钜鹿之战与《临江参军》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钜鹿之战与《临江参军》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崇祯十一年，刚刚送别了老师黄道周，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吴伟业又要为挚友杨廷麟送行了。

杨廷麟也是迫不得已离开京师的，而且也是因为弹劾了杨嗣昌被调外的。他的职务发生了大变化，由翰林院编修这一纯粹的文官改任兵部官员，被发遣到与清兵作战的第一线。

杨廷麟为什么弹劾杨嗣昌？他又为什么身不由己地“投笔从戎”？要想弄清这一切，不能不从当时对清的战争形势谈起。

自天启末年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的国力更迅速地壮大起来。到了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把国号定为大清，改元崇德。彼此力量的对比越来越有利于清，皇太极吞没明朝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他制定了对明的总战略，而对明内地不断发动奔袭战，就是其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奔袭战始于崇祯二年（参见上一章），但那一次更多地带有军事上的侦察性质，以了解明的防御能力。以后的几次规模也不算大。真正大规模的奔袭战，是从崇祯九年开始的。这一年八月，清兵从独石口进入关内，连陷昌平、房山、安州、定州等十二城，每战皆胜，经过二十多天，俘获人口牲畜十几万，然后浩浩荡荡地出关而去。北京附近城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面对清兵肆无忌惮的袭扰，明朝廷上分为主战、主和两种意见，争议不休，其中又夹杂了党派斗争的因素，使争议更为激烈，情况更为复杂。黄道周、杨廷麟和宣大总督卢象升都是主战派的代表，这一派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但是却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以贵戚权臣为主体的主和派手中，不过，迫于舆论压力，这一派的议和活动却只能暗中进行。于是，明廷处于欲和难成、欲战不力的尴尬处境，主和派不敢明目张胆地与清签订和款，主战派要求备战的主张和行动则处处受到掣肘与阻挠。(www.guayunfan.com)正当明廷和战意见不能统一，政策又摇摆不定之际，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奔袭战。其军队分为左右两路，各从墙子岭、青口山毁边城入塞。而明朝军队毫无戒备。据史料记载，墙子岭地势十分险峻，清兵蚁附而上，三天三夜全部人马才进入关内，困乏已极，而竟无一支明军进行袭击。原来清兵入犯的那一天，正逢监视内监邓希诏的生日，镇守墙子路的蓟辽总督吴阿衡、总兵吴国俊全部趋奉祝贺，参加酒宴去了。警报传来时，二人已醉，昏沉沉仓促而返，结果调度失措，明军一触即溃，吴国俊战败走密云，吴阿衡在密云战中败死[53]。清军遂越过迁安、丰润，至通州以西地区，绕过北京，南下涿州，在京师南部各县往来扫荡蹂躏。

杨嗣昌自崇祯九年被委以兵部尚书重任，便集中兵力镇压农民军，推行他的所谓“四正六隅”战略，而对清则一直“阴主款议”。他的这一态度得到崇祯帝的默许。这一次清兵入侵，他又“戒诸将毋轻战”。[54]诸将本来胆怯畏惧，于是均以此为借口持重观望，让清军得以各个击破，故京南州县城大多陷落。

正是在这时候，杨廷麟上疏参劾杨嗣昌的失事误国之罪，疏中言：“陛下有挞伐之志，大臣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嗣昌及蓟辽总督吴阿衡内外扶同，朋谋误国。与高起潜、方一藻倡和款议，武备顿忘，以至于此……夫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将士畏法，无有二心。”[55]言辞极为激烈。杨嗣昌大怒，特别疏中把他比作北宋末年和南渡的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耿南仲与黄潜善，更使他羞愤难忍。他想出一条毒计，向崇祯帝诡称杨廷麟通晓军事，使崇祯帝下旨，改杨廷麟为兵部职方主事，调到督师卢象升军去赞画军事，等于派往前线去送死。于是本为一介书生的杨廷麟换上了一身戎衣，离开京师，急赴烽火连天、悲笳四起的河北桑干河一带，投奔各路援军督师卢象升的军队。[56]

这次吴伟业送别挚友，比上次送别老师黄道周心情更加恶劣，老师只是贬官，而杨廷麟却是赶赴凶多吉少的战场，这一去能不能再见面都成了疑问。送别的双方都十分沉重，情景悲壮，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况味。

