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下令保障宋庆龄安全，“四人帮”阴险施用“清君侧”毒计

周恩来下令保障宋庆龄安全，“四人帮”阴险施用“清君侧”毒计

在“四害起、栋梁摧”的年代，多少开国元勋、革命功臣、国家栋梁被“四人帮”摧残迫害。与共产党肝胆相照，休戚与共，风雨同舟数十年，在危急关头，困难时刻给共产党以巨大援助，对中国命作出独特贡献的宋庆龄，同样逃不掉被迫害的命运。她被“四人帮”看成“剥削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太太”，“ 与黑线有联系”的人，当然属于他们“横扫之列”。由于宋庆龄是周恩来提出的“保护名单”中的第一名，这个名单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为了保护宋庆龄的人身安全，周恩来建议宋庆龄搬到中南海居住，她婉言谢绝了周恩来这份好意。周恩来又特别指示，要求对宋庆龄的寓所加强警卫，除了由部队担任执勤任务以外，还要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密切配合，确保宋庆龄免受冲击。当时北京后海北沿宋庆龄寓所周围日夜布置了秘密的武装警卫，昼夜保护宋庆龄的人身安全。为了保护宋庆龄，周恩来还建议她不要随便离开北京去上海，要她主要在北京居住，因为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黑窝点。这使“四人帮”妄图直接冲击宋庆龄的阴谋，难以得逞。

但心毒手狠、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却采用毒辣的“清君侧”办法，迫害宋庆龄亲信的人，摧毁她在上海创办的事业，摧残和折磨她的精神。(www.guayunfan.com)

在“四人帮”迫害宋庆龄亲信的人当中，金仲华被迫害致死，算得上是其中最突出的事件。

金仲华（1907——1968），浙江桐乡人。1927年毕业于之江大学文科，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上海从事编辑出版等文化工作，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编辑、《世界知识》半月刊总编辑。1935年参加文化界救国会时与当时发起创办全救会的宋庆龄相识。抗战初期在上海、武汉与邹韬奋合编《抗战》、《全民抗战》。1938年夏，他历经艰辛，辗转到达香港，经廖承志的推荐接受华侨实业家胡文虎的邀请，出任香港《星岛日报》总编辑；同时，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了她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担任执行委员。

“皖南事变”后，宋庆龄与何香凝上书蒋介石、国民党中央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国民党为了掩盖“皖南事变”真相，向香港各报施加压力，不许刊登这篇宣言，金仲华力争在《星岛日报》上发表未果。后来他以大无畏的勇气，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周恩来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手迹制成锌板，在《星岛日报》刊出，并刊登了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文章，使海内外读者了解了“皖南事变”真相。为此国民党不断向胡文虎施加压力，使金仲华被迫辞去《星岛日报》总编辑职务。

鉴于“皖南事变”后，香港不少进步报刊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被迫停刊，周恩来指示香港中共党组织创办一份统战性质的报纸，由廖承志负责筹备。为了解决经费困难的问题，宋庆龄同意由“保盟”拨款资助，请“保盟”执委金仲华、邹韬奋、邓文钊及夏衍、范长江等负责创办，定名为《华商报》。

1941年4月8日，宋庆龄为《华商报》创刊题词：“为坚定抗战作有力之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现民主作正义之呼声，为人民幸福作公正之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金仲华等在办报过程中极力弘扬这一题词精神，把《华商报》办得有声有色，使《华商报》成为中共领导下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一致抗日的坚强的舆论阵地，并有效地配合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同时，金仲华还与邹韬奋承担了宋庆龄决定出版的《保盟通讯》中文版的编辑、撰稿工作。金仲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细致灵活的作风，坚定而善于应变的活动能力，以及他为“保盟”工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得到了宋庆龄的高度评价和赞赏。宋庆龄赞誉他为“保盟”的工作“呕心沥血，他在那时及其以后，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争取到同情和支持，其中包括许多外国朋友的资助。他精通英语。他的热忱、乐观以及充分的说服力都能用英语表达出来”。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金仲华先后从重庆返抵上海，宋庆龄在上海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后继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向国际争取大批医药器械和物资支援解放区军民。金仲华又积极承担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大量工作。周恩来当时就非常关心在环境极其险恶的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金仲华，曾写信勉励他，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并称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新中国建立后，金仲华作为优秀的、经得起考验的进步知识分子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宋庆龄在解放后把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金仲华除了参加政府工作以外，还继续担任中国福利会的领导工作，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宋庆龄亲手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的第一任社长。这份以中文和多种外文出版，为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作出杰出贡献的刊物，曾得到毛主席的称赞。可以说金仲华对宋庆龄所创办的各种事业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在宋庆龄从事的世界和平运动中，金仲华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金仲华才思敏捷，才华横溢，曾以多种笔名发表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他不但中文根底深厚，还精通英语。宋庆龄也精通英语，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她的中文基础相对说来就差一些，她撰写文稿多采用英文，再请人译成中文。对译者要求很高：既要深刻理解宋庆龄的原意，又要译出具有宋庆龄特有风格，行文流畅的中文。金仲华正是能担当此重任的理想人才，宋庆龄常常请金仲华为她翻译或修饰文章，现在留传下来的不少重要文章，原来都是宋庆龄用英文写成文稿，经金仲华之手译成中文的。

