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足僧诤_灵岩山之会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涉足僧诤_灵岩山之会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26章　涉足僧诤——灵岩山之会

黄宗羲、宗炎、高斗魁、吕留良、吴之振自常熟探望钱谦益病后，由钱谦益弟子，即顺治十八年到化安山双瀑院探访黄宗羲的抗清义士邓大临（起西）陪同，往访昔日天启同难子弟顾玉书和李逊之。又至常熟乌目山三峰寺参访昔年复社首领，崇祯时的吴江县令和南明唐王东阁大学士熊开元。时熊开元已落发为僧，受法于灵岩继起弘储禅师，法名檗庵正志。熊开元向他述及当时僧侣中的遗民和新贵之争，以及他受辱于天童寺方丈木陈道忞事。他俩谈得很晚，黄宗羲有《三峰与熊鱼山夜话》诗记其事：

乱前曾是访湖头，岂料今从乌目游。

十载间关心力尽，一龛弥勒晚香幽。

尽翻谏草支那述，危举僧条同室仇。(www.guayunfan.com)

脱得朝中朋党累，法门依旧有戈矛。

《全集》卷十一《南雷诗历》卷二《三峰与熊鱼山夜话》。与熊开元别后，邓大临送他们到常熟纪念杨琏的祠堂下，邓大临怀念往昔，悲从中来，涕零如雨，与他们挥泪而别。可能由于熊开元的介绍，宗羲、宗炎、高斗魁三人至苏州再访当年袖锥讼冤时另一同难以血书上诉的周茂兰，而吕留良、吴之振，则返棹回石门故里。由周茂兰从弟陪同，宗羲三人共上灵岩山，访继起弘储。其他遗民中的弘绪弟子，也陆续前来，他们在灵岩山寺天山阁，纵谈七昼夜。灵岩山之会，使黄宗羲也厕身于法门的戈矛之中。

要了解灵岩山之会的起因，须先了解明清之际的僧争和清廷实施的政策。

原来禅宗临济宗在明万历末年到崇祯时期，在宁波天童寺方丈密云圆悟禅师的领导下，得以复兴，被称为禅宗临济天童派。圆悟的弟子几遍天下，其嗣法弟子十二人，其中尤以汉月法藏、木陈道忞、破山海明为最著，而僧争则是由前二人而起。

汉月法藏在拜密云圆悟为师时，已颇有声望，时圆悟住持海盐金粟寺，受其拜后，即命他为金粟第一座。一年后，法藏即离寺下山，在苏州、常熟、无锡、嘉兴、杭州一带传道，而以常熟乌目山三峰寺住持最久，又称三峰禅师。崇祯六年，他在杭州净慈寺开堂说法，黄宗羲与读书社的冯悰、张岐然、江浩及沈眉生、沈昆铜曾一起前往，听他讲《论语》、《周易》，黄宗羲有“凿空新义、石破天惊”《全集》卷十《轮庵禅师语录》。之评。说明他在江浙一带，影响很大。

但法藏与圆悟在禅法上并不一致。圆悟主张临济的“直指人性，见性成佛”，其方法则是棒喝，自称“一条白棒，当头直指”《密云禅师语录》卷十二。可是法藏却主张会合禅宗的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倡导“五宗再灿”《三峰藏和尚语录》卷十四。作《五宗原》一书。崇祯三年（1630），寄与圆悟，圆悟很不开心。崇祯七年他作《辟妄七书》予以批驳。九年，法藏圆寂，圆悟又作《辟妄三录》，予以再驳。法藏弟子谭吉弘忍作《五宗救》以维护师说。弘忍圆寂后，崇祯十一年（1654），圆悟更作《辟妄救略说》，对法藏师徒的论点，逐条批驳。但四年后，崇祯十五年，圆悟自己也圆寂了。