自从清兵入关，吴伟业就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杨廷麟奔赴前线之后，他更是心系战场，时刻谛听着来自前方的每一条消息，挂念着战局的每一细微的变化。

前线传来的尽是些让人惊恐、焦虑、沮丧的坏消息：十一月，清兵围攻高阳县，城破，原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殉国；清兵分兵数路，一路陷衡水、武邑、平乡、枣强、阜城、献县，一路陷元氏、赞皇、临城、高邑，所向披靡，京南州县几无完城；明军这一面却仍在内讧，统帅杨嗣昌与督师卢象升失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更糟糕的是大敌当前，双方连暂时的合作也做不到，卢象升的作战计划总是受到杨嗣昌和总监宦官高起潜的阻挠破坏，其他将帅也不支援他，处于孤木难支的困难境地，名义上号称督天下兵，实际能够调动的兵员不满二万。[57]

对于朋友自身的情况，吴伟业就更是关切，每天翘首盼望来信。杨廷麟走了已经十天，竟无一点音讯，这使他焦虑万分。正在这时候，廷麟的仆人冒着危险，风尘仆仆地从烽火连天的前线赶回了京城，给吴伟业捎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与卢象升督师一见倾心，谈得非常投机，感觉督师真是一个胸怀韬略、气雄万夫的帅才。可是再见其他那些统兵的将领，却让人失望，一个个无比骄横而又非常孱懦，在战场缩首缩尾，徘徊不进，常常耽误大好战机，每当该与敌兵交战，总千方百计率军脱身，嘴上还一个劲地念叨：“战不得，战不得。”结果我军的形势一天比一天蹙迫。信上还说与清兵一战不可免，胜败不可知，但生死完全由我来把握。言外之意是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必要时将血溅疆场，以身殉国。读罢信，吴伟业有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悲伤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了。[58]

果然，不久之后的一天，传来令朝野震惊的噩耗：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十一、十二日，卢象升军与清兵决战于河北钜鹿贾庄，全军覆没，卢象升壮烈牺牲。噩耗传来，朝廷之上和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一片既悲戚又惶恐的气氛当中。吴伟业的心像是浸泡在冰水里，感到近乎绝望的哀痛。他仰望南天，为挚友，也为卢象升督师和所有殉国的将士痛彻心脾、呜咽不已。[59]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吴伟业忽然收到了杨廷麟从别的地方发来的信，说明朋友还活着，这让他又惊又喜。原来钜鹿之战前，卢象升料到必死无疑，于是派廷麟前往真定运粮，支走了他。廷麟被蒙在鼓里，没有觉察出来，还以为很快就能同督师相会，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廷麟在信中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说恨只恨没有同督师一起战死。[60]

吴伟业从来信和其他方面了解到钜鹿之战的详细经过：战役前，卢象升所部被杨嗣昌故意抽调，仅剩下五千疲弱之卒，粮饷又供应不上，露宿旷野，饥寒交加，士卒不得已抢掠百姓，军心浮动，其势汹汹。卢象升将为首乱兵斩首，对士卒掩面而泣，说我知道你们饥寒已极，但为严肃军纪，不得不这样做。就在这样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朝廷权臣却敦逼卢象升速战，象升明知敌众我寡，很难取胜，仍决心拼死一搏以报国。他率军至贾庄，听说太监高起潜军在鸡泽一带，距贾庄只有五十里，非常高兴，急写信约互为犄角，共同作战。谁知高起潜竟然拔营连夜逃走，致使卢象升孤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清兵。十二月十一日，胡笳声四起，第二天一早，卢军已被数万清兵团团包围，象升挥兵奋战，呼声震天，最后终因实力悬殊而大败。象升死于乱军之中，死时尚不满四十岁。[61]

卢象升死后，杨嗣昌继续对他诬陷，硬说他并非殉国，一定要验尸，派遣部下一名姓张的役卒前往贾庄查验。其人回来后据实申报卢象升死状，并感动得流下泪来，不想竟遭到杨嗣昌严刑毒打，逼迫改口。其人高喊：“我即使死了也决不改口，卢老爷是个忠臣，我一个下人怎敢胡说欺骗上天呢？”最后这名役卒被活活拷打致死。崇祯帝也下诏调查卢象升的下落及其贾庄战役经过，杨廷麟据实写成奏章，寄给吴伟业与冯元飚转呈，冯元飚担心杨廷麟会受到主和派更大的陷害，就对吴伟业说：“这封奏章要是原样呈递上去，廷麟必死无疑。”于是将其中讲述高起潜的一段删去。廷麟终于得以免去一死，只受到贬谪的处分，但是廷麟内心却深感不安，说后世人们会为此而谴责和蔑视他，说他还不如一个部役有正义感。[62]

