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避世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小心避世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顺治十五年春，清廷派遣大军分三路进攻活动于云、贵地区的李定国军。李定国虽顽强抵抗，但仍然抵挡不住清军的凌厉攻势，连遭败绩，兵力大损。至这一年底，永历王朝的地盘丧失殆尽，永历帝狼狈逃往缅甸境内。此时，永历王朝仅仅作为反清复明的一个象征而存在了，实际上，败局已定，大势已无法逆转。此后，永历王朝又勉力支撑了两年多，到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永历帝终于为大举入缅的清军俘获。康熙元年四月，永历帝父子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宣告灭亡。六月，李定国病逝于孟腊。至此，西南一带的反清复明斗争被清朝彻底镇压下去了。与此同时，东南一带的反清复明斗争也跌入了最低谷，顺治十八年三月，郑成功为避开清军攻势，进兵收复台湾。转年五月，郑氏病逝于台。同年，江浙地区的一批民族志士如魏耕、钱缵曾、祁班孙或被杀戮，或遭流放。

对于志在恢复的汉族士人来说，顺治十八年和康熙元年实在是让人沮丧消沉、心灰意冷的两年，随着一面面反清复明旗帜的倒下，心中保存的那一簇本已微弱的希望之火差不多快要熄灭了，尽管不愿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如磐石，难以撼动了。这种严酷的大局，再加上顺治十四年至十八年清廷为了镇压对新朝怀有二心的汉族人民而蓄意制造的各种案件，使得广大士人噤若寒蝉，不敢再轻言时政、轻举妄动了。

这种精神状态在吴伟业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在闻知永历朝灭亡之后写下了《滇池铙吹四首》，为这个存在了十几年的小朝廷唱出了最后的挽歌，同时也唱出了自己的悲凉与绝望。而此后，一直到逝世前，也就是从康熙元年至康熙十年，他便采取了一种似乎是远离现实的生活态度，不问时事，不谈政治，以游山玩水，寻访名胜打发掉最后的岁月。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做一次旅游，游常熟，游松江，游洞庭东西二山，游嘉定，游湖州，游无锡，当然游得最多的是本府府城苏州……有时一年出游多次，一游就是几十天。山水诗成了这一时期写得最多的题材。诗中似乎全没了一点火气，写得平和淡远，例如五律《寒山晚眺》：

骤入初疑误，沿源兴不穷。穿林人渐小，揽葛道微通。湖出千松杪，钟生万壑中。晚来山月吐，遥指断岩东。(www.guayunfan.com)再如五古《丁未三月廿四日从山后过湖宿福源精舍》：

千林已暝色，一峰犹夕阳。拾级身渐高，樵径何微茫。回看断山口，树杪浮湖光。松子向前落，道人开石房。橘租养心性，取足须眉苍。清磬时一声，流水穿深篁。我生亦何幸，暂憩支公床。客梦入翠微，人事良可忘。

但这种竭力要忘怀人事的萧散冲淡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他内心其实全没有真正耽情山水者的恬适轻松与洒脱。只要观察一下他的足迹，就会看出，他在晚年的十年中，除了于康熙七年三月曾往游距太仓二百多里的湖州（当时友人吴绮正任湖州知州）外，活动范围始终不出方圆百里左右。尽管有大量闲暇，他却一直没有实践从中年起就怀有的“采药寻名山”、“长放万里心”[1]的愿望。这与体力无关，与经济状况的关系也不大，更不是因为要遵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其母亲已于顺治十八年去世，父亲于康熙二年去世）。其谨慎的举动大概主要还是出于对尚不太平的现实世界的恐惧，出于尽可能避祸全身的心态。

有人只看到吴伟业晚年生活的表面现象，便称羡他“优游晚节”，有“后福”。[2]这真是非知人之言。就同当年有人恭维他仕清时官运亨通一样让他啼笑皆非。他的“优游”乃是不得已而做出来的。他其实相当痛苦，对清朝的不满与怨愤也相当强烈，只不过他把它们埋在心里，尽可能不发泄出来。他活得小心翼翼。但偶尔他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冷不丁地冒出几句心里话，例如游嘉定时写给同年进士的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莫嗟过眼年光易，征调初严已十霜。”[3]游松江登上城楼临眺之时又写下如下的诗句：“月落三江外，城荒万马中。空持一尊酒，歌哭与谁同？”[4]游湖州时对着友人更是敞开心扉，道出近来的不幸：“官退囊频涩，年侵镜渐憎……旧业凋林薄，残身瘦石棱……已耽耕稼隐，几受党碑惩。寥落依兄弟，艰难仗友朋。”[5]这些诗句感时伤乱，自嗟窘迫、衰迈与所遭遇的风险危殆，充满了牢骚不平，透露出其感情的真正底色。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康熙六年游洞庭东西二山途经吴江时写下的《吴江有感》：

落日松陵道，堤长欲抱城。塔盘湖势动，桥引月痕生。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

表面看，这首诗写得似乎平静极了，一点儿也不慷慨激烈，可是，当你感受到诗人所勾画出的那种由赋税和兵灾所造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冷清的时候，当你了解到诗人的旧交亦即吴江惊隐诗社的士人们是因为被康熙二年的“明史案”株连而星散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诗人的内心是冷静的吗？

这一时期吴伟业也偶有全篇直截了当揭示现实黑暗的作品，如《直溪吏》：

直溪虽乡村，故是尚书里。短棹经其门，叫声忽盈耳。一翁被束缚，苦辞橐如洗。吏指所居堂，即贫谁信尔。呼人好作计，缓且受鞭棰。穿漏四五间，中已无窗几。屋梁纪月日，仰视殊自耻。昔也三年成，今也一朝毁。贻我风雨愁，饱汝歌呼喜。官逋依旧在，府帖重追起。旁人共欷歔，感叹良有以。东家瓦渐稀，西舍墙半圮。生涯分应尽，迟速总一理。居者今何栖，去者将安徙？明岁留空村，极目惟流水。

诗人亲眼见到了官吏横征暴敛的一幕，按捺不住愤怒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写下了这首被人称做可与杜甫“三吏”“三别”媲美的诗篇，不过像这样的诗作，在其晚年的作品中不多。他连一向重视和偏爱的有关明清易代史事的题材也不再触及。有人认为他“江郎才尽”，实际上他是有意回避各种敏感的话题。康熙七年，他在为好友宋征璧（字尚木）的诗集所作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念平生操觚，不至于抵滞，今每申一纸，怛焉心悸，若将为时世之所指摘，往往辍翰弗为。”[6]由此可见其心态。另外在《遣闷》诗中他也曾说过：“一字不向人间留，乱离已矣吾无忧。”看来，为了生存的需要，他真的在这样做了。虽然并非“一字不向人间留”，但留下的绝大多数都是些不涉时事、无关痛痒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