这是明末的僧争，但延续到清初，成了清初的僧争，而僧争的性质起了变化，而且争得更为激烈。这就是木陈道忞与法藏弟子继起弘绪之争。

木陈道忞，早年参加过抗清活动，属明遗民。顺治八年（1651）秋，清军攻陷舟山。事后，清廷广搜响应舟山监国的明遗民。木陈与法藏弟子继起弘绪，同在温州被捕庭讯，各遭庭决大杖而归。顺治帝是一位佛教信徒，江浙一带禅宗盛行，引起他的注意。当他了解南方禅宗情况后，即于十五年（1658）召见木陈道忞。木陈道忞欣然领旨，于是他由一位浮屠遗民，摇身一变为浮屠新贵。

木陈是顺治十六年进京的，入京前，他考虑给顺治一个见面礼，于是具《行状》、《年谱》，请时文坛盟主钱谦益撰写圆悟《塔铭》，以表明自己是天童高僧圆悟的首位传法弟子。当然，他并不知道钱氏暗地里是东南一带地下抗清势力的主持人。钱谦益虽知法藏长期住持的三峰寺，同在常熟，但他对法藏很反感，他曾有函寄黄宗羲，说自己“每谓三峰之禅、西人之教、楚人之诗，是世间大妖孽”《全集》第十一册《交游尺牍·钱谦益》。而他仅知道木陈参加过抗清活动，而并不知道他已成了新朝的新贵，所以他欣然同意，信手写了一篇《密云悟和尚塔铭》，开头就说：“崇祯十四年癸巳，上以天步方艰，物多疵疠”，“又二年甲申，国有大故，龙驭上宾”，“於乎！先皇帝现身转轮，回心付嘱”等等，然后笔锋一转：“乾坤焚荡，人天雨泣。……草土旧臣，劫灰余烬，其忍不刳心雕肾，假词空门，以导扬仁皇之末命？”文中还提及“殉义以死”的抗清烈士黄毓祺，流露出他对前朝的怀念，对新朝的怨恨和对烈士的追思。而木陈道忞，仅看到《塔铭》不指名提到圆悟对法藏的“辟妄”，文中说圆悟“牢围法城，坚持智刃。喝高皇之御制，攘斥岛夷；镌护法之虚词，铲除邪种”钱谦益《密云悟和尚塔铭》，《新修天童寺志》第七章《塔像》第一节《塔铭》十八。颇为高兴，两个糊涂人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钱谦益写《塔铭》后，法藏一派僧众弟子，包括继起弘绪、熊开元（檗庵正志）、福王时任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的张有誉（号静庵），以及王廷璧（号双白）和弘绪弟子僧鉴晓青（字碓庵）共同至常熟访钱谦益，希望钱谦益能公正处理圆悟与法藏之争。钱谦益有《己亥五月十九日灵岩夫山和尚偕鱼山相国静涵司农枉访村居、双白居士、碓庵上座诸清众俱集，即事奉呈》四首。这五人无论是僧人还是居士，都是遗民。钱谦益在最后一首有“妙莲花界自圆成，法海何因起墨兵？少分观天知眼阔，多生持地学心平”钱谦益《有学集》卷十《己亥五月十九日灵岩夫山和尚偕鱼山相国静涵司农枉访村居，双白居士、碓庵上座诸清众俱集，即事奉呈》。句。黄宗羲讲法门有干戈，钱谦益讲法海起墨兵，则清代妙莲花界的纠纷在顺治十五年就发生了。钱谦益可能因这次继起弘绪师徒的见访，在其圆悟《塔铭》中削去汉月法藏的名字，但基本上保持了自己贬低法藏的观点。

但这次弘绪等见访，“大丞相与大司农，左右灵岩侍退翁”陈垣《清初僧争记》卷二《天童派之争》一《天童塔铭争》。（弘绪，字继起，号退翁），引起了木陈的惊觉。于是他将同患难又同室的弘绪作为箭的，因为只有抨击这个浮屠遗民派的首领，才能扫去他应召进京归顺清廷回来后称霸僧界的障碍。于是，从圆悟《塔铭》之争，转而进入“密云弥布”之争，“灵岩树泉集之争”，因不涉及黄宗羲，这里不赘。要说明的是，此次之争起于康熙二年（1663），时木陈已被顺治封为“弘觉禅师”，自称“国师”，气焰喧赫。对木陈再次攻击弘绪，熊开元像上次一样，试图调解，不想此时的木陈已非昔日的木陈，他直斥熊开元：“汝既为灵岩嫡子，便须认得我家宗派。汝非吴江令，我亦非吴江编氓。”陈垣《清初僧争记》卷二《天童派之争》二《密云弥布扁争》。于是隔手一掌。这就是黄宗羲诗中说“脱得朝中朋党累，法门依旧有干戈”，来劝慰熊开元。

