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戊戌变法的原因_关于梁启超的事迹

促成戊戌变法的原因_关于梁启超的事迹

三十八　综述

今先简要阐述戊戌政变的原因。原因甚不简单，为提纲挈领起见，可先分为“外激的”、“内根的”两大类:

(甲)关于“外激的”原因，又可分为“远因”、“近因”两大组。

(乙)关于“内根的”原因，亦可分为“远因”、“近因”两大组。兹分别备述之。(www.guayunfan.com)三十九　外激的远因

(A)关于“外激的远因”，又可分下列四项述之:

梁启超纪念馆

(1)由于中国之闭关政策康熙时代，那时西方的文艺复兴，科学发达，都还不久。康熙帝极力提倡欧洲文化，亲自学习拉丁文及代数，大量欢迎明末以来挟其科学而来华传教的、智德俱高的教士。一时中国吸收西洋文明，呈蓬勃之概，至少不在彼得时代的俄国之下。使能继续遵循此轨道，则中国之科学化、工业化，要提早三百多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文化地位，后来决不至堕入地狱的底层!不幸，簸弄中国命运者——雍正，因为他私人皇位的暗争，无端牵涉到宗教团体的暗争。他恨一班西洋教士，帮助他“文明而又仁慈”的政敌哥哥，接位之后，把西洋的文化人，全数驱逐出国!两扇大门一闩，从此以后，中华全国成了隔绝世界的孤岛，全体民族成了伏居土穴的鼬鼠!世界天天在不断的进步，而满清宰制下的中国，“夜郎自大”，崇炫自己的文化，在那里闭着眼睛自吹自尊!譬如戴东原，这样自骄自夸的学者，竟说“中国古代的算术，高出于西算”!对于西洋一切一切的进步与发明，当然丝毫都不知道。郭嵩焘说了一句“现在的夷狄也有数千年文明”的话。京师的士大夫愤怒得发了狂!一八九七年(丁酉)，意大利学者马可尼(Marconi)氏，已经发明无线电了，而在中国，也居然自称“学者”的叶德辉，正在同时大讲“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中国人是黄种，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位!”等童话——长胡须老头儿所说的无耻又无味的童话。如果长此闭关下去，再昏昏颠颠的睡一千年，那么又当别论。可是这紧闭的大门，给英国“海盗型”的鸦片商，用炮舰来轰得七穿八洞!逼迫你允许卧榻之旁最肥美的所在，不客气地由他们兴家立业起来。辱国丧权的愤慨以外，单就这三百年来文化的飞跃与落伍，双方觌面的对照，美丑之别，不是盲人，都要感觉到无比的自愧与难堪。尤其是南方各省为甚。不过这批八股文人。智识太低，自私太重，素无国家民族的观念，合群参政的习惯(这是要杀头的)，从没有伟大不怕死的民众领袖，为之代言、宣发、组织、领导，来实地行动罢了。那时忍着难堪之耻，稍有血性的文人，正苦于“群龙无首”之时，康、梁、谭等恰恰适合那时“文人阶级”中大胆不怕死的领袖。所以康有为某一次在明杨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集合青年上书时，联名者约两千人。戊戌政变，可以说是闭关以后，中国文化突然落伍，受刺激的优秀民族，必然奋起的斗争。

(2)由于鉴于俄皇大彼得西化富强的歆羡康氏第五次上书中，已经明白地条陈三策。上策——第一策，是:

取法于俄、日二国，以定国是……

在大彼得以前不久，蒙古人奴役下的俄国，那时还是一獉狉未开化的民族。大彼得正与康熙同时的，因他的不顾一切，实行欧化，居然二百年以后，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蚕食中国的藩土——整个中亚细亚及西伯利亚，而反使中国仰之为文明上邦。这当然是刺激中国变法维新的一个有利因素。

《海国图志》书影

(3)由于列强之集中环攻自从普法战争以后，欧洲保持四十年的武装和平。虽然他们的帝国主义，一天高张一天;但是他们全部“贪欲的触须”，一齐伸展到远东的老大中国来，这是他们一致认为肥美而又丰饶的一块神秘的大地。

……欧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世界之天府也。世界之天府，当与世界共之;非一种人之所得私也(此欧人瓜分主义)。亚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亚洲之中坚也。亚洲之境壤，当亚洲自治之;非他种人之所得攘也(此日本独吞主义)。(《论日本东方政策》)

而日本有浮田和民者，著《日本帝国主义》一书，公然大声提倡日本独吞中国，他说:

……日本者，世界后起之秀，而东方先进之雄也。近者“帝国主义”之声，洋溢于国中;自政府大臣、政党论客、学校教师、报馆笔员，乃至新学小生、市井贩卖，莫不口其名而艳羡之，讲其法而实行之。试问今日茫茫世界，何处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国主义”之余地，非行之于中国而谁行之?……

这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如七八猛兽，环伺一牛。戊戌政变，是这潜力尚大的牛救亡图存的一吼。

(4)船坚炮利政策之失败远在鸦片战争结束时。魏源已经深深感到外力压迫之可畏。所以他作《海国图志序》文说:“是书何以作?曰: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在洪、杨之战时，就有一件重要而也有趣的故事:

有舍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林翼)麾下为戈什哈。……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盼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忧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敬铭)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人，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已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薛福成:《庸盦笔记》荩臣忧国条。按:后来阎敬铭供给创办海军费，最为热心，殆即据此。)

《海国图志》作者魏源像

稍后李鸿章借戈登大炮之力，平定江南。他致书于曾国藩说:

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这西洋“船坚炮利”的实力，是为胡林翼、李鸿章等一班中兴元勋所亲自尝到滋味的了。于是急起作“皮毛”的模仿，譬如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五年，左宗棠设马尾轮船制造局于福州。九年，曾、李又设北洋机器制造局于天津等，李鸿章的大脑中，自然充满着:“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狂之俗!”(《李文忠公奏议》)所以只要:

李鸿章

……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与曾文正公书》)

白昼在那里做这样“黄粱大梦”，你们不要笑痛肚子。这一种皮毛维新适足更养成骄夸、懒惰、空虚的弊病。所以梁氏严格地批评李鸿章所行的新政，说他: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有清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李鸿章传》)

在这样的政治恶习下办出来的“船”那里曾“坚”，“炮”那里曾“利”!“炮弹”里面所装的是什么东西，李鸿章自然是不会知道的。可是，在同时模仿新法的日本，有一个严酷无情的对照:驻英国公使郭嵩焘，报告说: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十九人。嵩焘所见有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长罔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法律。其户部尚书恩屡叶欧摩，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郭筠仙集·上李中堂书》)

金陵机器制造局诞生于1865年(同治四年)，是晚清洋务运动中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工厂，是晚清最大的兵工厂，其主要产品有枪、炮、弹药、火药、水雷等。

伊藤博文像

不错，中国些微有一点远见的士大夫都看透了那些枝枝节节的“船炮政策”绝对无用;而想从“立国之本”的“各种创制”上，来一番彻底的改革与维新。这就是酝酿十余年的维新思想，造成“戊戌政变”的原动力所由来。

四十　外激的近因

(B)关于“外激的近因”，又可分下列四项述之:

(1)由于日本维新成功的鼓励此项不烦详述。

(2)由于甲午战败国耻的教训以自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子孙文明神胄的堂堂中华”大国，而战败于偏僻海岛的“虾夷”，这脸在地球上真是丢得又丑又苦!全国上下“五分钟热度”的血液，确曾一度沸腾。尤其身居九五的少年皇帝——清德宗，真和明末的崇祯皇帝一样，手忙脚乱，乱找宰相找到日本去了。日本变法维新、转弱为强、打败中华、吞并朝鲜的元功首相是伊藤博文。戊戌的前一年，伊藤博文适个人来华游历，中国的可怜士大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哗然主张“硬留伊藤博文做中国宰相”。竟有这样的笑话，而居然掀动皇帝!

金陵制造局生产场景

《清季外交史料》云:

光绪二十四年秋，伊藤来华时，一般士大夫……多主借才变法。宗人府主事陈懋鼎奏请召见伊藤。

其奏曰:

……应请皇上于伊藤甫来之时，即明降谕旨，……令其预备召见。……皇上于其进见时，宣中、日和睦之谊，询彼国变革之序。于内政、外交，两有裨益。……(卷一百三十四页十九)

贵州举人傅夔，索性奏请留伊藤为相，以行新政。其奏曰:

奏为维新事重，执政无人，请破除成见，留相伊藤，以联日本，而行新政。……臣何以谓今日中国借助变法，莫如伊藤为宜也?日本，同洲之国，本与我同文。伊藤又日本中兴之名臣，而首赞维新之治。一切制度宪法，皆其手订。……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可否……恳祈留相伊藤，借助变法，以行新政;并请预订年限，以操“用舍在我”之权，出自圣裁。国家幸甚!天下幸甚!(军机处档案)

