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与影响

海德格尔哲学对欧洲以至对全球思想氛围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离开他，当今的法国哲学就无法理解。没有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能摆脱他的影响，即便一方面如文学似乎更多地留有海德格尔哲学的印记，另一方面如社会学则较少。确实，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海德格尔的影响力达到了高潮。可以确定的是，海德格尔是被翻译最多的德语哲学家之一。无论在亚洲还是美洲，他的思想都留下不可忽视的痕迹。相反，可以注意到，今天的德国学院哲学排斥海德格尔哲学。

对于欧洲哲学而言，海德格尔的思想通过各种方式变得重要起来。其最大影响在于解释学的特性。他的思想革新了阅读方法。伽达默尔的“解释学”（Hermeneutik）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Dekonstruktivismus）明显学习了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解析式”阐释。此外，海德格尔的思想以其对“存在”和“存在者”的对话式关系的强调给予哲学家们以灵感，这些哲学家将“伦理学”置于他们思想阐释的中心，就此可以一提的是彼得·施罗特奇克（Peter Sloterdijk）⁽¹⁾，最重要的则是列维纳斯。阿伦特的“政治伦理学”则展示出海德格尔哲学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形了的扩展。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也一再激起批评和论战。在此我将仅仅提及卡尔纳普、阿多诺和君特·安德斯⁽²⁾的批评以作范例。

最后，海德格尔思想的另一种接受方式也应被顾及。不仅人文学者和哲学家，而且作家和诗人也发现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众所周知，英格伯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³⁾的博士论文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为主题，保尔·策兰在50年代已经悉心阅读过海德格尔寄给身在巴黎的他的文章。我则将以海德格尔式思想风格在波托·施特劳斯（Botho Strauβ）⁽⁴⁾和彼得·汉克⁽⁵⁾著作中的体现结束我的这部导论。

伽达默尔是海德格尔马堡时期的学生。他的主要著作——出版于1960年的《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是“现象学的解释学”的进一步扩展，还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将“现象学的解释学”展现为他的方法核心。这部著作在60年代影响了整个人文社会学科。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对文本的阐释不再仅仅被理解为方法。对伽达默尔而言哲学思考本身就是让“传统”说话（Sprechen-lassen der »Überlieferung«）。“传统”不仅仅呈现为文献纯粹的累积，它必须“以解释学的方式来经验”⁽⁶⁾——这也是继承海德格尔的思想。在作为“自身历史性经验”的“本真经验”这一思想中，再现了海德格尔关于在“本真性”中变得通透的“生活实际性”的解释。

德里达在其作品中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接受随处可见，只不过并非总是一目了然。在论及“书写”、“文本”和“语言”的张弛关系时，德里达阐明了形而上学思想的优先地位所导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zentrismus）和“语音中心主义”（Phonozentrismus），它们掩盖了“书写”和“文本”的更为原初的意义。⁽⁷⁾“书写”的更为原初的意义不能理解为基础或者原则，反而表现为持续的“延异”（différance），一种在“推延”和“分别”的双重意义上的差异化，这意味着被一个拒斥基础的基础所规定。尽管海德格尔的思想一方面停留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另一方面他的哲学却导致了一个时代的“终结”（clôture）——当思想已将一个时代抛诸身后时，它同时也无法脱离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争执对德里达而言乃是一种“解构”（Dekonstruktion）的规划，一种颠覆掩盖了“延异”的意义的规划，这种颠覆同时还表现出另一种意义，或者说——这点在德里达的著作中变得越发明显——另一种伦理学。

海德格尔哲学对彼得·施罗特奇克的作品构成一种不可低估的影响，这自然首先显示在他最近出版的文集《未被拯救：探寻海德格尔》中。在前言中他写道：

海德格尔的成就——以及基于这种成就而来的他的声音在当代与未来之对话中的不可或缺性——在我看来在于，在毕生追问存在这一题目下，他致力于一种纽带逻辑（Logik der Verbindlichkeit），这种纽带逻辑在存在学与伦理学的区分之前便着力于追索有死者与诞生者之此在释放自己与约束自己两种趋势的相互作用。⁽⁸⁾