继起弘绪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全祖望在《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说：“丙戌（顺治三年）以后，东南之士，濡首没顶于焦原，相寻无已，而吴中为最冲，退翁皆相结纳，从之者如市。”又说：“退翁才厚重不泄，其为人排大难最多，世不尽知也。辛卯（顺治八年），竟被连染，诸义士争救之，久而得脱，好事如故。”弘绪曾说：“使忧患得其宜，汤火亦乐国。”所以“吴中高士徐枋叹曰：‘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也。’”《鲒埼亭集》卷十四《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

由此可知，这样一位急人之大难，以忠孝作佛事而不已的浮屠遗民，难怪前“大丞相”熊开元，前“大司农”张有誉，被黄宗羲称为“其苦节当世无两”的徐枋，以及其他遗民们“从之者如流”，也就是说，他是吴中浮屠遗民的首领。陈垣说得好：关于木陈之争，“盖木陈始与继起竞遗老势力，不胜；继以新势力竞继起之遗老势力，亦不胜，乃愤而出此”。陈垣《清初僧争记》卷二《天童派之争》三《灵岩树泉集争》。所以弘绪与木陈之争，实质上是浮屠遗民与浮屠新贵之争。

对木陈的骄横，遗民们考虑予以反击，钱谦益既然没有撤回圆悟对法藏的批评，康熙三年（1664），正是木陈侮辱熊开元的第二年，常熟的遗民们听说黄宗羲至此，因而邀请他到灵岩山。这次会议，发起人是谁，未详，但知召集人和主持人是继起弘绪。黄宗羲有好些诗文，记载灵岩山之会，他在《轮庵禅师语录序》记载崇祯癸酉六年法藏开堂于杭州净慈寺后，说：其后三十有二年，余上灵岩，退翁集徐昭法、周子洁、文孙符、邹文江、王双白于天山堂，纵谈者七昼夜。余诗“谁知此日军持下，尽是前朝党锢人”，记其事也。退翁遂属余作三峰第二碑。此后语录，无不有寄余书札，余或见或不及见，而退翁惓惓之意，不可忘也。《全集》卷十《轮庵禅师语录》。轮庵禅师，即轮庵超揆，继起弘绪法子，为明崇祯时相国文震孟从子，明遗民。黄宗羲此文指出了灵岩之会的时间，在崇祯癸酉六年之后的三十二年。崇祯六年为公元1633年，其后三十二年为康熙三年，公元1665年。地址在灵岩山寺天山堂，为时七昼夜，内容之一是请黄宗羲作汉月法藏墓文。参加者七个人。但黄宗羲此文没有讲到与他同去的宗炎及高斗魁，应该共有九人。黄宗羲在灵岩山开会时，有《同晦木、高旦中、王双白、邹文江、文孙符、周子洁、徐照法集灵岩寺》诗，可知灵岩之会，黄宗炎、高斗魁也参加。黄宗羲在诗中说：

