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学科_张金哲院士事迹

创建学科_张金哲院士事迹

第四章　创建学科

建设儿童医院外科

1955年，北京儿童医院终于建成开业了。儿童医院当然不能少了小儿外科，潘少川先被调了过去。张金哲由于在北大医院儿科还管理着小儿外科，因此只是暂时借调到了儿童医院，成为儿童医院临床外科小儿外科副教授、外科主任。虽然是借调，工作却一点也不能松懈，一面要管北大医院的小儿外科，一边还要张罗着刚开业的儿童医院小儿外科。那时的张金哲真是异常忙碌。

新儿童医院外科一切都是新的，从门诊病房的敷料、引流、器械到手术室的棉球纱布、无菌措施，要求全部从零开始。张金哲当年只有35岁，一方面自己在业务上要成长，另一方面还要为儿童医院培养人，医护技术都要管。最初儿童医院儿外科只开了15张床，设门诊、外科治疗室、手术室。

那时候医院里的儿科大夫，对外科的工作一点也不懂。具体来说，比如手术室叠纱布，手术用的小块的需要用大方纱来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叠好了，可是没法用，而且做手术很容易出事。因为纱布用剪刀绞下来的时候容易掉毛，所以叠的时候就得把粗边都叠进去，可是当时的儿科大夫都不懂得。这些都是张金哲一手教会的，连衣服怎么叠也得教，叠得不合适一穿就碰脏了。包括怎么洗手，怎么摆东西都得一点一滴地教起。(www.guayunfan.com)那时儿外科连消毒室也没有，张金哲就亲自一样一样消毒，做好手术包。然后他就开始教医生护士们消毒的方法，什么样的东西得怎么消毒，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后来他就在手术室建了一个消毒室。建好了以后发现，有好些东西别的科也得用，于是就供给其他科室，慢慢就成了个小供应室了。可是光供本科的还行，要供给别的科室，规模就不够了，接着张金哲就把这个小供应室进行了扩大，成了全院的供应室。另外手术是要输血的，过去输血都是家长坐一边，孩子坐另一边，抽了家长的血就往孩子那打。可是这种方法到了手术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张金哲就想能不能自己搞血库。开始也是外科自己先搞了个小血库，后来大家发现这太方便了，其他科室有时用血也从他这拿。这样一来，外科自己的血就不够用了，于是张金哲就又扩大了自己科里的小血库，又建成了全院的血库。到了10月份，儿外科就扩充了，一共开了60张床，外科一部开30张床，护士长为梁惠卿；外科二部开30张床，护士长王汝铭，又增添了医生朱葆伦、郭哲人、李宗才。

除了建供应室和血库，很多事情张金哲都要亲力亲为。参加X线透视，看X线片，每周与放射科共同讨论；甚至包括给患儿喂奶、换尿布、打静点、胃肠引流，比起在北大医院的儿外科时，事事都要自己开展，处处都有困难。6月份儿童医院刚开院，9月份就出了一起事故。9月26日那天，天气突变，一名2岁先天性膈疝患儿等待手术时发生肺炎很快死亡，这给刚刚起步的小儿外科以沉重的打击。但也正是因为这起事件，张金哲认识到独立领导工作的责任巨大，不仅是手术技术，还要加强医护人员的责任观念的培养。例如自己冷了要加衣服就应立刻想到病儿冷了更危险，必须立刻解决，一刻也不能等。困难要立刻解决，决不迁就，不能要患儿克服。有一年的夏季，天气十分炎热，当时外科手术室和病房降温条件都比较差，为了不耽误治疗，同时减少天热带来的并发症，张金哲把查房和手术都安排在半夜天气转凉时进行，带领大家苦干实干。

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开始扩展业务时，工作忙，急诊多，重症多，张金哲虽然是主任，但和住院医师一样住在医院，24小时随叫随到，每晚午夜还要自己巡视病房。有时候，大家觉得深夜老把主任叫醒赶到手术室解决病人问题有点不好意思或表示歉意时，他总是叮嘱大家:“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只要是为病儿，有什么困难我都支持！当然，你们找我的次数越少，说明你们处理问题能力越有提高，我也替你们高兴。不过，为了病儿安危，要实事求是，不会就是不会！”由于他事事冲在最前面，得到了全体医护人员的支持与尊敬，工作开展起来也非常顺利，工作秩序、操作常规逐渐建立并完善。1956年外科又开出了第三部30张床，护士长李佩月，又增加了医生詹振刚、薛芬、王秀媛、王燕霞、黄澄如、贾和庚。到1957年，外科又开了30张床，发展到四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发展到四个病房加一个简易病房共160张床位。

