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年轻人所接受的转型

“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_兼谈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

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结束古代君主制度的1911年的共和革命，建立国民党独裁的1923—1928年的国民革命，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革命。可以说，正是这些革命构成了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脉，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于是，不管在大陆还是台湾，这一时期国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革命”不仅为上个世纪政治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且最时髦的词汇，事实上也成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要贯穿线和着眼点，这一史学研究现象被一些国外学者称为“中华民族的革命性建构”。[1]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海外的近代化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国学者研究思路极大放宽，尤其是近年以来，由于人们对史学研究状况的普遍不满，关于中国史研究中如何突破“思维定式”，也即转换研究范式的问题，在史学界引起了一些注意，对于史学界的这一新动向，本人一直颇为关注，有感于近代革命与社会转型之关系密切，同时也想对以往中国史学界研究领域出现的某些误区作一反观。

一、从史学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谈起

什么是研究范式？什么是解释体系？为什么现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需要首先解决一个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问题？其与革命的关系如何？对这些问题，一些史学造诣深厚的同仁从学理上作过很好的阐发，本人学养不够，只好简而言之。依我之见，解释体系和研究范式也就是我们在对历史现象和过程作出说明时，所需要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或所采用的一个基本框架，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所需要解决一个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问题，乃出自怎样才能将近代中国的各种变动结合在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历史解释之下的问题。而解释体系与革命的关系，诚如本文开篇所言，由于中国在步入近代，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由于始终处在持续不断的革命过程中，革命因而成了历史的主旋律，而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又使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了贯穿时代的两大主线和主题，故在需要为近代中国历史演进提供一个基本视角和合理解释时，以往我国近代史学界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认识和说法，即认为中国近代发展的主题就是不断革命，革命就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显著的发展过程，是推动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他种种纷繁的历史现象，包括社会的变迁、转型，都不过是时代主题“革命”的从属方面，甚至历史时期的划分也习惯性地以“革命”为标志，并因此而有了20世纪50年代的“两条基本线索”、“三次革命高潮”说，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四个阶梯说”和20世纪90年代的“七次高潮论”，以及与此相契合的史学解释体系和说明范式。[2]

对以上诸说和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占据主宰地位的说明体系，是否还能继续为当今的史学界新一代和年轻人所接受和认可，这里暂不作评论，从本人观点来看，近些年来上述种种以“革命高潮”为界标来诠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虽然受到挑战和质疑，但正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先生所说的“它仍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因为从政治史和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还是反映历史实际的”，[3]章开沅先生虽然并不同意“革命高潮”的说法，并尝试从另一民族运动的新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但他也特别指出：毛泽东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条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应当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历史线索。[4]人们可以不同意用“革命”的单一视点来考察和诠释中国近代历史全方位的复杂进程，但也不得不承认，革命确实是中国进入20世纪后的一个不争的发展趋势和主要历史特征，正是一次次激进而且越来越激进的革命，急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主宰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走向。所以，笔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中的“革命高潮”说，不管是三次还是七次，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阶段”论或“一条主线，两个过程”说，以之勾勒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倘作为一家之言，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上述各说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勾勒并不有悖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片面和不足的方面只是由于对“革命”一面的过于强调，以致极易忽略其他推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种种因素，并将近代中国发展除“革命”以外的其他多种途径和选择摒弃在了历史考察的视野之外，这是中国时代特征对史学研究的制约，是不能苛求于史学工作者的。然而，问题并不仅于此，而在于这些在史学研究中本来可以作为一家之言而存在的“论”和“说”，被僵化成了一种规定的“范式”和权威性的解释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不仅史学研究被框入了一个所谓“革命典范”研究取向之内，而且由“革命”这一辞汇所代表的“激烈转化”精神，近代以来更被推向极致，不仅在整个20世纪风行天下，征服了几代知识分子，而且渗透至中国政治、思想、社会、人生、伦理观念等几乎所有方面，并几乎成了中国人生活的终极目标，一种约束自身行为的新人生观，“一种主宰全民的新道义”。[5](www.guayunfan.com)关于这种类似宗教狂热的对“革命”的顶礼膜拜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国家命运叵测的艰险环境，以及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所植根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取向的西方渊源等各个方面作过各种有益的探索，也即人所共知的，由于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面临外力的入侵和国势的不振，为了给贫穷落后的国家找到一条能迅速摆脱被奴役、欺凌屈辱地位的道路，国人亟谋解救之道。自19世纪中后期先后发生的统治者内部自救的洋务运动和康、梁等为首发动的戊戌维新相继失败后，“激进主义”便应运而生。20世纪初，围绕“革命”还是“改良”，以其不同倾向国内形成了对立的两端：一端以谭嗣同、孙中山等人为代表比较强调激烈变革，另一端则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比较强调渐进革新。这两派互相诘问驳难，开始时旗鼓相当，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后者而采取了前者的主张，同盟会革命派所代表的激烈化取向和主张逐步占据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自此而后，正如已被历史演进所证实的，辛亥革命前后主张改革的立宪派受挫于革命党，而革命党演变为国民党之后，受挫于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国后更是标举着“革命”的口号，推行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直至灾难性的“文革”发生。在此期间，革命已因其不断的成功，不仅被人们视为实现中国政治与社会进步的唯一手段，而且几乎成了很多人愿意为之献身的终极目标。[6]而改良则被认为是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字眼，甚至被等同于逆历史潮流而动，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即使一个反动（代表过时旧秩序）王朝（政权）被推翻，革命仍然是新政治制度维系自己合法性的标志。正因为如此，故在需要为近代中国历史演进提供一个基本视角和合理解释时，以往近代史学界普遍接受了“革命史学”的范式和解释，乃十分自然的事。不管你对这种主要由革命推进的社会转型持什么态度，是褒是贬，是臧是否，中国近代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确实都打上了“革命”的烙印。

