳西族的独立发展已经不可能。汉式教育的强制推行，汉式礼俗的普遍推广，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丽江古城的急剧繁荣，纳西族士子纷纷出入于国家政治、文化舞台。进士、举人的大量涌现，诗文书画佳作的层出不穷等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化景观。后期，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瓜分我国大好河山，西洋文化渐染花马僻壤，纳西族不仅有了第一代留学生，而且有了新式教育的萌芽、《丽江白话报》的诞生、工矿业的发展，纳西文化已做好了进入现代社会的全面准备。这一时期，纳西族的文明开化进程大大加快。

7.现代时期。从中华民国成立到20世纪中叶，纳西文化迎来了她的现代时期。在这近40年的时间里，纳西族摆脱了封建帝制，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现代教育体制详备，工商业发展迅猛，纳西文化受到全球性的关注。这一时期，纳西族为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爱国主义的义举连绵不断，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崛起。然而，以东巴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纳西文化不断衰落，纳西族历史发展的逻辑被迫改变。

8.当代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纳西文化进入当代时期。只有到了这个时期，各地、各支系的纳西族才得以一同进入同一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时期，纳西族地区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民族识别的完成，使纳西族成为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民族调查的开展，使纳西族的社会历史资料得到抢救和保护；民族自治县、乡的建立，使纳西族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生存发展有了政治上的保障。尽管遭受过“反地方民族主义”及“文化大革命”等极左思潮的冲击，纳西文化一度全面临危，但国内外一致关注纳西族历史命运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代纳西族精英茁壮成长，他们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开发，追求实现纳西族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与现代的互补，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注重民族精神的重构，从而有了丽江古城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成功的盛事、东巴古籍破译完毕的壮举、丽江古乐赴西欧演出及东巴文化在美洲展览的美谈，以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召开、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举行、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等系列性工程。不可否认的是，在科技革命及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推动下，纳西族正在从实体民族转变为意识民族，纳西文化正在从活态文化变成固态遗存文化。

显然，纳西族及其文化的历史有自己的独特性。就与历史上中央王朝的关系而言，既有过独立的历史、半独立的阶段，也有二者完全统一的现实。同时，纳西族内部的发展也极不平衡，仅就现代时期这一时点为例，同是纳西族地区，丽江古城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丽江、中甸、维西等农村处于发达的封建经济状态，而在盐井、俄亚等地的纳西族仍处在农奴制社会，永宁、盐源等地的纳西族更是保留了母系制家庭婚姻形态。所以，地域性、关系性、支系性、本体性是考察纳西文化历史不可或缺的四个坐标，政治性、经济性、信仰性、文化性是为纳西文化进行分期所必然考虑的四种因素。

八

纳西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方法论，即，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对纳西文化实际有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毫无疑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的方法。但是，作为一门具体的学科，应有具体的方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揭示客观真理。纳西文化研究的具体方法大约可以归纳为五种，即：立体透视法、比较研究法、考古资料佐证法、汉文献参照法、多学科观照法。

1.立体透视法。纳西文化不仅平面性分布于现实空间之中，而且还纵向性累积于历史时间之中。因此，仅从一个角度、一个平面去认识它，是无法得到较全面、较客观的结论的，我们必须全面地、立体地、联系地、变化地认识纳西文化，而且这种认识必须是细致入微的，而不是浮光掠影的、表面粗浅的，要从文化的表层透视到其深层、其精神。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有的学者对纳西文化的某个点有精辟的分析、对某个方面有深入的阐释，然而一旦将它置于纳西历史的长河、置于整个纳西文化生态群落之中，往往不攻自破，或捉襟见肘，缺少历史感以及认识深度。纳西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同时又有时代差别、支系差别，一定要点面结合、时空交叉、互相呼应地对待它、认识它。