由于在北大医院儿外科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到了儿童医院，张金哲就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开展手术。即先重点开展难度不大的疾病的诊治，待树立信誉后，再逐步开展复杂的手术。用这种做法，他们把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发展成为专业齐全的小儿外科中心。当年，胸科吴英恺、黄国俊，骨科王桂生、杨克勤，泌尿科吴阶平、普外（肝胆）黄萃庭，成形科王大玫，麻醉科谢荣等，都成了北京儿童医院外科的专科技术的实际指导或负责人。他们后来发现国内其他地方，包括上海马安权、佘亚雄、王赞尧和武汉的童尔昌，以及其他地方也都经历了这种相似的历程，即先易后难的技术发展过程。

作为医学中心必须有科研室。可一开始儿童医院的科研条件是简陋的，根本没有试验条件，找一个尸体要东藏西躲，小动物也是东搬西挪。直到1960年维修医院的时候，王新春院长才为他专门盖了一间动物试验室。从此他可以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科研了。虽然条件仍然不是太好，经费也不足，但他总能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克服。比如实验动物，狗是比较贵的，买不起他就想办法就地取材。实验室周围经常会有些流浪狗，他就常常给它们一些吃的，狗就放松了警惕，慢慢地熟了，到需要的时候就把狗捉来做实验。这是不得已因陋就简的办法，但也说明事在人为，不能总等条件成熟了才做事情。特别是对病儿有利的事，张金哲从来都是雷厉风行、当机立断、不等不靠，总是积极克服困难，自己创造条件。他认为在病人需要的情况下，工作开展了，条件就逐渐建立了。20世纪50年代，各行各业都开展了向苏联学习的活动，一些苏联专家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指导工作。为了配合这些专家顺利工作，张金哲教授带头学习俄语，和大家一起突击学习，仅用两周时间就达到入门水平。尽管对苏联专家的一些治疗方法，我国医务工作者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是盲目地向他们学习，但这种说干就干的作风，确实在当时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临床和科研的硬件基础建设完成后，张金哲又开始关心起临床技术的提高了。正是在他的倡导和实践引导之下，“刷手讨论”逐渐在外科风行起来了，这也和他提倡勤动脑有关。外科医生手术前刷手是必需的准备工作，同时也是手术前能放松一下的时刻。他瞅准了这个宝贵的时刻，边刷手，边启发大家针对病儿再一次进行术前讨论，讨论的话题很多，从病儿特点、术前准备到手术安排（包括下一个手术的连台），估计手术有什么困难，手术有什么风险等，都在医生谈论或思考之列。但更多的是预测每个病人的病情发展和病理诊断，特别是急腹症，病情急、病情重，需要迅速做出正确判断，预测病儿病理分型。这样可以反过来帮助医生自己分析:安排病人手术的决策是否必要？是否时机正确？是否有利于病儿的治疗？这种思维方式和诊断治疗分析，教科书上没有刊载，老师在课堂上也不会讲得这么细，全靠上级医生的引导和自己勤于动脑，这也正是青年医生容易疏忽的地方，其实这是更高水平的手术诊断。例如急性阑尾炎，通过病史、体征和实验室检查，得出急性阑尾炎的诊断一般不太困难，但隔着肚皮去猜测马上要手术的病儿，究竟属于哪种病理类型，是单纯性、化脓性，还是坏疽性抑或梗阻性，要做到全面的考虑和分析，诊断的难度自然相应增大了。通过这种“刷手讨论”，从事小儿外科工作的医生，利用术前可利用的时间，对自己管的病人，进行深入的分析，探索出临床特点和规律，从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逐渐培养出高级的儿外科人才，最终获益的是广大病儿。