艳说古吴名胜地，松风五月隔兵尘。

应怜此日军持下，同是前朝党锢人。

霜雪蒙头羞佛火，兴亡昨梦到虮臣。

狂言世路难收拾，不道吾师狂绝伦！

《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二《同晦木、高旦中、王双白、邹文江、文孙符、周子洁、徐昭法集灵岩寺》。这首诗进一步说明黄氏兄弟和高斗魁四月底至常熟探望钱谦益后，于五月到灵岩山寺开会。“隔兵尘”，看来他们纵谈七昼夜中，讨论了法门中的干戈；“兴亡昨梦到虮臣”，也密谈到故国之亡。“应怜此日军持下，同是前朝党锢人”，“军持”，指游方僧人携带的贮水陶壶，意指在灵岩山寺开会的这些僧人，都是前明“党锢”之人，亦即与会者都是东林党人的后裔或弟子。周子洁，名茂藻，天启死难者周顺昌子；文孙符，东林党人文震孟侄子；邹文江，沈寿民弟子，而沈寿民在弘光朝，差点被阮大铖捕杀；徐枋是复社名士、抗清死难的徐汧子，黄宗羲兄弟更不必说。高斗魁虽非东林子弟，但为抗清遗民。这里仅王双白（名廷璧）未参加抗清，但不应清廷之征，也是遗民。黄宗羲说：“甲辰，与孙符胥会僧舍，慷慨往事，相和而歌呜呜，继之以泣也。”《全集》卷十《轮庵禅师语录》。会引起黄宗羲和文孙符歌之以泣的往事，非亡国之惨莫属。此外灵岩之会，不仅谈明亡之痛，还有三件事：

一是他们还以文会友，各取所著，相互评略。黄宗羲有《与徐昭法》诗，述及纵谈七昼夜的情况：人传徐昭法，可闻不可见。我今上灵岩，钟鼓集法眷。相看尽陈人，不参以时彦。徐子最后来，布袍巾幅绢。储公览拙文，珍重压端砚。徐子翻读之，喟然而称善。谓是震川后，叙事无人荐，虞山加粉泽，可谓不善变。落此一瓣香，百年如觌面。出其论文书，并与他著撰。体裁既整齐，字句亦工炼。夜坐天山堂，诸家评略遍。人言子寡言，子言如竹笕。乃知世知子，犹为子之羡。《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二《与徐昭法》。诗中谈到黄宗羲和徐枋互出所著欣赏，他们这些人都是文人，以文会友，是必然之事。

二是请黄宗羲写汉月法藏碑铭。看来继起弘绪赞誉黄宗羲文，压之端砚，而徐枋又翻阅之。叹为归有光以后，无人能荐，于是“退翁遂属余作三峰第二碑”，这不是即兴的行为，而是事前有所商定好的。黄宗羲又说：羲见储公于灵岩，出师之《年谱》、《道行录》读之，谓羲曰：“天童师翁《塔铭》，前有作者，自子发之，改撰于钱宗伯。吾师之塔铭，董宗伯所撰亦未备，子可引前例为一通乎？”羲曰：“敢乎哉！昔柳子厚为《大鉴碑》，刘梦得继之，遂书第二。无已，则有斯例在。”《全集》第十册《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黄宗羲一口答应了。但文中提到弘绪说圆悟《塔铭》，“自子发之，改撰于钱宗伯”，似最早由黄宗羲建议请钱谦益再撰写。按：在钱谦益撰《密云悟和尚塔铭》前，确有徐之垣所著圆悟《塔铭》，载于《新修天童寺志》，此《塔铭》根本不提圆悟与法藏师徒之争。圆悟圆寂于崇祯十五年，徐之垣《塔铭》写好后，圆悟另一弟子费隐通容看了后很有意见，有书与徐之垣，表示对木陈的不满，这可以说是圆悟《塔铭》第一次之争，费隐此书作于“甲申之夏”，陈垣《清初僧争记》卷二《天童派之争》一《天童塔铭争》。正是清兵入关前后，则徐之垣《塔铭》应作于明亡之前，但查黄宗羲所有著作，都没有发现他建议钱谦益撰圆悟《塔铭》事。