由于金仲华长期辅助宋庆龄工作，成为她的得力助手，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常常有共同语言，因此成为孙夫人的知心朋友和非常亲信的人。宋庆龄不少重要活动常常由金仲华陪同，如1945年8月由毛泽东、周恩来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宋庆龄曾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及后来她在寓所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由金仲华陪同的。

正如宋庆龄在《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中所说的：“他是我一直非常尊敬的人。在过去的爱国和进步的事业中，他不遗余力的帮助了我和我的同志们。”中共中央也认为金仲华是最可靠的人，而且是宋庆龄最信任的人。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合致电宋庆龄，邀请她北上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新中国建设大计，电文提到：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中央还发给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一份指示电，指出：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这是最有力的佐证。

正是这样一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为世界进步事业做了许多好事的金仲华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四人帮”加上所谓“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三反分子”、“不学无术的假专家”、“反动学术权威”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残酷迫害。正像宋庆龄所指出的：“他一生所做的好事都被歪曲、颠倒，成了败坏他的名誉的‘罪证’。他的所有同志都知道，几十年来，他一直确认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毛主席的领导是分不开的。(www.guayunfan.com)

但是，他却被指控‘反对毛主席’。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立世界人民的友谊，他曾和许多外国朋友接触过、一起工作过，就因为这，他被诬为‘外国间谍’。他与周总理在各个时期的交往，也成了那些‘审讯人员’辱骂他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想打倒周总理。在迫害金仲华的过程中，江青的恶意中伤起了直接作用。她的每一句话都被那些爪牙们奉为圣旨。张春桥也施展了阴险毒辣的伎俩。

1967年底至1968年初，江青发起所谓清队运动后，对金仲华的迫害更到了疯狂的程度。宋庆龄从北京到上海曾一再提出要见一见金仲华，“四人帮”及其爪牙却置之不理。

1968年初，造反派对金仲华家实行突击抄家，不顾金仲华多次严重抗议，强行抄走了金仲华珍藏的信函好几十封，内有宋庆龄给金仲华的原信80多封。“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专门整理出一份“金仲华给宋庆龄信件往来情况”递交中央文革小组，妄图进一步诬陷宋庆龄。正是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残酷迫害下，金仲华忍无可忍，于1968年4月3日凌晨被迫悬梁自尽，以死相抗，年仅61岁。

金仲华被害致死后，心狠手毒的“四人帮”还不放过他，竟然以畏罪自杀为由，成立专案组对他进行审查，他的遗体被以“无主”名义登记火化。“四人帮”及其爪牙非常重视从金仲华家中抄出的宋庆龄信件。金仲华被迫自杀后，“四人帮”还要对他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而且金仲华专案组还把“金仲华与宋庆龄关系密切”作为立案审查金仲华的主要问题之一，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通讯（信）特别多”，“死前（还）与宋通信。”由此不难看出“四人帮”审查金仲华的用意，就是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宋庆龄，以达到他们迫害宋庆龄的目的。