张金哲还认为仅有技术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关心患儿。他曾说过:“儿外科手术条件好的国家，为避免严重的漏诊和并发症，也有20%急腹症病儿被当作急性阑尾炎开刀了，而我们（指20世纪70年代初）却有20%的小儿急性阑尾炎发展成腹膜炎时才开刀，这开刀与不开刀的事实，尽管反映了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反映对病儿疾病关心的程度，盲目开刀和延迟开刀都是错误的。”再如，开始采用非手术疗法治疗胆道蛔虫症时，需要下十二指肠引流管注药引流胆汁，并促使窜入胆总管的蛔虫退出，但普通的十二指肠引流管对小儿使用成功率低。张金哲教授采用了在十二指肠引流管端加水银袋的方法，使引流成功率大大提高，而且减少了下管的时间。然而，一种担心却缠绕在大家的心头:“万一水银袋（由橡皮手套改制而成）破了怎么办？水银有毒啊！”为此，张金哲教授积极查文献，证实了不会引起汞中毒，同时加固了水银袋，并亲自守护在病儿身旁观察，使这种治疗很快普及，并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正是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大家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最终以他为榜样落实到了实践中。

图4－1　北京儿童医院大楼（1955年照）

培养儿外科人才

建设好儿童医院的儿外科需要大量的儿外科人才，到了1954年，全国建了很多的儿童医院，需要很多儿科大夫，于是在北京召开儿科学系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会议，佘亚雄和张金哲是小儿外科的代表。会上讨论成立儿科学系，专门培养儿科大夫。同时还决定将在上海召开小儿外科教科书编写会议。

这正中张金哲的下怀，他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在全国都发展小儿外科，为全国的患儿服务。而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就要培养各地的小儿外科人才，首先需要的就是教材。对此张金哲也已先行一步，那时国家提出来学习苏联，于是就组织了朱洪荫等翻译了前苏联切尔诺夫斯基（Telnovsky）的《小儿外科学》[1]，后在195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后来他们才知道，苏联的经验基本上也是美国的，都是格鲁斯的那些东西。后来他们又觉得这些毕竟是外国的经验，而且苏联的经验很多非常特殊。为了自己的发展，还得自己写。

1957年卫生部在上海组织马安权、佘亚雄、过邦辅、张金哲、王赞尧合编中国小儿外科学教科书，这是京沪小儿外科医师第一次合作。在编写教材的过程当中，他们借鉴了两本专业教科书。一本是美国的赖德和格鲁斯于1941年所著的《小儿腹部外科学》，另一本是前苏联切尔诺夫斯基于1949年所著的《小儿外科学》。其中马安权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在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学习小儿外科，精通英语；佘亚雄毕业于震旦大学，精通法语；童尔昌毕业于同济大学，精通德语。此外，编者中还有赖炳耀、李正、季海萍、王修忠是苏联留学，叶蓁蓁留学匈牙利，沈阳王慧贞熟悉日文。总的来讲，中国的小儿外科技术受到格鲁斯体系束缚较少，主要基于本国大量的临床实践。从那时开始中国小儿外科就有了自己的教科书了[2]。

在这次会议上，受卫生部委托，北京、上海又先后成立了小儿外科医师培训班，每年各20人。因此，这次会议不仅奠定了全国小儿外科医师合作的基础并开始了大规模扩大小儿外科医师队伍。如果说教科书会议是当时高级儿外科医师联系的渠道，培训班则是新发展的小儿外科医师联系的渠道。

张金哲将培养进修医生视为小儿外科事业重要内容之一。对进修医生，他更是关怀备至，除了进修期间亲自授课、查房讨论、示范手术外，还负责修改文章。他主张进修大夫要参加儿外科急诊工作，独立值班（有疑难、危重病儿请住院总医师或科值班会诊），要在本院上级医生指导下直接管病人、写病历，参加病人的一切治疗。主张对进修医生开放图书馆、病案室和科内资料室。他视进修大夫如同行朋友，谦虚地称他们为学友，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正是由于他如此注重实践教学，所以许多进修医生非常留恋在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学习进修的日子，同时也使全国29个省市均有张金哲培养的小儿外科学科带头人。即使进修医生已经结业，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张金哲仍然有求必应，他写的难以计数的回信，不知为多少人解除了疑难问题。江泽熙[3]教授曾撰文回忆道:“1959年，我参加了卫生部委托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办的第三期儿外科医师培训班，全班共18人，学员都是年龄在30岁上下，毕业3～4年的外科大夫。在此期间，张金哲教授每周亲自给我们上基础课，手术示教，有时还教英语。此后，我们大多数均成为全国各大医院小儿外科专业的创始人及骨干。他的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乐于助人的精神，素为同行们所赞誉和景仰。近40年的交往中，张教授总是那么敬业、豁达、热心和真诚，似乎没有他克服不了的困难。每当我在工作上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向这位启蒙老师求教。1978年，听说北京开展了中间位肛门闭锁的尾后路肛门成形术。当时经过十年动乱的封闭，难以查到详细的参考资料，且心尚有余悸，不敢贸然从事。正好上北京，张教授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了骶尾椎骨骼标本，仔细讲解。第二天特为我亲自示范了两台尾后路手术，从此我科成功地开展了此术式。1996年拜访了张教授，顺便提及想看看新生儿先天性巨结肠用肠吻合器做环钳斜吻合术的具体操作。当时病房内没有待手术的病例，张教授说没关系，别的方法也能做。于是，他亲自在标本上，一次又一次地从肛门到盆腔，仔细地给我边操作边讲解，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三小时，而他老人家仍精神抖擞。每当我做此类手术时，不由得想起这些历历如绘、感人至深的往事，这种精神也是一贯鞭策自己并用于教诲青年医师和实习同学的重要内容。”