钜鹿之战结束了，可清兵的入侵并没有停止，在蹂躏了京南数十州县之后，突然掉头南下山东。崇祯十二年正月，清军兵临济南城下。很快济南陷落，明朝官员大部被杀，德王朱由枢被俘，解往沈阳。接着，清军又连破州县，大肆屠杀掠夺，直到三月，才押解着俘获的四十多万人口和大量财物经天津卫大摇大摆地撤回到关外。

对于清兵的入侵，吴伟业始终态度鲜明地主张抗击，这从他在崇祯十二年正月里所上的奏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奏章的内容一是进言目下退敌之策，他建议崇祯帝紧急召集公侯贵戚，以“忠义激之”，使他们“共捐家财以募死士，更出空头告身数百道，悬犒有功，使入敌营，烧其辎重，毒其水草”，说如果这样做了，则“敌必遁逃”。二是进言今后御清方略，认为应该“亟遣知兵大臣，选锐九边，再益以川浙兵各数千人，预防今秋。然后大更法制，上下军民日夜事战”，并且要崇祯帝“下积粟之令”，使“公侯贵戚于山东、河南遣人收籴”，这样，一旦“缓急凶荒俱有备矣”。[63]可见，吴伟业属于坚定的主战派。

吴伟业的态度也表现在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诗歌上。从崇祯十一年九月到崇祯十二年冬，由于清兵入侵、国势危急和挚友身临抗清战场一事的刺激，吴伟业的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清兵刚刚侵入边塞时，他便写下了《墙子路》一诗，[64]杨廷麟参军后，他先后写下了《怀杨机部军前》和《再忆杨机部》（杨廷麟字机部）等作品，[65]钜鹿之战结束后不久，他又写下《读杨参军〈悲钜鹿诗〉》，[66]到崇祯十二年冬，清兵入侵已经过去八九个月，仿佛是要为这一事件做总结，他又写下了著名的《临江参军》。在这些作品中，他指斥了一意主和、失事误国的枢臣，鞭挞了那些昏庸无能、畏敌如鼠的将领，刻画了卢象升、杨廷麟等民族英雄的形象，歌颂了他们在国家危亡之秋所表现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节操和忠于朋友、严正不阿的高贵品德。

上述作品除了主题集中这一个特点之外，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诗体的多样化，《墙子路》是七绝，《怀杨机部军前》和《再忆杨机部》为七律，《读杨参军〈悲钜鹿诗〉》为七古，《临江参军》为五古，几首诗，五言七言、古体近体、律诗绝句俱备，吴伟业似乎有意在换用不同的诗体来写作，以寻找最适宜的抒写形式。二是强烈的叙事性，两首古体诗且不论，连本适于抒情的律绝在他手里也往往变成了以叙事为主了，如《墙子路》：

匈奴动地渔阳鼓，都护酣歌幕府钟。一夜蓟门风雪里，军前樽酒卖卢龙。

再如《怀杨机部军前》：

同时迁吏独从征，人道戎旃谴责轻。诸将自承中尉令，孤臣谁给羽林兵？忧深平勃军南北，疏讼甘陈谊死生。犹有内谗君不顾，亦知无语学公卿？

前一首几乎完全“客观”地记录了蓟辽总督吴阿衡醉酒误事，致使清兵轻易地攻破险关的过程；后一首虽然搀杂了作者的感慨，但基本上还是以记事为主，写出了杨廷麟自被谪从军到钜鹿之战结束以后上疏直言卢象升败死实情的整个经历。