当时那班“白面文人”的哀哀无告、皇皇求援的愁苦心理，以及环顾全国的茫茫无才、渺渺无望、束手待毙的窘态。真是由这一点上流露得深刻、活跃。上述二奏乃是“病急乱投医”、“白昼做大梦”的呓语;然而光绪皇帝居然召见:

当伊藤一行觐见光绪帝于勤政殿，伊藤奏曰:“外臣博文，此次来到贵国，系为漫游。本日蒙陛下召见，殊为光荣。恭维陛下敢良旧法，力图富强，此于保全东亚局面上实有重要之关系。……”光绪帝说:“贵国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扬;贵爵对于祖国之功业，实无人不佩服。”伊藤答:“过蒙奖谕，万不敢当。臣不过仰礼我天皇陛下之圣谟，聊尽臣子之职分耳。”光绪帝说:“贵我两国，地势上同在一洲之内，最亲最近。目今我国改革，迫于必要。朕愿闻贵爵披沥其意见，请贵爵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伊藤答:“敬奉谕旨。王大臣如有咨询，臣依实际所见，苟有利于贵国者，必诚心具陈。”(平冢笃:《续伊藤博文秘禄》页一二六至一二九)

1906年在李鸿章过世5年后，一尊存放了十年的铜像由克虏伯驻华代表曼德尔公司作为礼物在上海赠给了李鸿章的后人。他是李鸿章与克虏伯家族历史情缘的真实见证。

这一幕有历史性价值的喜剧，足以证明光绪帝对于变法维新的意志如何的急迫，而寻求人才之失望又如何的悽惶。好了，隔了半年之后，有了全国文人的领袖——六度上书、名震中外的康有为，又有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一班得力的干部。徐致靖推荐了，张荫桓推荐了，师傅翁同稣又说“其才胜臣十倍”了。这还不是中国的伊藤博文吗?梁、谭、杨等一班羽翼，这还不是中国的严仓、大久保、木户之流吗?何必“与虎谋皮”、借材于四年前的国仇呢?所以光绪帝得著康、梁、谭等，真是如获至宝!纵然康氏所上的书内有:“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大逆不道之言，帝仍一笑置之。说“康某何不顾生死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反而更加器重。所以戊戌政变，可称为甲午战败后的教训所促成必然的结果。

康氏《孔子改制考》

(3)由于瓜分惨祸的迫切光绪二十三四年(即丁酉、戊戌)，全世界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计划，已达于最高潮了。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无论如何不撤。“德帝张其贪欲的饿眼”，向远东找殖民地不得而焦躁。恰好1897(丁酉)年，山东胶州杀了二个德国传教士，德帝就把它做成惊天动地的文章，因而奠定了欧、日各国瓜分中国的局面。“蒋总裁”著《中国之命运》，对于戊戌一年瓜分的实情与危机。有简要详明的叙述:

蒋介石

(甲)英国　在甲午之前，列强已有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英国于割取香港之后，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英退回舟山条约，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岛给予他国”的字句。光绪二十年(1894)中英滇缅界务及商务专约，亦明定清廷“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甲午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威海卫租借条约划威海卫为英国租界地，九龙租界条约划九龙为英国租借地(按租借期均九十九年。九龙问题至今未解决)。光绪二十五年，英俄相约: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建筑铁路范围，这时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两省的采矿权。

(乙)法国　法国占据越南之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光绪二十四年又取得“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在这个时候，他先后取得延长龙州铁路，建筑滇越铁路及开采两广、云南矿山之权。光绪二十五年，他又与清廷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划广州湾为其租借地(期限是九十九年——其昌注)。

(丙)德国　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胶澳条约，划胶州湾为德国租借地(期限是九十九年。这是开全世界破天荒的先例!——其昌注)。并允德国建筑胶济铁路及开采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矿产。

龙启瑞书法

(丁)帝俄　帝俄于光绪二十二年，与清廷订立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与东三省铁路合同，划东三省为其势力范围。复于光绪二十四年租借旅顺、大连湾(这是抵制德国势力的扩张而急起直追的，所以也效颦期限为九十年!——其昌注)，并以续约取得旅大一带铁路矿山工商各特权。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分长城以北，为帝俄建筑铁路范围。

(戊)日本　日寇于占领我澎湖、台湾以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取得清延“不割让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带与他国”的保证。……(《中国之命运》第二章页三一至三二页)

“蒋总裁”于是在总结时，严肃的告诫全国:

列强划分中国各地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亦就是作瓜分中国的准备!瓜分下的惨剧，虽未实现。而路矿、工商等权，已经被列强分割净尽了!(同上书页三二)