二、“革命”崇拜下的史学解释体系的困窘

如上已述，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是借助“革命”来推进的，在革命取得巨大成功后，中国人对“革命”的推崇已近乎狂热，历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革命”的轨道，这就给史学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妨先以受灾最重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为例：

中国现代史从何开始？这个关于现代史起迄时期划分的问题，尽管在史学界有着不同的意见，但相当长时期内，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主要依据乃人们所知道的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和提法，即把五四运动视为一场“划时代”的运动，认为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而与以往进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明显的区别。当然，这个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意见，现在已不再被普遍认可了，但此一时期的划分，以及按照此界定时期所建立的现代史论述框架，至今仍为国内很多高等院校使用的教科书所袭用。在学校，中国现代史的讲授只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略加扩大，以致“文革”过去后，人们发现以往所知道的中国现代史实际上较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7]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中共党史正本的标准版乃出自延安时期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决议的模本来自苏联斯大林时期斯大林为树立其个人在联共（布）党中的绝对地位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不用说，大家也能明白，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教程，只会是服务于斯大林党内斗争的需要的政治工具，是“唯上”的产物，其内容的隐恶扬善，为尊者讳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共党史采取教程的写法，显然也有与此相仿的目的，即基于当时情形下统一全党思想的考虑，希望通过历数党的历史，也即通过党的发展史上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比，来突出毛泽东对党的贡献。“文革”后，虽然史学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进行了拨乱反正，但由于长期以来僵化了的“革命史学”的影响，目前史学界相当部分人在审视和诠释近代中国历史纷繁复杂种种现象时，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因袭以往所习惯了的单一视角和以既定结论解释历史现象的“注经式”研究范式，[8]，思维仍受长期以来深陷其中的“革命情结”驱使，摆脱不了“革命史学”的窠臼。而中国现代史研究虽然也在研究范围和视野上大大拓宽，但解释体系依旧，这跟长期以来中国人思维定式中的“革命情结”是密切相关的。

