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在美国大学校园里一片恬静

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_以“科学社”同人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于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命运的关注，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着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这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出叙述和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时期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心中的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1]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2]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3]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4]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5]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其中在美109人，国内56人，在欧洲和日本的留学生为8人。[6]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新文化运动就此揭开了序幕。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白话文”的提倡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www.guayunfan.com)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的相继返国，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运动民主科学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群体由思想的分歧、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到了团体的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了传播“主义”的使命，而同为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的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群体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运动后的“彻底改造派”；[7]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8]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会，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种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之间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9]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运动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10]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运动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超政治的“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它”之旨，[11]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扩大。[12]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深感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即便是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此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终于发动了“清党”，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张作霖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的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的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3]1927年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当时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深恶痛绝”。于是，蔡列席了在龙华召开的反共会议，并在会后发出的通电上签了名。[1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因蔡有“辅立之功”，由蒋任命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15]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为蔡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16]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在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琎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以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人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全为科学社成员包揽。[17]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18]因不满于蒋介石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蒋介石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一党专制”，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然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部分知识分子依附蒋介石，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他们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19]由于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与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显然是有关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对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在经过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蒋介石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了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的“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20]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蒋介石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中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采取合作立场，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蒋介石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蒋介石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又垂询。据蒋廷黻在他回忆录中记述，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枯岭去谈话。[21]1932年11月，在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作“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它的当务之急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22]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的翁文灏。“翁是带着睿智的声誉，带着承担繁重工作时似乎无穷无尽的精力，带着个人的质朴以及无可置疑的廉洁进入政府的。”在他上任后不久，他就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的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23]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24]

三、由“合作”而“离弃”——国共政权易手时的“科学社”同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这批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的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的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25]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委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26]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7]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矿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而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矿，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要。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营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1）同人互相诫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2）同人互相诫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3）同人互相诫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28]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负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一起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29]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30]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进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距离。此点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出于无奈。[31]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32]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蒋介石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由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选择，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33]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34]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35]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由于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政体，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再也没有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的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刊载《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36]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了崩溃，很多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37]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一方面却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声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38]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了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蒋介石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想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了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订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39]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反映，如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40]和我国台湾陈三井教授的《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41]在陈三井教授文中，他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42]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43]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我国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大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他们因学术上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3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4个月后，他却依然返回了内地。[44]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45]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的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6%。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46]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率领在上海宣布的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蒋介石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成员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47]

很明显，面对即将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立已形成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其时“惶惶如丧家犬”的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无奈的抉择也曾发生在20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搀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三井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48]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49]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50]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51]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中国的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对共产党以及它所即将建立的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52]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入世”也好，“出世”也好，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与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了出国和赴台的，[53]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更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然而，尽管他们认同了新政权，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放弃了过去对“自由”的信念和追求，这正是他们中很多人在1957年“反右”时，又因“敢言”被打成“右派”的原因。[54]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注释】

[1]《发刊词》，见中国科学社《科学》第1卷第1期。

[2]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全国政协文史数据编辑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61年。

[3]当时在“科学月刊缘起”这篇文章上签名的有赵元任、胡达（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杨荃、任鸿隽、金邦正、章元善9人，以后这些人便被视为科学社的发起人。也有把胡适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应该说，胡适一直是科学社的热心者，也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人之一，但如以这次拟定章程的聚会名单来看，他并未参加。

[4]《中国科学社总章》，载《科学》第2卷第1期。

[5]除科学社最初的发起者外，陆续加入科学社的有竺可桢、胡刚复、饶敏泰、吕彦直、姜立夫、邹秉文、胡适、胡先骕、戴方澜、黄振、梅光迪、钱崇澍、朱少屏、李厚身、廖慰慈、孙洪芬、孙昌克、邹应宪、黄伯秋、张孝若、陈衡哲、唐钺等一大批海外学子中的佼佼者，一些已经回国的留学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6]《社长报告》，载《科学》第3卷第1期。

[7]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半期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即将进入生死存亡大搏斗的前夜，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使急于找到国家出路的很多年轻人很难再满足所谓“多研究些问题”的渐进改良，何况这些“改良”并没有带来多少成效，于是通过进行阶级斗争“求根本解决”，便自然成了富有吸引力的方向。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恰于此时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作效仿的榜样。尤其是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完全契合了这一时期中国风起云涌的要求“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愿望。而列宁关于建立政党组织的措施和夺取政权、动员群众和重建社会的方法，更为其时找不到出路的激进青年指出一条为了爱国而自律和牺牲的道路。于是新文化运动中鼓吹“民主”、“自由”最热烈的陈独秀会从向往西欧文明转向推崇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些原先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主义者，这时也变成了意欲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武士。其实，当时为列宁主义俄国吸引的不仅是激进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包括一些国民党人士，他们也“以俄为师”。列宁主义甚至也成了孙中山的选择，此也是国民党1924年实行改组，并贯彻“联俄容共”政策的由来。