2.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源自语言学，既有平行性比较，也有纵向性比较。其中以纵向性比较为主。它的目的是要建立语言谱系，重构某种语言的历史，因此又叫历史比较研究。平行性比较则只是对类似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以加深对有关语言特点的理解，完全无意于建立谱系与重构历史。纳西族在不断地改变其生活空间、生产方式、民族关系，因此现实中的许多文化事象只有通过比较研究，尤其是历史比较研究，才可以廓清其源流及演变过程。纳西文化从来没有存在过“纯净状态”，它的杂交成分需要借助比较研究法一一梳理。比较的结果会让我们发现什么是纳西族独有的文化，什么是语支内、语族内、语系内共有的文化，从而避免民族的狭隘性，挖掘民族的特质。

3.考古资料佐证法。考古资料对纳西文化的佐证作用自不待言。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纳西族地区出土了许多文化遗址，如木家桥“丽江人”遗址、大东热水塘新石器遗址、大具石棺葬遗址等等。这些考古资料无言地诉说着纳西族居住地区数万年的历史，极大地弥补了文字史料不足的遗憾以及口头语言转瞬即逝和极易发生变异的缺欠。考古学的进步，使我们对史前文化的追溯变成可能。在纳西文化研究中，必须将口语资料、文字资料的佐证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将口语资料、文字资料与考古资料分离开来的倾向是不可取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纳西族是一个不断迁移、自唐代以后才定居于目前分布地区的民族，因此，对考古资料需要特别慎重对待，既不能低估它们的存在，但也不能直接根据它们判定纳西文化。要知道，一个民族在千年之内可以横跨若干经度与纬度，而一个地质层的形成需要更长的时间。显然，不断变动的文化主体与固定不动的遗址文物不能简单地打上等号，而是要将口语的、文字的资料与考古资料互相印证，作出科学的回答。

4.文献参照法。汉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拥有庞大的文献资料，而且，由于汉文化属于历史文化类型，从很早起有完整的编年史。汉文化一直处在不断向四周辐射的过程，她的史官、知识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对周边民族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有关周边民族的历史情况资料总是不绝如缕地见于正史或野史、旅行记、笔记、小说等之中，或完整、或零碎、或阶段性、或通史性地诉说着古代民族文化的奥秘。所以，在研究纳西文化时，要充分发挥这些文献资料的作用，使之与考古资料、本民族文字资料、口语资料有效地结合起来。由于汉民族拥有高度发达且严密的历法体系，在推断以至确定包括纳西文化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年代方面，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央政权文献具有神奇的效力。不过，由于时代局限、阶级偏见、民族隔阂、记录者的个人修养等因素的制约，这些文献所记载的资料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不足，需要我们做到参考它但不迷信它，承认它但要有鉴别力。

5.多学科观照法。多学科观照法指的是纳西文化内部各学科的研究要互相观照，也指对纳西文化的研究要引入种种新思想、新方法，并对它们互相观照，不孤立地看问题，不主观地作臆断，讲究整体性与统一性。如果一种观点在文字学中能够成立而在历史学中站不住脚，或者一种理论在社会学中得到证明而在宗教学方面矛盾重重，那么，这种观念、这种理论就难以成为公论与公理，至少值得怀疑。虽然各学科有自己的特性、有各自的使命，但“道不同理同”，它们在纳西文化这个统一体内应该有对应性与呼应性、补充性与互证性，而不应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相抵牾。

20世纪，纳西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学科基础，但这还远远不够，还面临着许多挑战，要把它建设成与藏学、蒙古学、突厥学、满通古斯学等并驾齐驱的显学，还需要在学科布局、学术规划、人才培养、资料积累、信息交流、成果共享等方面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越要建高楼大厦，越要将地基挖深夯实，而搭茅棚草堂，则不用花那样的功夫，支几根木棍、盖些许草就足以入住居处。但是，风一吹，它就“卷我屋上三重茅”，雨一淋，它就“床头屋漏无干处”。为了建造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广厦千万间”，纳西学需要在确定长远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实事求是，稳扎稳打。

在纳西族民间文化急剧变化的现实条件下，纳西学应该关注纳西族的生存状态，回答纳西族社会提出的种种问题，探索纳西族的发展前路，并对周边民族的发展进步提供有益的启示与经验，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只有这样，纳西学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注释】

[1]（清）谢圣纶.滇黔志略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