“纽带逻辑”这个名称可能没有清楚把握海德格尔的意图。尽管如此他指出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一个要素，这一要素实际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对探寻作为思之本真实事的两种东西之间的关系可能性感兴趣。可以将这种可能性的特征描述为潜在的“纽带”，但它并不能定位于一种“逻辑”。况且海德格尔乃是经由不同的通往“语言”的道路或者歧路追索这种可能性。

列维纳斯曾经在一次访谈中针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表达了他的“敬意与不满”⁽⁹⁾。他如此强调：通过海德格尔，“存在一词的‘动词性’复活了”。海德格尔已将“存在”的这种发生特性（Geschehnishaf-tigkeit）思为“本有”。“存在作为动词的含义”与列维纳斯思想之间的特殊联系在于，通过海德格尔的思想，现象学冲破了胡塞尔的“先验规划”，借“存在”的时间性去发现在其之上实践问题与经验能够变得有意义的地基。海德格尔一直尝试去解释当两个相关项（Relatum）⁽¹⁰⁾相遇时产生的“本有事件”（Ereignis），而列维纳斯关于主体“自身”通过“他者”的要求才第一次构成了自己这一卓异的思想，显示出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尝试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此外，列维纳斯还与海德格尔分享如下观点：在大屠杀之后思想必须在根本上改变自身，而两人乃是通过不同的道路分别达成这一观点。

大屠杀的冲击同样推动了阿伦特的思考。这位海德格尔在马堡时期的学生和爱人，在她的所有工作中一直在海德格尔的近旁思考，即便她没有以“存在问题”为主题。她于1951年及1955年出版了《极权统治的要素和起源》⁽¹¹⁾，在她这部极其重要的著作中，曾钻研过《存在与时间》的影响已变得非常明显。阿伦特1960年进行了一项富有意义的研究——《Vita activa或论积极生活》，其最后的段落明显受到海德格尔的技术分析的启发。⁽¹²⁾如果说阿伦特的“政治伦理学”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共同规定，那么反之，自阿伦特开始开启了一种“更政治式的”海德格尔阐释。

在当前围绕海德格尔思想所进行的讨论中，语言分析哲学与海德格尔的思想类型及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特别的一章。二者难以接近的一个例子是卡尔纳普出版于1932年的论文“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形而上学”。在这篇文章中卡尔纳普引用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一些语句指出这种思考方式和方法如何“无意义”（meaningless）。⁽¹³⁾这两位思想家的语句一再陷入语言的独特泥沼中，没有任何可被经验科学研究的经验事实与其相应。所以，卡尔纳普甚至不把这样一种思考类型算作“单纯思辨”或者“童话”，而只是“浮辞”（phraseology）和“虚假陈述”（pseudostatement）。它们只能被看作“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总体态度的表达”，也就是一种“生活情感”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他将海德格尔、黑格尔或者还有尼采这样的思想家形容为“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这种批判和海德格尔思想在哲学上的鸿沟显而易见。

阿多诺1964年发表了批判著作《本真性的行话》。这个标题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本真性的探究。阿多诺警告说：“在德国说着，甚至还写着一种本真性的行话，它成了一群聚集起来的被选者的标记，高贵，同时又乡里乡气；日常俗语当成了哲学术语。”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指责针对的是其思想的“乡土主义”（Provin-zialismus）和支撑他的对“直接之物”（Unmittelbare）的信念，及一种“作为语言的意识形态，这种语言无视所有特殊内容”。⁽¹⁴⁾这篇具有典型阿多诺风格的文章无疑提出一个挑战，但海德格尔没有作出回应，他对阿多诺未置一词。阿多诺的批判性非难是否切中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从这种针锋相对中是否能了解到某些关于海德格尔和阿多诺理论的东西，我想将此留给读者亲自阅读后去判断。