其实，这种以对“革命”极端推崇为主要特征的“革命史学”，不仅在1949年以后的史学研究中大行其道，就是在台湾以往的近现代史研究中也有此种“情结”的痕迹，其表现正如台湾一位学者所列举的：“一、盲目崇拜孙中山，一切成就归之于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二、极端讳言革命阵营内党派的分歧与人际的冲突，如不重视兴中会时期孙中山与杨衢云的分裂，同盟会时期章炳麟与宋教仁对孙氏的非难，以及忽略光复会与华兴会之角色等。三、认为‘革命’是好，而‘君宪’是坏，并抹杀或涂黑立宪派人士的贡献。”[9]看来近代以来的对“革命”的崇拜，可说是两岸皆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不仅如此，近代“革命情结”的影响也延至世界近代史领域，该学科著名学者罗荣渠就撰文写道：“在世界近代史的教科书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一般下降为重大的阶级斗争的背景、陪衬与铺垫，除了工业革命保留作为重大的经济课题之外，全部历史过程几乎都被纳入资产阶级革命、工人运动、殖民地掠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史框架及阶级斗争结构之中。至于谈到世界现代史，涉及的历史面更为狭窄，在一个时期，阶级斗争的‘纲’已取代一切的‘目’，无限丰富，矛盾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被砍削得只剩下一副‘革命’的架子（社会主义革命、反帝斗争、民族解放运动）。这种世界史框架之下，仔细观之，古代史大致是以文化史或政治文化史为主线。近代史大致是以政治史为主线，现代史则几乎只有革命史的主线了。因此，进入近现代史时期，世界上只有发生过重大的革命斗争和重大战争的国家，才能在世界史上占一席之地；这些国家的和平发展时期也无法纳入这个‘框框’。这就是说，作为国别史总和的世界史框架，到世界近代史范围内变成不折不扣的各国革命史的总和了。”[10]

所幸的是上述这些主要在大陆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革命情结”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革”的终结，开始了一个显著转变。由于“文革”的灾难，很多中国人经历了这一以“革命”标榜的“浩劫”以后，开始对“革命”不再迷信。而一些敏感的历史学者则在痛定思痛后，也开始打破“革命”正统的观念和政治神话，并尝试逾越以往的“革命”解释体系，对前述种种把对革命的正面评价作为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一切变革的首要前提的“革命史学”开始了重新审视。他们首先给自己，也给史学界提出了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什么是革命，是手段还是目的？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为什么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会摒弃了渐进改良等多种途径，而选择越来越激进的革命来推动？革命是不是唯一的选择？这种主要由革命来推动的社会转型会呈现怎样的特征？如果没有革命，历史又将按怎样的轨迹发展？在这一系列设问中，一种由原先服膺“革命”而转变为推崇改良的思路首先应运而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起，大陆和台湾，乃至海外都有一些学者开始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如台湾学者张朋园，在他1964年出版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一书中他还是个革命推崇者，然而在他90年代初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他已成了革命批判论者，他对自己从原先服膺“革命”转变为推崇改良的心路是这样说的：“我原先也是一个革命论的服膺者。但是当我们回首辛亥革命以来的不断革命，多少生灵涂炭，多少破坏胜于建设，我们不仅掷笔三叹，疑问革命带给我们什么？中国革命几近一世纪，革命固有所得，但代价太高，尤其以革命换取贫穷最为不值。”[11]台湾另一学者朱宏源则更明确地指出：“二十世纪的历史已证明，理想型政治大革命常使生灵涂炭，缓慢渐进但稳重的改革理论才合时代需要。”[12]而大陆学者中，较早在论述中涉及中国近代这一激进主义倾向的是李泽厚，他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最早提出了五四启蒙、救亡的双重主题和双重变奏的问题。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倾向，以及之所以能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接受俄国激进革命模式的内在逻辑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积淀，以及五四运动时期现实的历史环境，作了较为深入的揭示和颇有见地的阐述。而在此之前，李泽厚也曾是一个“革命论”的信奉者，即认为改良思想是历史和社会前进的障碍，而革命才是推动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随着国内学术禁忌的逐渐解除，他开始私下宣讲“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而革命并不一定好。虽然这并不是中外古今所有的革命或革命的主张通通都错了，但就本世纪中国来说，一味地提倡革命，肯定革命，歌颂革命，的确并非好事，而是思想史值得研究的一大课题”。[13]

上述从“肯定革命”转向“推崇调适和改良”的过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典范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史学界发生的原因和背景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大陆，如前所提，主要是由于长期革命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使人们开始厌恶以往那种近乎迷信和狂热的对“革命”的崇拜，并对以“革命”为手段去追求的共产理想产生了幻灭感。另一方面，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解体，废弃“革命”而力主“调适”的主张也逐渐受到较多肯定。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凸现了渐进改革的成效。而这一转变的开始，也的确使很多学者可以从一崭新的角度重新检讨许多清末以来的史事，并在史学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见解和产生了一批有创见性的成果。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即随着这一转变的发生，史学界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后革命时代的危机”的现象，[14]也即人们似乎能感觉到在近年来的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这就是一些研究者在探讨和论及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问题和现象时，又开始“翻烧饼”，即从肯定革命跳到否定革命，一时间唤起保守主义、谴责激进主义，似乎也形成一股声势，只要反“革命”之道而行之，就被认为是“有新意”、“有突破”，这在笔者看来也非一种正常现象。因为说到底，这样的研究者的视野实际上仍然被束缚在“革命史学”的藩篱之内，他们所用以衡量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价值尺度也未脱以往“革命”与否的评判标准，不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而已。然而，此种现象的出现，的确对以往我国史学研究中已成定论的很多陈说形成了冲击，迫使当今历史工作者，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学者，提出了如何走出以往研究中“革命崇拜”的阴影，重新建构现代历史学科学体系的重大课题。