三是讨论改写二十一史。黄宗羲在《思旧录·徐枋》中说，他与徐枋“欲《通鉴》为经，二十一史为纬，重翻局面”。以《资治通鉴》的编年通史为体例，将二十一史“重翻局面”，予以改写，做到以史为鉴。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所以黄宗羲说：“不知其后曾拈动否也？”黄宗羲有所不知，徐枋后来硬是“拈动”了，他将《二十－史》中人物的言论，汇成－书，名《二＋一史文汇》；将《二十－史》中的史事，按《资治通鉴》、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通鉴纲目》三书,“独立义例，比事相引，较悉毫厘。人以事分，事因类聚，凡分若干事，聚为若干部”而成《通鉴类聚》一书。徐枋《居易堂集》卷五《通鉴纪事类聚序》。

从苏州灵岩回来，途经杭州，至绍兴，时刘汋病重，黄宗羲前去探望，流连半月。经石门，访吕留良，于年底回余姚，即开始撰写《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次年搁笔。这篇《塔铭》，中心思想赞扬汉月和会五宗之旨，批评圆悟“一条白棒”的禅法。指出万历以前，宗风衰息，其后胡喝乱棒，虽声焰隆盛，但为人所厌。于是“三峰禅师，从而救之，宗旨虽明，箭瘢若粟”，这显指圆悟的《七辟》、《三辟》等的笔伐。后面，黄宗羲直叙禅宗五宗宗旨。所谓宗旨者，临济建立料简、宾主、玄要、照用、四喝等纲宗；云门建立函盖、截流、逐浪等纲宗，以竭棒喝之欺伪；曹洞、沩仰、法眼建立四禁、五位、六相、三昧等纲宗，以竭机语之欺伪，师从寂音遗书悟之。《广陵散》之绝久矣，师欲推明绝学。《全集》第十册《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寂音，宋禅师慧洪，人称寂音尊者，作《临济宗旨》。法藏据寂音此书而悟之，悟的是：以临济、云门的门庭宗风，批评“棒喝之欺伪；以曹洞、沩仰、法眼的门庭宗风”，批评“机语之欺伪”，至于这一批评，是否正确，则当别论，因为临济宗开倡者临济玄义，正是棒喝的开创者；机语则为不立文学的禅宗早已有之的禅法。重要的是，法藏的《五宗原》，矛头所指，正是其师的白棒一条。

接着，黄宗羲叙述法藏与圆悟相见、相别时的机语。要注意的是后面一段之问：云又问：“得意忘言道易亲，如何是得意忘言处？”师画○∴相答之，解缆而行。云又遣人问○∴：“此是圆相耶，三点耶？”师答书曰：“法门建立之密，千古万古不能扑破。”宗旨未破，则临济犹生也。法藏为建立五宗宗旨的权威性，认为五宗宗旨涵于诸佛之前最早之佛威音王佛中，“威”，在形之外，“音”，在声之外，在未有形声之前的这位佛中之佛，法藏以○作表示，他说：“尝见绘事家图七佛之始于威音王佛，惟大作一○，圆相之后则七佛各有言诠，言诠虽异，而诸佛之偈旨不出圆相也。……圆相早具五家宗旨矣，五宗，各出一面。”《三峰藏和尚语录》卷十一。“七佛”，指禅宗所说西天祖师前的从毗婆尸佛一直到释迦牟尼佛的七位佛，而威音王佛还在七佛之前，七佛各有言诠，而威音王佛无言诠可说，虽无言诠，而七佛言诠不出于这一○相，而禅宗五家宗旨自然更不出这一○相了。法藏别圆悟时，圆悟问他临济宗的“三玄三要”之旨，法藏“画○∴相答之”，也就是说：“∴”表示三玄三要，而○∴相表示三玄三要蕴含在威音王佛之中，是显现威音王佛的一面。所以法藏回答圆悟：“法门建立之密，千古万古不能扑破。宗旨未破，则临济犹生也。”威音王佛的○相万古不破，临济三玄三要之宗旨，也决然不破。法藏接着说：“岂可以一时举扬之不易，承接之无人，便欲越过此宗。”暗喻圆悟的棒喝是欲打破威音王佛的○相，超越临济宗旨，这是不可能的。