不但对培训班的学员关心备至，对本科同仁，张金哲也是爱护有加。王燕霞教授曾回忆道:“1962年，我得了急性阑尾炎，是张老师亲自送我到中央人民医院外科，在他的关照下，请黄萃庭教授给我做了阑尾切除术，一直到手术结束才离开。”一位硕士生，毕业后派到美国学习，中途不幸突发脑出血，出现偏瘫，刚刚40岁的人遭受如此严重打击，外科个别人认为即使病情平稳后也难于安排工作了，干脆交到医院里统一安排吧！张金哲听到后，语重心长地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是永远那么健康，病了，正需要我们拉他一把，而不是把人推出去，总要让人家能有点工作吧，再说，出来活动活动，未必不是好事。”后来该医生被安排在实验室工作兼顾小阅览室的工作。之后改为负责外科病历整理，翻译了不少的小儿外科材料，坚持每日上班。大家都觉得张金哲教授真是爱兵如子的将军。

创办杂志兼顾科研

学科的发展还需要有专业的杂志和独立的学会。学会的成立和专业杂志的创办也是张金哲负责的。

从1957年至1960年，通过培训班的进修，全国小儿外科医师已有60多人，他们回到各地后开展工作会碰到一些困难，非常希望能通讯与交流。他们常常写信给张金哲，一方面汇报他们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有些问题让张金哲解答。后来信多了，张金哲就希望做成固定的期刊。最初通讯得到了吴阶平医师的支持，在外科杂志上开辟半页作为小儿外科通讯。但由于周期太长，版面太小，又值三年自然灾害杂志停刊。于是张金哲就在北京儿童医院承担了每月油印小儿外科通讯的任务，把各地来信及小经验用钢板蜡纸刻印出来择登转发，用粗劣的草纸印发，每期一页。后来就成了一个不定期的期刊，叫《小儿外科通讯》，很受欢迎。上海听说北京这么搞，他们也搞。这么一来，通信多了，材料也就不少了，大家觉得能不能选择《通讯》中好的、有推广意义的内容，合订起来出一本《儿外通讯文集》。后来《通讯文集》就不光是北京、上海编辑了，还有重庆、沈阳、武汉、哈尔滨、广州七个地方。当时由张金哲、上海佘亚雄、哈尔滨何应龙、重庆王赞尧、沈阳李正、武汉童尔昌、广州赖炳耀分别每月出一期，每个单位负责一本。就这样，在没有正式学会以前，他们已经有了联系，而且有了杂志的出版。到了1964年，他们就正式提出来成立一个学会、创办一本杂志。

杂志很快就出版了。1964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儿科大会上，童尔昌提出由武汉承担专业杂志出版，在《武汉医学杂志》名义下，正式出版《小儿外科附刊》，并请郭沫若同志书写刊名。那时童尔昌在武汉有裘法祖[4]的支持，裘法祖当时在武汉做医学会的会长，于是杂志很快出版了。但是出一个新的杂志还得这儿批、那儿批，比较困难，所以只能作为《武汉医学杂志》的附刊。1964年8月刊出第1期，以后每两个月1期，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中止。编辑委员会形式仍保留各地区分区集会审稿定稿办法。这样既活跃了各地编委作用又增加了跨地区学术活动，加强联系有利团结。