君特·安德斯1921年到1924年是海德格尔的一位学生。2001年才出版的一部尖锐的批判性笔记证明安德斯数十年来一直与其老师的思想进行激烈的抗争。与列维纳斯相似，他指责说，尽管海德格尔一方面无可替代地赋予20世纪哲学以生机，另一方面却严重忽视了人类生存的伦理—政治特征。所以海德格尔固执于“这个此在”（dem Dasein）却没有考虑自由的人类存在的复数状态。⁽¹⁵⁾此外，这位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者特别指出海德格尔对身体之基本的、人性的需求的无视。比如说，为什么当所有“此在”都被“饥饿”所迫时，海德格尔却在《存在与时间》中抽象地谈论“被抛状态”？安德斯还揭示出，海德格尔的晚期哲学乃“语言—隐微术”（Sprach-Esoterik）和“虔信哲学”（Frömmigkeitsphilosophie）。

1993年波托·施特劳斯的文章《渐入高潮的羊人戏》（Anschwellender Bocksgesang）出版时，针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明镜》副刊的愤慨迅速上升，就如同它又迅速消散一般。在这篇文章中施特劳斯展示出海德格尔与荣格思想间的一种联系，他写道：“他们蔑视海德格尔，谴责荣格——现在他们必须忍受，在这两位作者，这两位诗人—哲学家的豪迈的脚步旁，他们直率的反抗热情像一朵干枯的蓟花一样被遗弃在了路边。”⁽¹⁶⁾在他的剧作和长篇小说中，施特劳斯向海德格尔的靠近首先与一个由这位思想家唤醒的问题相关：人如何能够在一个以技术的方式对象化了的世界与他人一道生存，如何能够超越这种固化（Verhärtung）而生存。

在1986年的一次访谈中彼得·汉克承认，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在某个地方能够再一次融合（einfügen）或接榫（anfügen）‘世界’一词”……能够为这个词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这个词能重离阴影进入光明”。他在海德格尔处也感受到这种意图，海德格尔已经在“惊恐莫名地寻找”这个地方⁽¹⁷⁾。但他也同时与海德格尔的文句中这个词太过“频繁地使用（Fügung）”保持距离。不过，当汉克以怀念的感情写下与这位哲人如此一致的措词时，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一种在内容上对海德格尔思想做出的回应：

曾经，人们像过桥一样踩着石头、树干跨过溪流；曾经，水域一直延伸向海洋；曾经，一列列山丘，一排排房屋，一片片果园总是陪伴着旅人，而某种生机勃勃的东西环绕着居家之人，在那里所有事物中的共同者已经是某种内心中的不可显现之物，一种普世性：这正是那现实之物，它没让任何别的什么而仅仅让那种归家感成为可能：“就是这儿了，我终于到这儿了”。⁽¹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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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施罗特奇克，德国当代哲学家，生于1947年。他在1983年出版的《玩世理性批判》（Kritik der zynischen Vernunft），熔辩论、历史书写、诗学与理论分析于一炉，引起极大关注。1987年出版的《舞台上的思想家》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理性哲学与传统的主体性哲学相抗衡。1999年7月17日他在埃尔茅城堡发表演说《人类公园的规则——对“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回应》（Regeln für den Menschenpark-Ein Antwortschreiben zum 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在这篇演说中他联系海德格尔和尼采，诊察了人文主义时代的终结，人文主义时代在人类通过宗教和教育而文明化之后的死亡，并视现代基因技术为人性之“自我驯服”（Selbstzähmung）的工具。——译注

(2) 君特·安德斯，德国作家，生于1902年，卒于1992年。早年跟随恩斯特·卡西尔、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研习哲学，自1950年起移居维也纳。著有反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小说《莫鲁斯的下墓穴》（Die molussische Katakombe）（1992年）以及批判文化和技术的论著《人类的旧仪》（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两卷本，1956年及1980年），反核武器及反越战运动的活跃分子。——译注

