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观察中国由中国理解东亚

从东亚观察中国由中国理解东亚

本书从东亚“书同文”的现象谈起，结合近来学界颇为热门的“汉字文化圈”的研究展开讨论，将东亚文献学研究带来大量域外汉文文献浮现这一硕果，从史料的充实和丰富的角度，与历史学的研究建立联系，提出东亚历史上一度存在“同文书史”现象及其相应的汉文文献留存状况，对于今天的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关注的重点有二：一是文献，二是视野。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新史料的出现推动历史研究跨越式的发展，已经被大量事实和经验所证明，而我们今天或许就身处又一个这样的学术史历程之中。域外汉文献作为一种大体量整体浮现的历史资料，很可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有一个全新的转向。而视野则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即使文献摆在面前，如若有正确对待文献的学术眼光，文献的价值也难真正显现。

应对东亚地区域外汉文文献大量浮现的状况，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首先需要有一种更加宏观的学术视野，姑且称其为东亚视野，如何在东亚视野下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应对史料状况新变化所应做出的最基本的学术视野调整。笔者认为，在东亚视野下研究中国，核心就是将中国视为东亚区域的一部分，通过考察其与区域内他者的关联和互动，寻求对中国历史面貌的新发现和新理解。这一过程中，并不会因为将注意力转移到整体的东亚而消解了中国，相反是将东亚作为一个背景，关注的主体始终是中国。

客观地说，东亚内部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面对处理关于东亚的问题时，还是很难摆脱本国立场的影响，所以其出发点往往与西方学者将东亚纳入区域史脉络进行整体性考量不同，这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选择。在处理中国历史研究和东亚历史研究的关系时，坚持以中国为主体，将东亚作为背景和视野，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事实上，当我们在东亚视野中借助外部资源深化对中国自身历史的理解的同时，也是在为整体性的东亚历史新叙述作出贡献。此即“从东亚观察中国，由中国理解东亚”之所指。(www.guayunfan.com)文献和视野的关系又是相互的，文献的丰富要求视野随之放大，而视野的扩宽也会带来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域外汉文文献中，哪些资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资源？随着学术视野的放宽，资料边界亦将随之拓展。从关注直接记载中国的燕行文献，到发现反映朝鲜和日本之间关系的通信使文献同样对理解中国历史有帮助，这一过程背后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研究中国的人完全可以把视野放宽，有些未必直接涉及中国，或者不一定直接记载中国的资料，其实也有“中国”在。在我们面对域外文献时，不妨将这句话作为耳边时时响起的提醒。

鉴于研究能力有限，本书在阐述对于域外汉文文献和东亚史研究视野的基本理解之后，只能就一个具体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即以保留在韩国的朝鲜半岛汉文历史文献为研究资料来讨论近世中国的一些问题。相对来说，这大概是一个最容易进入的角度，朝鲜半岛是中国周边保留汉文历史文献最系统数量也最多的地方，而“近世”这一时间段的截取，也是因为相关的文献资料最为丰富。

在绪论部分，笔者用较大篇幅呈现了韩国留存的朝鲜半岛汉文文献的基本状况，并具体介绍了一些代表性的文献，这些文献有的已经被中国学者频繁使用，有的则还尚处于初步受关注的状态。同时，笔者还提出了从关注朝鲜王朝实录转向关注朝鲜官署记录文献、从关注燕行文献转向关注韩国文人著述这一史料视野扩展的思路，这些转向其实也是研究深入之后的必然趋势。笔者在介绍文献基本情况的同时，还顺便介绍了各种文献数据化的情况并提供了相应的数据库网站链接，这些信息对中国研究者相当重要，在史料获取的便利性方面，韩国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在本书的主体部分，笔者选择借助一系列历史个案研究，试图呈现出如何在东亚视野下利用韩国汉文文献来研究中国历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这些个案有的涉及学术的交流，比如朝鲜人对阳明学的认识；有的涉及思想的演变，主要是关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问题；在地域上，这些研究亦并不局限于中国和朝鲜半岛，而是拓展到了其他两个重要的东亚文化体——日本和越南，讨论了朝日之间通信使的问题和朝鲜与安南的文化交集问题等，借以展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在时段上，个案研究的下限也放到了19世纪末的近代，讨论了朝鲜对于中日两国现代化改革后的社会场景的观察。

这些个案研究的呈现，主要的目的还是放在史料的呈现和视野的讨论上，所以其中更多的是注重一些原始文献的呈现和宏观的视野分析，对于材料的深度分析或者横向讨论比较欠缺。同时，个案研究中，在所引域外文献与中国自身文献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并没有作太多的展开，其中很多的问题，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这既是笔者自己今后将继续的工作，也欢迎其他研究者加入讨论。

利用域外汉文文献开展中国历史的研究，更多的是中国学者的立场和选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能闭门造车。有些研究者可能会认为，在阅读域外汉文文献的问题上，中国研究者比韩国、日本学者更具优势，因此只要文献在手，完全可以关起门来搞研究。其实不然，域外汉文文献虽然是以汉字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就其产生的地域性和文化背景而言，还是有其相当大的独特性，若不理解其文化背景，对这些文献的解读还是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比起关起门来搞研究，与相应国家研究者的学术交流显得至关重要。

笔者所关注的主要是朝鲜半岛方面的汉文文献，因此对中韩学术交流的情况有些体会。就总体感觉而言，目前中国历史学界与韩国历史学界的学术交流还相当不够。长期以来，中韩两国的历史研究者，似乎有一种互相看不上彼此研究的态度，因此交流的意愿也不太强烈。这种状态关键还是因为缺乏了解所致。中韩建交只有短短二十多年，两国建交以前，彼此学界没有沟通，韩国学者对中国学者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误解，建交以后情况虽然在改变，但改变的速度显然还不够。而中国学者认为韩国学者历史研究水平不高，总的来看也是因为一种固执的误解和缺乏开放和了解的心态所致。

就当下的形势来看，中韩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应该也急需得到加强，而关键的第一步是双方都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有了开放的心态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些共同的讨论话题，而在中国和朝鲜半岛历史上，从来就不乏共同话题，因此中韩历史学界的交流应该是有极好的基础的，关键就是行动起来。笔者注意到，当前韩国学界已经开始重视中国学者历史学术著作的翻译和引介工作，但中国方面相应的举措却较少，主要集中在一些高校的韩国研究中心，事实上韩国历史学界历来亦有大量有关中国和东亚历史问题的优秀著作，我们同样可以开展翻译和引介的工作，这是达到相互了解的关键性步骤。

“书同文”带来的东亚汉文文献留存，无疑为我们在全新的东亚视野下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然而，“同文书史”是东亚共同的传统，中国不应该是这一传统唯一的受益者。虽然今天的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都已经与自身历史上的汉字传统渐行渐远，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国家留存的汉文文献仍是属于其各自的无可争议的历史文化遗存。对中国学者来说，这些文献有域外镜鉴的价值，对这些国家本身来说，它们更是有重拾传统的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东亚汉文文献的关注和研究，应该是东亚各国历史研究者的共同使命。如果东亚各国的研究者能够在这一领域形成研究的合力，在共同追寻传统价值的过程中，对当代问题或许也能形成一定的互谅、共识和理解。“从东亚观察中国，由中国理解东亚”，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东亚每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