三、当前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出现的新思路、新动向、新方法、新成果

如上已述，由于中国在步入20世纪后，由于始终处在持续不断的革命过程中，革命因而成了历史的主旋律，以往我国近代史学界因而普遍接受了“革命史学”的范式和解释，在台湾，尽管没有大陆那种对“革命”的狂热，但激进的转化观点也长期受到多数人的肯定。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受中国“革命史学”和流行看法的影响，研究中国问题时也把眼光多投注于中国的激进转化力量。然而，近些年来这样的情况起了变化，“革命”不再被吹捧和推崇，“革命史学”也受到挑战和质疑，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简单否定“革命”的倾向，尤其在涉及“解释体系”时，以什么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基本视点和贯穿主线，成了一个尚无共识的问题，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范式危机”，并也由此在史学界引发了一系列颇受关注的讨论；而随着讨论的深入，近年来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一批以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认识、探讨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和论文相继问世。[15]在这些论著中，史学界不少学者对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思想观念等等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认识和讨论争鸣，以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对史学研究如何摆脱旧研究范式的束缚，以及如何走出千篇一律的困境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近代以来由“革命”推进的社会转型作了重新认识和反思。如前已述，20世纪90年代后大陆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以往深陷其中的“革命史学”体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他们并不否定“革命”在历史上曾起的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作用，也认为“革命”确实在推动中国近代社会进步和转型的很多方面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并取得许多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他们也认为“革命”是一种激烈变革手段，就推进社会进步而言，革命只是众多变革手段中的一种，而且也是一种非常态的现象，尤其是暴力革命，更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将旧社会的腐败龌龊犁庭扫穴，也可能将社会多年积累的进步成果扫荡无遗，而且从长期的历史效应来看，“革命”所带来的破坏也许比建设的要大得多。因此，虽然革命可以在很多领域取得成功，但同样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由“革命”来推动的中国社会转型，必定也会因战争和流血而给社会带来长期的破坏性的影响和困扰。说到底，革命是一时的，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性，社会转型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冲击有好处，但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上个世纪一次比一次激进的革命，以及其后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很多被革命破坏了的东西，现在又在重建，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所以他们认为：“对过去的革命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但反思并不是否定一切革命，而是要对革命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应研究革命如何影响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这一思潮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一步步推向极端，以及从中应吸取什么历史教训。”[16]

第二，对中国近代史今后研究的可能走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论及中国近代史今后研究的可能走向时，有鉴于以往“革命史学”研究中存在的角度单一和研究方式僵化的问题，人们首先提出了希望能够允许不止从一条线索，并且从多条线索对历史进行诠释，并开始尝试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中国人在过去的100年中做了些什么，做得怎样，留下了什么经验与教训，重新作出审视和反观。如对长时期以来一直为争论焦点的“革命”和“改良”问题，有人就提出“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其思想和道德热忱都指向解除一切束缚、取消一切差别和规定完美境界”，革命派人物全力抨击的君主立宪事实上也是一种民主制度（如英、日）。早年曾极力主张共和革命的杨度在1907年曾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余以为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无可分之高下，惟各据其国之情势而定之。”后袁世凯利用这种国民心理谋帝制自为，达到自己做皇帝的目的，但也不要因人废言。[17]又如对中国社会近代的演进和改造除走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所倡的“暴力革命”一途外，是否还有其他途径的问题。按以往“革命史学”的说法，由于中国近代史上历次改良运动的失败，所以中国的社会改造舍“革命”外别无他途，这似乎是一个已由历史证明并有了明确答案的问题。但即便答案是正确的，也未必就是唯一的，实际历史过程有其复杂性，是有多种因素决定的，现在就有人在研究中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光绪没有早慈禧死去，立宪派有无实现君主立宪的希望？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国民党政权是否会如此迅速地垮台等等。固然，历史已经过去，也不会再重演，但作这样的设想加询问也并不是全无意义的，起码它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很多历史现象和问题。此外，针对近代中国转型期多变而多歧的时代特征，有学者对以往框架性的系统诠释的局限性进行了指正，并在讨论“中国近代史今后研究的可能走向”时建言“目前或可考虑将研究重心转向具体的中下层机构、群体、人物和事件，即司马迁所谓‘见之于行事’”，也即呼吁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一些以往在“革命史学”盛行时，被有意、无意淡漠和遗忘的历史问题考察上，给以往历史研究中“失语”部分多一点关注，认为可以此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失为今后史家的努力方向”，[18]这些见解是十分中肯精辟的。