(3) 英格伯格·巴赫曼，奥地利女作家，生于1926年，卒于1973年，战后德国重要的文学组织“四七社”成员之一，代表作有抒情诗《延宕的时间》（Die gestundete Zeit）（1953年）、《巨熊的召唤》（Anrufung des Gröβen Bären）（1956年）以及围绕现实世界生存威胁的散文作品。——译注

(4) 波托·施特劳斯，德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生于1944年。代表作有《忧郁症患者》（Die Hypochonder）（1972年）、《重逢三部曲》（Trilogie des Wiedersehens）（1976年）、《拜访者》（Besucher）（1988年）、《伊塔卡》（Ithaka）（1996年）。——译注

(5) 彼得·汉克，奥地利当代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生于1942年。早期的戏剧作品《公共侮辱》（Publikumsbeschimpfung）（1966年）、《卡斯帕尔》（Kaspar）（1967年）以及哑剧《被监护人将成为监护人》（Das Mündel will Vormund sein）（1969年）奠定了他的文学声誉，其主题多关于语言，1969年出版的文集以《内在世界的外在世界的内在世界》（Die Innenwelt der Auβenwelt der Innenwelt）为题，尤其表现了他的兴趣所在。后来的代表作还有短篇小说《守门员的畏惧》（Die Angst des Tormanns beim Elfmeter）（1970年）、《缓慢的还乡》（Langsame Heimkehr）（1979年）、《童年史》（Kindergeschichte）（1981年）。彼得·汉克特别关注通过描写艺术家的生存经验来反映普遍的生存结构，1994年出版了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无人海域之年——一篇新时代的传说》（Mein Jahr in der Niemandsbucht. Ein Märchen aus den neuen Zeiten）。以上作家资料均据《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2002》（Brockhaus Enzyklopädie 2002）电子版——译注

(6)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图宾根，1990年，第363页。（可参见中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译注）

(7) 参见德里达：《论文字学》（Grammatologie），美茵法兰克福，1974年，第16页及下页。（可参见中译本，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译注）

(8) 彼得·施罗特奇克：《未被拯救——探寻海德格尔》（Nicht gerettet. Versuche nach Heidegger），美茵法兰克福，2001年，第8页及下页。

(9) 列维纳斯：《敬意与不满》（Bewunderung und Enttäuschung），Günther Neske及Emil Kettering编《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前揭，第163页以下。

(10) 原文为Relata，是Relatum的复数，此处标出单数原形。Relatum源于拉丁文relatum，relatum为动词refero的过去分词，表示与……相关，演化为德文后表示构成某种关系的两个部分。——译注

(11) 汉娜·阿伦特：《极权统治的要素与起源：帝国主义、反犹主义、极权主义》，第913页。

(12) 阿伦特：《Vita activa或论积极生活》（Vita activa oder Vom tätigen Leben），斯图加特，1960年，第244页以下。

(13) 卡尔纳普：《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形而上学》（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见Michael Murray编，《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耶鲁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26页以下，第27页以下，第32页，第33页。

(14) 阿多诺：《本真性的行话》（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美茵法兰克福，1964年，第9页，第44页以下，第65页，第132页。

(15) 君特·安德斯：《关于海德格尔》（Über Heidegger），G. Oberschlick编，慕尼黑，2001年，第61页以下，第278页以下。

(16) 波托·施特劳斯：《对第二世界的反抗——对一种在场性美学的评注》（Der Aufstand gegen die sekundäre Welt. Bemerkungen zu einer Ästhetik der Anwesen-heit），慕尼黑及维也纳，1999年，第66页。

(17) 彼得·汉克：《而我仅依存于居间之处——与赫尔伯特·贾佩尔的一次对话》（Aber ich lebe nur von den Zwischenräumen. Ein Gespräch geführt von Herbert Gamper），苏黎世，1987年，第206页。

(18) 彼得·汉克：《梦想家告别第九大陆——一种已然逝去的现实：回忆斯洛文尼亚》（Abschied des Träumers vom Neunten Land. Eine Wirklichkeit, die vergangen ist: Erinnerungen an Slowenien），美茵法兰克福，1991年，第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