穆彰阿

瓜分的灾祸迫在眉睫，所以在戊戌(1898)的春天，康氏的活动中心保国会，连张之洞、袁世凯……诸人，都愿意做发起人或会长。两个月以后，在野的怪杰康有为，已一变而为帝皇心腹、最有权力的无冕宰相了。

(4)鉴于土耳其不变法而衰弱的覆辙

当时连蕞尔的藩属小国如暹罗也努力奋起，变法图强。独有近东的土耳其，远东的大清，二个老大病夫，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下，忍受着做世界列强分割肢体的“解剖对象”!这算是悬在中国对面一方镜子。康有为所进呈的——《突厥(土耳其)衰亡史》、《波兰灭亡记》等历史，听说光绪帝读之，有时至于泪下的。变法的决心，乃愈益坚定而迅速。

四十一　内根的远因

(C)关于“内根的远因”，又可分下列四项述之:

(1)由于乾、嘉以来养成政治上传统恶习的溃决满清中叶以后，政治、社会各方面不可收拾的腐状，已叙述于第一章，此不复及。至于政治上的恶习，也在于清初对于汉官吏压制逼迫得过甚所致，一件政治如果发生毛病，汉官吏只要参与丝毫意见，就得负连带责任，“革职”、“查抄家产”、“谪戍”、“斩决”、“妻子发功臣家为奴”!连珠似的“天威”下来了。久之。养成汉官吏发明二项求生存的秘诀:一是不负责，二是蒙蔽掩饰。一位终身平稳的宰相八十岁做寿时，许多门生拜请“官运亨通”的秘诀，他说这是千金秘方:“多磕头，少说话，遇事莫出主意。”果能守此三诀，定可保证由少年时的部郎，升到龙钟时的宰相而毫无波折。故“不负责”三字，乃清代“官场经”中的天经地义。谈到上下蒙蔽的恶习，我先借用龙启瑞的一封信来看看:

……抑某窃有进者……今之督抚，不肯担待处分(不负责)，又乐以容忍欺饰为事(蒙蔽)。有一二能办之员，且多方驳饬之，使逆知吾意不敢为。然督抚亦非真以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宠，视疆场若无与!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咎者。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为督抚者。……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如不谘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盖以某所闻皆如是也。……(龙启瑞:《上梅伯言书》)

地方官吏，被中枢逼诱而养成“不负责”与“蒙蔽”的恶风如此!中央方面本身如何呢?道光时的首相曹振镛，曾奏说:

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唯有抉其细故之舛谬者，交部严议;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纵。……

龙启瑞书法对联

这是教皇帝以蛇虺为心，暗箭杀人，以吃热血青年的阴毒恶计。当然是管用的。继任的宰相穆彰阿，尤为不堪!以致与穆氏同样地位的大学士王鼎，欲揭发穆氏的奸状，乃至“先自杀”而后“尸谏”。惨到如此!然而他尸谏的遗书，还是给穆党威迫利诱的夺去，换一个不相干的假遗疏，真更惨了!(见薛福成:《庸盦笔记》蒲城王文恪公尸谏条)这类恶风，曾国藩名曰“掩饰弥缝，苟且偷安”。这种“蒙蔽”的结果，不但国泰、王亶望、陈辉祖、郝硕、伍拉纳等贪款至数千百万，皇帝不知;甚至如和珅的贪污赃款至黄金八万万两，抵全国国库十年的总收入!在未抄以前，也还蒙在鼓里呢!这“偷安”的景象，如广西巡抚郑祖琛，在洪、杨已起时，还在那里饮酒赋诗。而两广总督叶名琛，在英军攻破广州时，正在那里“敲木鱼念佛”。——粤人名之曰“六不”: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由于官场而影响及民间社会，于是清末中国社会做人的金科玉律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吹皱一池春水，于卿底事”，“饮吃三碗，闲事不管”。而“好事之徒”、“生事之辈”，成为诅骂危险分子的代名词。于是数百年肮脏、蹋跶、龌龊、腐烂，一起积蓄雍滞、酝酿发酵起来，全中国成了一只腥秽冲天的臭水缸!浸在臭水缸里的。凡是血液清洁的青年，人人要决破这缸而出。所以世人要“无为”。康氏偏改名为“有为”。世人要“做大官”，而中山先生偏教人“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世人教人“不要生事”，而中山先生偏教人“你去找事做”等例。这都是要把三百年来全中国壅积的腥臭，来一个通气、决口、洗涤、扫荡的工作。但工作的方法手段不同:康氏所领导的“百日维新”、“戊戌政变”，乃是一种通气、决口的部分洗涤工作，所以必然短期内失败。而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民族革命”、“复兴中华”工作，乃是根本倾覆这臭水缸，大家跳入新的空气阳光水流之中，所以会久远的成功。