图4－3　《武汉新医药·小儿外科专号》

1963年外科第八届大会，在吴英恺教授支持下，专辟一单元时间为小儿外科讨论会，有各地儿外科医生约10余名参加。到了1964年第六届全国儿科大会上，诸福棠教授又主动辟了一个小儿外科讨论小组，全国各地有20余人参加，推选马安权为组长。会上小儿外科医生代表首次相聚在一起，他们提出两条要求:第一要成立小儿外科学会，第二要创办小儿外科杂志。杂志算是创办起来了，可是学会报上去了，还等着批，“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压下去了。因此初次倡导杂志与学会并没有完全成功。但张金哲并没有灰心，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他相信水到渠成。

1965年底，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医生人数已经超过40人，其中一半以上是青年医生，这就为小儿外科继续扩大规模和后来的专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除了急症外，普外专业发展迅速。除了培训医师、创办杂志的工作，张金哲一点没有放松自己的科研。

早在1949年，张金哲就做皮下坏疽的切开手术，一开始例数不多，慢慢数量多了，他就进行了总结并写成了文章希望发表后能给大家一些启示。他先把文章寄给了苏联的小儿外科的专家切尔诺夫斯基。切尔诺夫斯基给张金哲回了一封信，他很赞成张金哲的做法，认为是一个天才的推论和做法。可是这时是1959年，国家开始了反右倾，反对苏联，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当时信件得交给党委，而党委也因为正在“反修”就没敢作主，于是文章就被压了下来。这一打击并没有让张金哲泄气，他更积极地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

1958年张金哲在《中华外科杂志》上见到我国泌尿外科前辈王以敬教授发表了他对潮式引流装置的改进。他发现这一改进就是原来谢元甫教授曾给他的图样。张金哲马上写了一篇题为《对王以敬潮式引流器的意见》的文章，投到了外科杂志。吴阶平当时为杂志审稿，替张金哲修改了文章的全部语气后刊登。同时吴阶平告诉张金哲，说大家都是为了改进工作，要互相鼓励，与人为善，何况王教授是前辈。文章刊出后不久，张金哲收到王以敬教授一封信，首先认为他提的意见非常正确而重要，并自责多年的错误他竟未发现。态度非常诚恳，对张金哲表示了感谢。这也使张金哲面对科学家的坦荡品德而自惭。吴阶平又对张金哲语重心长地说，王老和谢老都是教授，这个问题只有你当过住院医师才能发现，如果护士有水平，这应该是护士的研究题目。通过这一事情，张金哲更懂得了实践在科研中的重要性。之后他的科研一直都贯穿着这一思想:科研应从实践中来。

另一个对张金哲的科研思想较有影响的例子则是“气灌肠治疗小儿肠套叠”。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佘亚雄提出开展气灌肠治疗小儿肠套叠，张金哲曾提醒他半个世纪前欧洲学者的失败主要是因为高压气体的爆炸性与治疗过程的盲目性。于是佘亚雄设计了自动控压的灌肠器，总结了X线下套叠复位过程的系统图形与经验，成功的创出了佘氏气灌肠疗法，取得空前的治愈率。该技术迅速推广至全国，引起国际上的瞩目。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仍有很少数患儿在病理上应该可以复位而未能复位；也有极少数发生穿孔。张金哲则在动物实验中证实了“痉挛”是复位失败的主要因素，于是提出了肠套叠的痉挛学说，从而提高了复位率。之后他又通过动物实验及患儿切除之标本研究，发现套入部与鞘部坏死病理不同，理解了鞘部穿孔的发生规律，减少了穿孔的发生。虽然疗效提高很少（本来疗效已经很高），但仍然是一个进步。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沈阳王光大又创出了B超监视盐水灌肠疗法。既解决了高压气体的爆炸危险，又避免了接受X线的损害，把灌肠疗法又提高一步。这让张金哲认识到，在已经成熟并且公认满意的工作中同样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

20世纪60年代，新生儿的先天性巨结肠发病率占到肛肠外科的第二位。那时国际上推崇的方法是做三次手术:第一次把肠子先拿出来，在婴儿肚皮上做个瘘；第二次清空肠子，把缺乏神经纤维细胞的病变肠子切除掉；第三次再把肚皮外的瘘接回肚子里。这样来来回回得开三次刀。那时的家长对这种方法根本接受不了。现实环境是当时人们连洗澡的条件都没有。那个年代，当大夫一个礼拜才洗一回澡，还得到手术室去蹭。一般人是没有条件洗澡的。要让这些没有洗浴条件的家长们再去给浑身都是大便的孩子洗澡是非常不现实的。洗不好孩子还容易得肺炎。