[8]《努力周报》创刊于1922年5月7日，该报的倡导者有丁文江、胡适、高一涵、王宠惠、罗文干、朱经农等一些自命“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见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第67期。在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倡议下，上述一些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努力学会，并以每人捐款的形式创办了这份刊物，刊物名字是胡适提的，叫《努力周报》，意含要从自身做起，点点滴滴付诸努力去做的意思。

[9]黄昌榖；《科学与知行》，载《科学》第5卷第10期。

[10]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丁文江不仅跟胡适一起创办了《努力周报》，还是“好政府主义”的积极鼓吹者。1922年5月14日，以丁文江、胡适、蔡元培、王宠惠、陶行知、罗文干、梁漱溟等16人联合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鼓吹“好政府主义”，实质乃倡导一种渐进的政治改良路线，故该文章的发表也被看作是五四运动以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宣言。

[11]《例言》，载《科学》第1卷第1期。

[12]1920年时，科学社社员为503人，1929年已增至981人，并在北京、广州、南京、上海、天津、杭州、苏州、青岛等地陆续增设了分社。

[13]任鸿隽：《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载《科学》第19卷第10期。

[14]蔡之处世“长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自谓“性近学术而不宜于政治”，尽管支持了蒋的“四一二”清党，但对蒋借“清党”以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径是极为反感的。据台湾《传记文学》的一篇文章讲到：“‘四一二’发生后的次日，蔡把我叫到房里，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

[15]对于大学院制得以推出的背景，蔡有一记述，谓：“当时国民政府以全力应付军事，对于教育事业尚无具体计划，余与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诸先生以教育不可无主管机构，又不愿重蹈北京教育部以官僚支配教育之覆辙，因有设立大学院之主张。”见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页。

[16]对此，蔡曾说：“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明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见许为民：《杨杏佛年谱》，《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

[17]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1928年2月，在南京成立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所长高鲁和竺可桢；1928年7月，在上海成立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工程研究所，所长丁燮林、王琎、周仁；1928年3月，在上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杨端六；同月成立的还有设在广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7月迁北平）。此外还有1929年在北平成立的心理研究所，所长唐钺。

[18]以后，蔡元培除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外，拒绝了国民政府所有的任职聘请，而中研院院长一职，他一直担任了近13年，直到他1940年在香港去世。

[19]《发刊词》，见《独立评论》创刊号，1932年5月22日。

[20]该主张不赞成胡适等人所提倡的“民治”主张，而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再是“民主”而是“科学的专制制度”——种能使政府机关、工业和国家教育系统现代化的“专家政治”。关于此一状况的详尽叙述，可参见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96—114页。

[21]包括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文章、为蒋政府所不容，被解除教授职务并遭逮捕的罗隆基，蒋介石也开始以礼相待，不仅在四川峨眉山接见，还派陈诚为他接风洗尘，并说要给他在政府中安排职务。

[22]《国防设计的前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49。

[23]其中如担任国防化学专门委员会负责人的曾昭抡、矿冶专门委员会的李四光、边疆问题专门委员会的竺可桢、电气专门委员会的吴有训，以及财经专家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国际问题专家王世杰、周览、徐淑希，教育文化界权威胡适、张其昀、蒋梦麟，交通运输专家陈伯庄，土地问题专家万国鼎，地质学家丁文江，以及工矿实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刘鸿生、顾振等。关于国防设计委员会成员名单，以及以后设立的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可见《国防设计委员会人员及受该会补助机构人员工作报告项目》、《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成立的文件》等，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3749。

[24]这个委员会成立后首先着手国家国防和经济战略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国营工矿工业的创建，以及军工企业生产建设计划的实施，并为政府制定了把中国工业化的战略置于军事经济发展的取向中，以达成“统制经济”为目标的国家工业发展政策。1934年4月，为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并实现国家经济体制由平时向战时的转变，国防设计委员会奉命与军委会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除了继续进行人力、物力、资源之调查、统计、研究工作，及拟制各种国防资源建设、贯彻战时动员计划外，也开始直接承担起主办重工业生产，经营冶金、燃料、化学、机器、电器等国防公营事业的责任，成为此后（包括抗战时期以及战后）国民政府中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部门。

[25]丁文江，字在君，1987年生，江苏泰兴人，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1904年赴英国留学，回国后，与翁文灏共同创建地质研究所，后曾在产业界和政界任职，1928年重返地质所，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丁文江是中国科学社事业的热心支持者，自1924年以后就担任中国科学社理事，1922—1926年期间担任科学社社长，以后也一直任科学社理事。1934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被害，总干事一职由丁文江接任，直到他1936年在湖南不幸去世。他逝世后，中央研究院专门为他设立了“丁文江地质科学纪念奖金”。