(2)由于窥破满洲民族能力的减低满洲民族初入关时，挟其兵农合一方锐之气，平流寇，平“忠义的前三藩”——弘光(福王)、隆武(唐王)、永历(桂王);平“叛逆的后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摧枯拉朽，当之者靡，明人惊为神兵。及至康熙帝，平喀尔喀(外蒙全部)，平准噶尔(新疆全部)，平卫、藏全部，及乾隆帝“十全武功”以后，那末全亚洲都惊满洲八旗兵为神兵了。中叶后的清兵，凭其“神话式的威力”，倒仍可以镇摄全亚;但若要一按其实际，则纸老虎已经泥水淋漓，不堪一击了。不必到道光时鸦片战争，这纸老虎才土崩泥溃，即在嘉庆时“八旗兵”腐败无能的状况，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稻叶岩吉《清朝全史》记嘉庆初清兵剿川、楚教匪的情况云:

八旗服

八旗铠甲

常备军之腐败，……不但“八旗兵”已也，“绿营”腐败，亦复相同。当交战时，雇兵、乡勇为先锋，汉人之绿旗营次之。其素称骁勇绝伦之满洲兵、吉林兵及索伦兵在最后。贼军亦然，亦驱难民以当锋镝，真贼在后观望。“乡勇”与“难民”交战，而“官兵”与“贼兵”不相值!倘乡勇伤亡，匿而不报。或稍得胜利，即取以为己功!然与贼会之时甚稀，多不当贼锋，如某某将军(按:即永保)，惟尾追而不迎击，致有“迎送伯”之绰号。甚至地方村民，预备粮饷，请其出兵，拒而不纳!常求无贼之地驻军!……

这就是乾、嘉全盛时八旗精兵的“武功”!再看看他们的“军纪”:

晚清名将僧格林沁

……军中费用之侈，骇人听闻，据当时从军者言:兵饷多为管粮员所侵蚀，实际待遇士兵甚薄。聊举一例:时有建昌道石作瑞者，侵蚀五十万两。但非其自贮，不过用以延诸将帅宴饮而已。尝于深箐荒麓间，供一品五六两之珍馐。一席至三四十品之多。有某尚书初至阵中，彼赠以珍珠三斛，蜀锦一万疋，他物称是。……(《清朝全史》上，第四十九章)

在这乾、嘉之际的征剿川、楚教匪一事，已可显著的证明满、汉人才能力的高低。不必等待洪、杨以后湘、淮军的兴起。从乾隆末年剿教匪时，负责平匪的满洲大帅，如湖北都统永怀镇守湖北，总督宜绵讨伐陕西，福宁英扫荡四川，不但无一不败，且只有扩大匪祸!扰攘八九年，而最后平定教匪的，最勇猛无敌而亦最勤劳立功的，乃反出于汉族中新挺起来的杨芳、杨遇春二将军。此时已透露满、汉两民族“武德”消长的征兆。至于鸦片战争时，八旗兵土崩瓦溃的丑状，甚至使英军吃惊的。王钧曾记当时八旗兵的实况说:

……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教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尽夺十三行，背负肩担而去。呼群结党，散赴各乡，累日不归，不知所事!……百姓以兵不击贼，反阻民勇截杀，自是咸怀愤激，益轻视官兵矣!(王钧:《金壶浪墨》)

汉民族初时对于满族武力的畏惧，扫地无余，已由“轻视”而进于“鄙视”，尤以粤人为甚。所以秀才、举人等白面书生，也竟敢明目张胆起来要求改变“祖宗的成法”，以求国家的生存。这是戊戌政变能得国内多数知识分子同情与影响的缘故。

(3)由于洪、杨乱后实际政权的转移因洪、杨之乱及其平定，而清代实际政治权力，暗中转移甚大。以种族说，大权分于汉族。以政制说，大权分于地方。正当洪、杨势盛之时，八旗兵的无用，固然是腾笑天下，而满洲官吏之无能，也颇可遗羞后世。此时正是肃顺当权时代，他倒有自知之明，知道那时满人的泄气，汉人的方兴，这场大难，非汉人绝对不能平定，力劝咸丰帝重用曾、胡、左等一班新人，赋予相当权力，使之立功。薛福成曾记:

北京城內八旗方位图

……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抚幕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官文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僚，……转告郭嵩焘。郭公闻之大惊，求救于肃顺。……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从之。……”文襄勋望逐日隆焉(《庸盦笔记》肃顺推服楚贤条)