1962年，他们医院有一个大夫从苏联留学回来，给新生儿做了这种手术。开第一刀之后他给100个孩子发了100封信，等待着他们的二次、三次再回来。结果真正回过头来做二次手术的孩子没有了。而那时候国内做这个手术只有北京儿童医院一家。这意味着孩子都没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当时外国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据说有大夫给孩子先做了个瘘，过会大夫下班开着车，看见电线杆子底下包着个孩子，下车一看就是他手术的那个孩子，死了就扔了。

那时候张金哲只有一个想法，把开三次刀精简为一次。于是他采用密闭的手术，不在肚子里打开肠子，而将肠子拖出肛门外做切除。他还记得那时一次手术下来自己的白大褂可能要撤换几次，但孩子肚子里没有一点污染。然后他就用自己设计的钳子斜着夹住创面，等待伤口自行愈合。几天后，钳子会随着干瘪的肠壁自然脱落。

而这种方法正来自于他基于实践的思考与改进。其实这种手术思想开始是学法国人杜哈明（Duhamel）的，他的钳子叫Kocker氏钳。但是在使用中张金哲发现它有不少缺点。首先两个钳子又大又长，摆在婴儿的两腿之间，挨着稚嫩的皮肤很可怕，于是他就把钳子的长度缩短了。另外，在临床工作中，他发现Duhamel氏手术[5]后的闸门症状群非常麻烦，可有不同程度的狭窄、盲囊形成或长期便血，也常因此加重失禁的症状。为了改善闸门问题，张金哲设计了改良的手术[6]:全部手术原理及腹腔内操作与Duhamel氏手术相同，只是直肠盲端不作切断缝合，而是全部翻出如脱肛状。用钳将翻下之直肠前壁与拖出结肠的前壁夹在一起，使翻出部全部肠管、原直肠后壁及拖出结肠前壁一起夹死、烂掉。这一方法是按赖氏的方法改良的（《武汉医学杂志·小儿外科附刊》1964，1:188），比赖氏方法要求盆腔分离少，并且结肠后壁吻合部承受的张力也较小。但系在腹腔内断离肠管，在无菌保护方面不如赖氏方法严密。为了便于夹掉这些重叠的肠管，他们又设计了一个钳子，原始的钳子是用门上的扣吊焊接一U形钢环，扣吊板上焊以三个小钉为齿，以免夹住后日久钳子渐渐自行滑脱。应用这种方法，钳夹部肠管约在一星期左右坏死，连同钳夹一起自行脱落，形成结肠前壁与直肠前壁相接、结肠后壁与肛门后壁相接的斜吻合。不同于Duhamel氏手术的结肠前壁与直肠后壁相接、结肠后壁与肛门后皮肤相接的侧吻合，所以没有盲囊潴留、残端出血及吻合口狭窄等合并症。1965年《环钳斜吻合术治疗先天性巨结肠》发表后一举成名，一时各种治疗先天性巨结肠的中国改良术式在儿外科界竞相斗艳。

图4－5　张金哲绘先天性巨结肠改良手术图示

【注释】

[1]据国家图书馆著录:此书为С.Д.Терновский所著Хирурииядетского　возраста（М.:Медгиз，1949）；中译本:（苏）切尔诺夫斯基《小儿外科学》，朱洪荫等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

[2]《小儿外科学》，1957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马安权任主编，张金哲等任副主编。

[3]江泽熙（1934～　），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儿科专业，1959年江泽熙在北京儿童医院进修一年。1961年，江泽熙开始主持筹建武汉市儿童医院外科。

[4]裘法祖（1914～2008），浙江杭州人，外科学家。1964年裘法祖任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会长时，将该会于50年代所办不定期的《武汉医学杂志》变成正式公开发行，并自任主编。作为童尔昌的老师，裘法祖非常支持小儿外科办自己的杂志，于是专门在《武汉医学杂志》下办了个《小儿外科学附刊》。参见李华一，郭美松:《一切为了振兴中华——记六届人大代表、著名外科专家袭法祖》。《健康报》，1983年6月16日，第1版。

[5]Duhamel手术，又称结肠切除直肠后结肠拖出术。多用于先天性巨结肠的手术治疗。它要求充分切除扩张的肠段，然后做正常结肠和直肠端侧吻合术。

[6]张金哲:肛门后直肠结肠斜吻合术——先天性巨结肠根治术的改进。《武汉医学杂志·小儿外科附刊》，1965年，第2卷第4期，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