黄宗羲上述二段，正确道出了法藏的五宗宗旨和神化五宗宗旨的佛学思以及圆悟师徒二人在禅法和禅理上分歧的要点所在，但尚未提到木陈道忞事，但在《塔铭》后的铭文中暗暗提到了。他说：师起三峰，乃独优之；纲宗不立，白昼狐狸。遂拔赵帜，立汉赤帜；赵人未尽，环壘而詈。邓尉偏衣，太湖金玦；五宗之哭（自注：师有《哭五宗诗》），血泪无竭。黠鼠逢猫，偷心不起，所曰纲宗，亦复如是。维彼黠鼠，不生法门，今始赞叹，有《五宗原》《全集》第十册《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拔“赵帜”，立“汉帜”，赵人之帜，当指圆悟的一条白棒；汉帜自然指汉月法藏的《五宗原》绝学。“赵人未尽，环壘而詈”，则隐指木陈道忞对继起弘绪的攻击。黄宗羲将木陈贬为“黠鼠”，又说他“不生法门”，非法门中人，当指这种投靠清廷，以清廷势力压制遗民派行为非佛教出世之人所应有。《塔铭》文最后对法藏评价很高，说他“砥柱释氏，天心可知”。

黄宗羲这篇《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出来后，继起弘绪喜极而泣，他致信宗羲：“读高文不禁泣下，叹先三峰和尚道高天下古今，乃遭逢艰苦，非亲见面目心手独诣者，不能倾吐深痛，以告夫天下古今也。”此信附于黄宗羲《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塔铭》之后。

黄宗羲并非法门中人，《塔铭》一出，于是僧争扩而至法门之外。原来顺治十年，弘绪出其所著《树泉集》时，木陈亦汇编他与同人的诗文，出《新蒲绿》一书，当时木陈尚属浮屠遗民派，书中颇有明亡之慨。顺治十六年九月，木陈应顺治帝之召进京，为宁波人士所不齿，多以“新蒲绿”嘲讽他。后来，黄宗羲甬上证人书院的弟子董道权作《客有谈天童近事者，戏作二绝》，此诗见《续甬上耆旧诗》卷九十一《贞孝先生董道权》。诗如下：文字传灯记北游，锄山拟作御书楼。

从今不哭新蒲绿，唐肃宗至德元年，安禄山叛军陷长安时杜甫在城，作《哀江头》一首，“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为谁绿？”表示亡国之痛。木陈早年为浮屠遗民时，曾编《新蒲绿》一书，以示明亡之悲，故董道权以此讽之，故遭木陈之恨而欲杀之。一任煤山花鸟愁。

苕溪老讷旧知名，承恩亦向御街行，

故山仍作诛茅计，可有楼台插汉旌？“北游”，指木陈应召北上，回天童后作《北游集》，夸耀受新主恩遇。御书楼，指木陈回来后，在绍兴化鹿山锄山重建平阳寺，建奎焕楼，又在天童寺建奎焕阁，以藏顺治所赐御书。“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故山仍作诛茅计，可有楼台插汉旌”，则说他背叛前明。木陈寡廉鲜耻，奴颜婢膝，晚节不守之情，跃然纸上。当时甬上的张立中、钱光绣、戴芚翁等都有诗刺木陈，而未有嘻怒笑骂 、刻骨入木之深如董道权者。因此，木陈既恨且怒，向董道权下毒手，黄宗羲说：“嗣法木陈者持刀欲杀巽子（董道权字），逃而免。”《全集》第十册《董巽子墓铭》。则僧争之激烈，不仅扩之于俗界，竟达到大开杀戒的地步，也可见木陈仗帝王势力的骄横心态。

但更想不到的是，后来连帝王也亲自插手进来，斗争更为激烈。顺治基本上是从信仰角度召南方名僧进京的，而后来的雍正帝心思细密，发觉这两派之争，实质上是顺清与抗清势力之争，于是亲著《御制拣魔辩异录》，指密云圆悟得曹溪正脉，而汉月法藏一系俱是魔子魔孙，下令：“天童密云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僧众，著直省督抚，详细查明，尽去支派，不许蔓入祖庭。”下令毁掉法藏等语录著作。在清廷镇压下，法藏一系被取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