清代八旗兵甲胄

到洪、杨平后，这汉、满两族政治能力的实际竞赛，结果揭晓，相差得实在太远了。自此以后，满人所死力独霸、丝毫不松的政权，不得不被汉人分去了一半。至于中央政权被分于地方的因果，李剑农说得很明:

……在洪、杨战役期中，许多人的巡抚、总督位置，全由军功取得。一面作督抚，一面带兵打仗，如江忠源、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等不计其数。……此后的督抚，不唯有领兵之权，并且兼有随意编练军队之权。……地方编练军队，虽须奏明，……皇帝因为急于平乱，只要地方有办法，没有不裁可的。裁可后即由各地方疆吏自由施行。需要补充或扩大额数时，又用同一办法，一面奏报，一面办理。湘军、淮军都是由此种程序成立及扩大的。……概括起来，清政府地方势力，在此期中的变化，不外两点:一，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二，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把握之权。……(《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二章)

慈禧

戊戌政变，换一个方向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汉族和平的政治革命，非在上述的形势下，是没有发动的可能的。上述的实际形势，也是戊戌政变一个最大的诱因。

慈禧化妆乘坐无蓬平底船游湖，随侍慈禧一同照相的有隆裕皇后、瑾妃、庆亲王奕劻的三格格和四格格、德龄、德龄母亲、容龄、袁大奶奶、总管太监李莲英及女官等。

满清八旗的形制

(4)由于咸、同之际宫廷政变的结果清廷之亡，亡于太后那拉氏一人，这是天下万世的公评。那拉氏(即西太后慈禧太后)本为咸丰帝的侍妾。稍通文字，小聪明而性险刻。咸丰帝已深恶之;帝病于热河，恐身后那拉后造祸，半夜与肃顺商议，先行赐死。时无第三人闻者，不意太监李莲英在窗外守夜，闻之。宫门已键，爬狗洞而出，密告于那拉氏。那拉氏即于半夜叩太后寝宫，哭诉求救命。明晨，咸丰帝朝其母，太后大怒，贵其何以无故杀人?帝愕然，力辩其无。此事遂寝。故那拉氏终身恨肃顺入骨，而爱李莲英入髓。又据《春冰室野乘》所记，咸丰帝实为那拉氏所毒弑;帝临崩时，有人在窗外闻帝作怨恨声，连呼“翠儿!翠儿!你好忍心!”翠儿是那拉氏的小名，似乎咸丰帝已发觉中了翠儿的毒手而死的。这翠儿可偏偏生了一个儿子载淳——同治帝。正后无子，后来称“东太后”。那拉氏因为是同治帝生母的缘故，后来称“西太后”。咸丰帝崩后遗诏，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端华胞弟)及军机大臣中: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御前大臣额驸景寿等八人为“赞襄王大臣”。此时同治帝年仅六岁，这八人实为那时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而肃顺尤为其中的灵魂。议定改年号为“祺祥”。已经铸了“祺祥通宝”的钱了。可是不久这心狠手毒的那拉翠儿，运用她阴忍险刻的手段，突出不意，先发制人，把肃顺处斩，端华、载垣赐死。否认“赞襄王大臣”的遗诏，她便自称“太后”，违背清代祖宗三百年的家法，居然“垂帘听政”起来，“牝鸡司晨”，中国从此便堕入地狱的深渊!所以这次大政变，绝不是宫廷间私人之争，而是关系全国百年的大计。汉族大臣凡是属于肃顺政治系统的，无不人人栗栗危惧，胡林翼闻此大变，就在同年忧愁而死了。曾国藩也屡次想自杀。要不是洪、杨未平，这班人都会斩草不留根的。立了儿皇帝载淳以后，东太后相当安分公正，西太后则放僻邪淫，无所不为!连她自己亲生儿子同治帝，也深恶他母亲的丑声四播而强烈的反感。西太后所信任、所狎昵的，只有太监;此外无贤，无尊，无亲，无贵，无大臣百官;至于“国家”与“百姓”，那即使分解她全身每一颗细胞都是找不出来的!天地之间，只有她与太监。自从东太后授意丁宝桢杀了太监安得海以后，这位老姨太太不耐烦了，她就再用前此“谋杀亲夫”的秘诀，毒弑了正宫东太后。这是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载得很明白的。从此以后，中国最高的政治权力，表面上是属于儿皇帝一人;事实上却在西太后一个人手里;骨子里却属于太监李莲英一人。所谓“议政亲王”、“军机大臣”，一齐要向这“皮哨李”(李莲英的绰号)垂手低头，连声道“是!是!是!，＇而退。以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明，三千万方里博大的土地，四万五千万优秀的人民，而把这全副命运，放在一个目不识丁、鸦片入骨、不阴不阳、非人非物的怪东西——皮哨李手里，呜呼哀哉!所以全国，不论何种阶级，上至帝后(包括东太后、同治帝后、光绪帝后在内)，下至平民，一致痛恨西太后与皮哨李，真是深恨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耳，戊戌政变，就是国中勇敢不畏死的青年，企图与皇帝合作。起而推翻西太后与李莲英统治的政治革命!