第三，提出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新范式和新思路。尽管目前国内史学界研究的主导范式还是“革命史学”范式，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进展，就是在“革命”的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范式，于是开始出现了两种范式并存的局面。最先倡导并实践这一范式的是北大的教授罗荣渠，他在20世纪90年代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运用宏观史学的方法，以现代化作为历史研究的新视角，尝试对中国百余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与各国的关系等重大历史课题和现象作了宏观的初步考察，他在对新范式所作的说明中是这样讲的：“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新的研究要求在概念、模式、理论、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但这些突破又只有通过系统的、切实的研究才可以取得。”[19]从罗荣渠教授这番说明中，人们可以看出他的研究范式与“革命史学”的旧范式之间存在的最大不同是在关注的重点上。建筑在“两个过程论”上的革命史学体系关注的重点是反帝反封建，而现代化解释体系则视野更广泛，它更主要的是从“现代化”的角度，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因此，它关注的重点除充当近代中国变革加速器的革命以外，对影响中国社会近代发展转型的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也并不忽视。然而，由于罗荣渠先生过早地去世，他对构建一个范式所需要做的很多对具体历史的考察和严谨、系统的理论阐述，都还未及进行和展开，但他开拓性的研究，毕竟为史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范式，开启了一个新窗口。

四、结语：重新建构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科学体系

以上国内近年来史学研究所取得的一系列进展表明，继续因循于以往“革命史学”的解释模式显然是不行了，史学研究要能真正开创全新的局面，研究范式的转换乃是当务之急。1998年中国改革出版社出了《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一书，该书汇集了近年来国内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可以说这些成果的取得，莫不与近年来史学界在研究范式转换上所取得的突破有关。为此，在该书雷颐所写的序“为了前瞻的回顾”中，对此作了强调，指出“研究范式即研究的视角、视点和方法……不同的视角必然会发现和关注不同的问题，即便对同一研究对象，也会因视角不同而研究和评价迥异，研究结果也有所不同”，该书介绍的很多研究成果，如对19世纪后叶、20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太平天国、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的重新评价等，都是因为跳出了以往“革命史学”的单一视角，采用新方法对历史进行深入考察而得出来的新结论。然而，这些进展尽管可喜，但还不是根本性的，倘若僵化的解释体系不变，那么今后的研究就很难深入。当然，要在体系和范式上取得根本性突破，也即以新的分析框架来代替旧的分析框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一个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和思路的构建，如罗荣渠已指出的“只有通过系统的、切实的研究才可以取得”，这是需要历史工作者从事长期、艰辛的探索和努力的。但就目前来讲，体系和范式转换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恐怕还是思想禁锢的问题。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以往“革命史学”之所以盛行，除受时代风气和特征制约外，还与近代以来国家政权体制有关，先为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演进而来的国民党，后为接受了“苏俄模式”走彻底改造路线的共产党，而这两个革命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为近代以来“激进转化”的主要两大革命势力，都成功地依靠革命夺取了政权，因此中国历史以“激进革命”为主线对历史进行诠释，乃不言而喻的事。正因为如此，国外乃有学者提出了在分别受两党影响的史学之外，重新建构近代科学史学体系的问题。[20]国内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在该校近代史研究所的一次座谈会上，也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即在于“走出中国近代史”。上述提法都是富有启发性的，人们从中不难体会出相同的旨趣。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笔者在近期《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上读到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关于“史学的‘三公’性质与史学家的庄严责任”一文，该文对史学“三公”（公有、公开、公证）之性质作了很好的阐述，认为作为“公器”的史学，“历史决不是专属于圣贤豪杰帝王将相的，不是属于哪个朝廷、哪个阶级、哪个集团的，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共同拥有的，人类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历史的继承者”，[21]所以他提出历史研究也应“还政于民”，即人人可以研究学术，人人可以著书立说，只要视史学为“公器”，原则上人人可以研究它，才更有利于史学的繁荣。