[26]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27]翁文灏任主任委员的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各部门中科技人才最为集中的部门，其成员一般都为学有专长的科技专家，也多为科学社社员。

[28]《翁委员长在本会第一届委员会议开会辞全文》，载《资源委员会公报》第13卷第2期。

[29]《沈怡自述》，载《传记文学》第86辑，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

[30]见《翁文灏报告资委会厂矿工作情况及蒋给翁的信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8736。

[31]据翁自己回忆：“1938年，蒋介石因各部长中只有我和张嘉璈不是党员，即向国民党推荐，要我们接受勿辞。我到此便做成了党员。”见翁文灏：《回顾往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32]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125—126页。

[33]见郑友揆等：《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1932—1949）——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315页。

[34]这一时期关于战后国家工业化的讨论以及建设规划大多被编成论文集出版，如翁文灏的《中国工业化的形态》、《建设与计划》，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以及翁文灏等主编的《中国工业建设论文选辑》等，战后建设计划可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设计局”档案。

[35]《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钱昌照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讲演》，《大公报》1948年3月10日。

[36]汪盛年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抱着满腔热血要回国服务”，但回国后由于“国内一切使他失望”，不到三个月就在沈阳自杀身亡。吴学周为此悲愤地写道：“呜呼，环境移人，一至如此，能不令人寒心！在这个年头，在这个国度里，有多少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有几个有学问、有抱负而洁身自好的人，能够达到事业上的期望，而不至于悲观、消极以至气死、闷死，或忍受着长期折磨而死呢……呜呼，我为汪兄之死哭，我为国内科学者之生也哭。”

[37]孙守全：《被遗忘了的中国科学家》，载《科学》第29卷第6期。

[38]见《为本会理事袁翰青教授对北平党政当局的抗议》，载《科学》第30卷第6期；《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抗议书——为陈维稷、苏延宾两教授无端被捕事件》，载《科学》第31卷第3期。

[39]参见陈三井：《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载《第五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下），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2006年7月编印，第10页。

[40]该书把考察视点对准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1949年，选取了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作出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大影响力的14位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学者梁漱溟、胡适、宋云彬、夏承焘、浦江清，金融家陈光甫，科学家竺可桢，作家沈从文、胡风、包天笑，出版家张元济，报人徐铸成，诗人革命家柳亚子和作家兼文化工作领导人夏衍），通过他们这一年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数据，以独具个性的视角和观察，真实地记录了1949年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见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41]陈三井教授曾任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长，他的这篇论文发表在2006年7月在浙江溪口召开的《第五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中。

[42]陈三井：《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载《第五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下），第10页。

[43]陈文中写道：“国民政府为争夺知识界人士，国共双方无不全力以赴。”国民党方面，在北平被围、炮火连天之时，国民政府两次派空运大队专机飞北平，接取被列在名单上的北平文教界著名教授南行。结果“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机场去接，以为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识的和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许多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成了一大悲喜剧。后来傅斯年急了，通知停派飞机。”见陈三井：《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载《第五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下），第12页。

[44]智效民：《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载《迟到的故事——〈南方周末〉往事版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页。

[45]1949年中国科学社理事会的27位理事为：任鸿隽、竺可桢、秉志、胡刚复、萨本栋、茅以升、王家楫、欧阳翥、卢于道、曹惠群、丁燮林、曾昭抡、赵元任、裘维裕、章元善、张其昀、吴学周、陈世璋、严济慈、钱崇澍、袁翰青、刘咸、黄汲清、张孟闻、周仁、庄长恭、陈省身。

[46]李扬：《解放前夕南京科技界反搬迁斗争》，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

[47]翁文灏也在1951年谢绝了很多国际学术机构的邀请和挽留，从法国回到了已由共产党掌权的中国，所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能用自己的学识继续为国家服务。

[48]陈三井：《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载《第五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下），第10页。

[49]曾昭抡：《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载《科学》第31卷第2期。

[50]曾昭抡：《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载《科学》第31卷第2期。

[51]翟志成：《冯友兰的抉择及其转变》，转引自陈三井：《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载《第五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下），第13页。

[52]陈三井：《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载《第五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下），第13页。

[53]如胡适、傅斯年等，他们对国民党政权都有严厉的批评，但对共产党更无好感，拿当时流行在这些人中的话说，乃“国民党可恨，共产党可怕”，所以在大陆政权易手后，选择了出国和赴台。

[54]中共建国后在对知识分子，尤其像科学社成员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认识上存有偏见（如毛泽东对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有很多连批带挖苦的尖刻言论，“文革”中知识分子更是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政策上也出现了失误，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尤其是一些有欧美留学背景、曾在国民政府中任过事的人，更被视为不可靠分子。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署名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而这份意见书被批判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曾昭抡、钱伟长等一批人因此被打成“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