清朝八旗旗主印

四十二　内根的近因

(D)关于“内根的近因”，又可分下列四项述之:

(1)由于“帝”、“后”本身的争权从上述“远因第(4)项”政变的波浪下来，同治帝亲母子之间，恶感日深。西太后真是个“恶婆娘”，甚至干涉儿子媳妇的燕好，同治帝愤而外游，得不名誉的病而死。西太后愤亲生子不孝，不为他立嗣，使同治帝绝代。书呆愚忠吴可让先行自杀，然后以遗疏“尸谏”，请为“大行皇帝立嗣”(刚死的皇帝称大行皇帝)，白白牺牲了生命，除了令人作呕的“传旨嘉奖”以外，一切完了!西太后于是重立一个更小的儿皇帝，是她亲妹妹所生的，只有四岁的载湉——光绪帝。当开分谤的御前会议时，有人主张援立溥伦，西太后厉声斥责:“溥”字辈一概不要!这一吼，吓得亲王大臣面面相觑。谁还敢逆“河东狮”的淫威!一个个诺诺连声而退。这一来，把一位天真活泼的小朋友载湉，生生地抓入紫禁城的牢狱中去，判了长期徒刑三十四年，而后“就狱正法”!这就是光绪皇帝的生活史。西太后何以主张“溥字辈一概不要”呢?这里有三个秘密原因:(一)最大的一着是她“专制到死主义”。立了“溥”字辈，她的地位是“祖母”了，是“太皇太后”了，那时老脸再“难为情”垂帘听政了。所以仍立“载”字辈，她以“养母”及“皇太后”资格，“专权专到死”!(二)其次的原因，依然是“专制到死主义”，如果立了“载”字辈的年长的人，他便不服从你指挥了。所以抓到只有四岁的小孩，那便是她和李莲英的玩物了。(三)最后是她对亲生子的泄愤主义。若立“溥”字辈，就是默认是同治帝之后了。偏立“载”字辈，使这不孝亲母的“仵逆子”绝嗣。光绪帝做了三十年囚徒，而有甲午中日战争的大败。这三十年中间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百孔千疮，实难书记。这“青年皇帝”——不，“青年囚徒”!眼看着国家是快要亡了，而“亲爸爸”和“皮哨李”的荒淫，反目甚一日，要想有所改变补救而手无寸柄，鳏寡孤独，除了一位七八十高龄的老师傅——翁同龢以外，茫茫宇宙间竟举目无一个亲人!又忍无可忍。闷闷地再做四年囚徒，到了戊戌年，忽然上天降下了一个怪杰康有为，领导了一批少壮干部及数千人附和的青年羽翼，及全国翕然同情的舆论，肯自动帮他——这个“寡人”来变法维新。他真是欢喜得有“感谢上苍”“天佑中国”的心绪，所以信任康有为的彻底及变法动作的迅速，真是古今所罕见的。“百日维新”所以突然如火焰一般的怒起，这是一个最大的近因。

(2)由于满族嫉妒汉族情感的表露化据上述，光绪帝因急欲解除其囚徒的地位。而真正取得“皇帝”的权力，不得不完全重用汉族人才，以达成其目的。洪、杨乱平，捻党又清，新疆收复，回乱重定，大功多出于汉人，满族此时已深深感觉到汉族本质的优秀，能力的高强，而本族乃有根本生存的威胁，嫉妒、愤怒、恐惧，而无可如何!今见皇上又一味重用汉人，不平之气更甚。凶悍的满人如刚毅、荣禄，且明目张胆昌言排汉。这在汉人岂有不知之理，梁氏的著作内就叙述甚详(均见下)。但西太后和李莲英的荒淫政治，对中国固然是推入地狱。对满族，岂不是更打入泥犁吗?所以识大体的少数满洲人，也竟有同情于光绪帝及汉族青年的维新变法运动的。譬如杨深秀的密友文悌:

爱新觉罗·载湉，清德宗光绪皇帝。载湉四岁登基，由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至18岁。