上述五首诗中，有三首皆为佚作（《墙上行》、《再忆杨机部》、《读杨参军〈悲钜鹿诗〉》），它们肯定是因事涉明清关系，使用了违碍字句，如“匈奴”、“胡”、“虏”等等，而被作者主动淘汰掉，没有收入诗文集中。另外两首，《怀杨机部军前》没有违碍字句，因而得以收入诗文集；而《临江参军》之所以被作者保留，则是因为后来做了较多的改动。这种改动，从《梅村诗话》所引录者和《梅村集》与《梅村家藏稿》所收录者在文字上的不同就可以看出来，如“去年东师来，饥饱恣驰突”句，在诗文集中改成了“去年羽书来，中枢失筹策”；“四野多豺狼”句改成了“四野多悲笳”，“贾庄败问至”句改成了“一朝败问至”等等。而被《梅村诗话》引录者其实也不是原貌，诗话中说：“以文多忌，不全录，其略曰……”这个“其略曰”之后所引录的部分正是收入诗文集的全诗，可知诗文集中的这首诗已是经过砍斫的“残留”了。

《临江参军》一诗，作者不惜刀砍斧削，弄得不完整，弄得与原意有所出入，也要收入诗文集中，并且还说：“余与机部相知最深，于其为参军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即谓之诗史，可勿愧。”[67]可见他是多么重视这首诗了。下面让我们引录全诗：

临江髯参军，负性何贞栗。上书请赐对，高语争得失。左右为流汗，天子知质直。公卿有阙遗，广坐忧指摘。鹰隼伏指爪，其气常突兀。同舍展欢谑，失语辄面斥。万仞削苍崖，飞鸟不得立。予与交十年，弱节资扶植。忠孝固平生，吾徒在真实。去年羽书来，中枢失筹策。桓桓尚书公，提兵战力疾。将相有纤介，中外为危栗。君拜极言疏，夜半片数出。赞画枢曹郎，迁官得左秩。天子欲用人，何必历显职。所恨持禄流，垂头气默塞。主上忧山东，无能恃缓急。投身感至性，不敢量臣力。受词长安门，走马桑干侧。但见尘灭没，不知风惨栗。四野多悲笳，十日无消息。苍头草中来，整暇见纸墨。唯说尚书贤，与语材挺特。次见诸大帅，骄懦固无匹。逗挠失事机，倏忽不相及。变计趣之去，直云战不得。成败不可知，生死予所执。予时读其书，对案不能食。一朝败问至，南望为於邑。忽得别地书，慰藉告亲识。云与副都护，会师有月日。顾恨不同死，痛愤填胸臆。先是在军中，我师已孔亟。剽略斩乱兵，掩面对之泣：我法为三军，汝实饥寒极。诸营势溃亡，群公意敦逼。公独顾而笑，我死则塞责。老母隔山川，无由寄凄恻。作书与儿子，无复收吾骨。得归或相见，且复慰家室。别我顾无言，但云到顺德。犄角竟无人，亲军惟数百。是夜所乘马，嘶鸣气萧瑟。椎鼓鼓声哀，拔刀刀芒涩。公知为我故，悲歌壮心溢。当为诸将军，挥戈誓深入。日暮箭镞尽，左右刀集。帐下劝之走，叱谓吾死国。官能制万里，年不及四十。诏下诘死状，疏成纸为湿。引义太激昂，见者忧谗疾。公既先我亡，投迹复奚恤。大节敬弗明，后世谓吾笔！此意通鬼神，至尊从薄谪。生还就耕钓，志愿自此毕。匡庐何嶻嶪，大江流不测。君看磊落士，艰难到蓬荜。犹见参军船，再访征东宅。风雨怀友生，江山为社稷。生死无愧辞，大义照颜色。

这首诗是他现存第一首五言长篇叙事之作，诗中以忠于史实的写作态度和严谨的笔法记录了钜鹿之战的前前后后。其叙事之委曲、刻画之生动、语言之苍劲，都表现了不凡的功力，而尤足称道的是它的结构。此诗虽以“临江参军”（指杨廷麟，他是临江人，曾任参军）为题，实则写了杨廷麟和卢象升两个人。全诗以杨为经，以卢为纬，写杨全用正面叙写，写卢则主要通过杨的两封书信带出，故写卢之处也是写杨之处，所以尽管诗中对于卢象升战前和战役之中的举止风貌描写细致，但并没有喧宾夺主。结尾用“生死无愧辞，大义照颜色”两句，照应了生者和死者两方面，收束得非常利落和严密。全篇分写合写穿插，实叙虚写交错，用笔腾挪变化，开阖有致，颇具史传文章的那种叙事之法。比起一年前的《殿上行》显然胜过一筹。它显露出作者在叙事诗创作方面的特殊的兴趣与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