（原载《亚洲研究》2003年第47期，有删改）

【注释】

[1]陈意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访谈柯伟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10月。柯伟林（William Kirby）为现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陈意新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校区历史系副教授。

[2]“两条基本线索，三次革命运动高潮说”，20世纪50年代由胡绳首先提出，即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确认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是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因此根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历史“两个过程论”的论断（即将中国近代历史诠释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把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也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辛亥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高潮），此说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为近代史学界所普遍接受，此后国内出版的迄今为止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仍基本遵循这一编写体例和框架。“四个阶梯说”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时中国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李时岳先后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等文，提出“1840年—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此说与“三次革命高潮”并非对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补充，但反映出摆脱“两个过程论”束缚的倾向。“七次高潮论”为20世纪90年代张海鹏所提出，并作了阐述，张认为“应该将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全局衡量和考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应该有七次，分别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并认为“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除了以上几说之外，还有20世纪80年代陈旭麓提出的“一条主线，两个过程说”，即以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和主线，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等。

[3]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4]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5]金观涛：《中国革命乌托邦的起源：论道德理想主义转变的逻辑》，载《亚洲研究》1999年第30期。

[6]本人曾在1999年赴瑞典隆德大学参加的“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过这个观点，并作了会议发言，发言题目为“目标还是手段——关于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探讨和商榷”。

[7]对此，迄今为止仍被作为中国现代史范本的北京师范大学版《中国现代史》一书在再版时添加的序言中也毫不讳言地谈到：“到今天为止，大多数学校在‘中国现代史’名称之下，讲的是中共党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8]意指以往历史文章中常见的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的论述方式。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就曾将此种论述方式斥之为“圣言量”的办法，陈并指出“此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见《陈独秀给H和S的信》，影印件，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收藏。

[9]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9页。

[10]罗荣渠：《开创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载《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247页。

[11]张朋园：《熊希龄研究的展开——三种相关出版品评介》，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2年第13期。

[12]朱宏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

[13]载《中国时报周刊》1992年5月3—9日。

[1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114—115页。

[15]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章开源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冯林主编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和吴剑杰的《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罗志田的《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等著作和论文。

[1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114—115页。

[17]金观涛：《中国革命乌托邦的起源：论道德理想主义转变的逻辑》，载《亚洲研究》1999年第30期。

[18]“失语现象”，即以往史学研究中司空见惯的只给革命一方或新派一方以发言权的现象，罗志田在文章中指出，由于以往史述被框定在“革命取向”中，很少予守旧的一方以申述的机会，从而使“旧派”因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状态”而“日益淡出了史学言说”。他同时指出，即便是同为近代“趋新”的成分，也因有更“新”（激进）的成分存在，也往往在研究中被忽视，或因跟不上时代而被诟为“落后”、“保守”，甚至遭批判。因而，罗呼吁给以往历史研究中的“失语”部分多一点关注。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100页。

[20]这个设想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柯伟林教授在他的一个“访谈录”中提出的。柯伟林教授是当今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名学者。他在研究和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时，倡导一种被称为“延续与变化”的思路，即认为在中国自清末到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至共产革命之间的历史变迁中，是可以找到一条环环相扣的因果之链的。虽然历史发展在某一特定时期会出现某种剧烈运动，但从总体上看它都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进程。历史发展往往是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转下页）（接上页）前一阶段尚未结束，后一阶段业已萌发。后一阶段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相互连接。柯伟林教授提出的这一“延续与变化”的思路颇有利于纠正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过分专题化、细致化之弊。尤其是他在审视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变迁和发展时，倾向于“把清、民国、人民共和国都作为一个和整个中国对待，在注意到历史变化的同时，更强调它们的延续性”的大思路，对当前国内学者是极富启示性的。柯伟林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见解见陈意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访谈柯伟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10月。

[21]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