《载湉读书像》

御史文悌者，满洲人也。以满人久居内城，知宫中事最悉。颇愤西后之专横，经胶、旅(之役)后，虑国危。文君门下有某人者(按即大刀王五)，抚北方豪士千数百人。适同侍祠，文君语君(杨深秀)宫中隐事，皆西后淫乐之事也。既而曰:“君知长麟去官之故乎?长麟以(皇)上名虽亲政，实则受制于后，欲请上独搅大权。曰:西后于穆宗则为生母，于皇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天子无以‘妾母’为‘母’者其言可谓独得大义矣。”君(杨)然之。文又曰:“我奉命查宗人府囚，见澍贝勒(按即溥澍，同治帝有遗诏欲立之为后者)，仅一袴蔽体，上身无衣，时方正月奇寒，吾怜之，赏钱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孙如此!盖为(皇)上示戒，故上见后辄颤!此与唐武氏何异?”因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燕啄王孙”四语。目眦欲裂。君(杨)美其忠诚。(文)乃告君(杨)曰:“吾少尝慕游侠，能逾墙，抚有昆仑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闻君门下多识豪杰，能觅其人以救国乎?”君(杨)壮其言而虑其难。……(《杨深秀传》)

清德宗光绪皇帝名爱新觉罗·载湉

可见当时主张“维新”“改革”的志士，固然是以汉族为中坚，但也有少数的满人参入。而“守旧”“顽固”分子，固然多属于满族的朝贵，而汉族的败类，如许应骙、杨崇伊之流，也无耻的作伥。老实说，到了戊戌年间，维新派与顽固派，对于统治中国政权的争夺，已经走到“图穷匕现”、“短兵相接”的阶段了，因之像闪电一般的迸发了这“百日政变”刀光剑影一幕历史上精彩的悲剧。

维新变法运动中的翁同龢

(3)由于中山先生领导革命运动的亢进概括地说:亡清末叶的三十年间，中国人的思想畴范，约可分四个时期:从光绪初年至甲午之战，是以李鸿章为中心时期。从甲午之败至戊戌政变，是以康有为为中心时期。从戊戌政变失败至日俄战争，是以梁启超为中心时期。从甲辰帝俄战败至辛亥革命，是以中山先生为中心时期。但此只是就中上社会及智识分子的表面部分而言，而实际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工作，已逐渐深入人心，弥漫全国;清廷亦不得不承认这才真是“致命”的隐忧大患!在初时，八股秀才们不免认“孙汶为红眉毛、绿眼睛的公道大王”(吴稚晖先生语)。但至戊戌庚子之间，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光明大义，已逐渐宣白于天下。中山先自说:

……经此(庚子惠州之役)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建国方略》)

翁同龢书法

戊戌与庚子，只差二年，而中山先生之革命风潮，已澎湃如此。清德宗及其一部分大臣，自然感觉到变法维新，尚可苟且保全宗社;这是“害取其轻”的原则。所以急剧地厉行变法改制。

(4)由于国内舆论倾向维新之渐渐成熟上章已述甲午以后，国内各地各种“学会”已风起云涌。这种“学会”，都是造成维新党与革命党的苗圃。同时西洋新学说，无可阻遏的如潮水浸入，国内的民智无可封锁地日益开启。绝非老朽官僚张之洞的《劝学篇》，冬烘学究叶德辉的《翼教丛编》等著作所能挽阻。而同时旅华公正之外人，复为启发中国民智之事，尽侧面之努力;稻叶氏云:

……此时在上海之外人，乃对于民间风气之革新而乐为助力。其最著者则“广学会”也。广学会者，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在中国之英、美宣教士及学士等所组织。其中知名之士，以林乐知、丁韪良、慕维廉、艾约瑟、李佳白等为最著。其目的在启发中国之新智，辅翊中国之自强。其最初在翻译新书，发行杂志。如《泰西新史揽要》、《文学与国策》、《治国要务》、《自西徂东》、《列国变通兴盛记》、《万国公报》等，皆有唤醒中国之价值。……广学会知中东战后，中国渐有觉悟，乃派李提摩太于北京，周旋于名公巨卿之间，讲善后之策，当时推李提摩太为官书局教习，固辞;其言曰:官书局教习之地位，……所成就不过数十百人。……不如为广学会尽力，扩大其规模，以培养将来中华之人才，赞助智德之发达也。……(《清朝全史》第八十二章)

所以到了戊戌年间，维新运动，已呈“瓜熟蒂落”的现象。除了冥顽无耻卖身求荣的少数败类以外，都可以说是渴望政治改革有如甘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