由于有周恩来的大力保护，他们直接迫害宋庆龄的目的始终没有得逞，他们就去摧残、肢解宋庆龄在上海创办的各种事业，迫害这些机构的负责人。

宋庆龄酷爱儿童，她把儿童看成“世界之宝”、“人类的花朵”、“革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她像春天一样给予亿万儿童以阳光和温暖，她提出要“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她的一生与儿童事业不可分割。宋庆龄在上海创办的儿童事业成为“四人帮”迫害的重点。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是由宋庆龄创办，并在她的亲自关怀、扶植下健全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以为少年儿童服务为宗旨的专业戏剧团体，它的前身是1947年4月在宋庆龄亲自关怀下创办的儿童剧团。当时旧上海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宋庆龄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儿童的精神生活极为关切，她认为通过戏剧去培养下一代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象力，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在她的具体筹划下，中国第一个为儿童服务的专业剧团——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诞生了，1957年4月，也就是儿童剧团创办10周年之际，正式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在宋庆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儿童剧团茁壮成长，演出了一个又一个颇受观众好评的优秀剧目。1952年9月，宋庆龄率领儿童剧团，同乘一列火车到北京给中央首长作汇报演出。在火车上，她对孩子们给以无微不至的关心，问他们是否晕车，夜间亲自给他们盖被子。在车上用完了午餐，工作人员给她端来了一盘紫葡萄。当她刚拿起一颗举到嘴边，就关切地问道：“孩子们有没有水果吃？”工作人员摇摇头，她马上把手中的一颗葡萄放回盘中，嘱咐工作人员把水果送给孩子们。当专列行驶到符离集时，她又叫身边的工作人员下车买来著名的符离集烧鸡，像慈母关心儿女一样，让孩子们尝尝鲜。宋庆龄还叫人给女孩子送来黄绸带，要她们打个蝴蝶结扎在头上，并说，用国旗上的五角星黄色，那是国色，很好看，你们是新中国的儿童嘛！

到了北京，宋庆龄立刻安排儿童剧团到中南海怀仁堂给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作了精彩演出。迫切想看一看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孩子们在帷幕落下以后，冲破纪律的约束，从帷幕后面一下钻出几十个小脑袋，对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纵情欢呼，逗得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哈哈大笑，一边笑着一边使劲地给孩子们鼓掌，鼓着鼓着又转向宋庆龄鼓起掌来，因为这是她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剧团啊！宋庆龄也开心地笑了，笑得那么甜美，那么欢畅。从此儿童剧团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宋庆龄的“掌上明珠”，听到这个称呼，宋庆龄总是抿着嘴笑。宋庆龄喜爱这颗明珠，正是出于对祖国未来一代的热爱。

随着儿童艺术剧院的逐步健全和壮大，创作和演出了许多对少年儿童有深刻教育意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剧目：如《小白兔》、《马兰花》、《小红军》、《地下少先队》、《小足球队》以及《童心》、《宋庆龄与孩子们》、《好伙伴之歌》等等。

儿童艺术剧院在艺术生涯中每向前迈出一步，都得到了宋庆龄的热情鼓励。1964年4月1日，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小足球队》在北京参加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的汇演，荣获文化部颁发的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奖和演出奖，宋庆龄立刻飞函北京祝贺。信中说“《小足球队》所以获得这样的荣誉，主要的是由于能够迅速地表现现实生活……用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同年5月，她在上海观看了话剧《小足球队》的演出，意味深长地送给儿童艺术剧院演员们一束从自己花园里摘采的鲜花。这些争奇斗妍的鲜花是宋庆龄用自己心血浇灌出来的，同样，她倾注全部心血和热情培育儿艺的健康成长。

1979年3月，儿童艺术剧院为参加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再次访问首都演出儿童剧《童心》。当时住在北京的宋庆龄得知这一喜讯后，高兴地说：“我的剧团来了！我一定要去看戏”，“我要去看第一场！”这个剧无情地揭露了“四人帮”带给教育界的浩劫，表明了“人心是不可征服的”这一永恒主题，使宋庆龄深受感动。她和大家坐在一起，全神贯注地观看，一会儿慈祥地欢笑，一会儿又不时地用手绢擦泪。当帷幕缓缓落下时，86岁高龄、步履蹒跚的宋庆龄坚持到台上看望演员，拒绝演员到台下向她献花的安排。她在人们的搀扶下，步上舞台和演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并向演员赠送了一个特大的花篮。3月30日，她为《人民日报》作了《我看童心》一文，说“《童心》塑造了人民教师的形象，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这样的戏，教师看了一定落泪，发生共鸣，要为培养四化的主力军而献身；学生看了，对比今昔，一定发奋学习，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宏伟理想。这是一出好戏。”在全国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扩大了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影响。

宋庆龄生前非常关怀儿童艺术剧院的成长，她一再指示儿童艺术剧院对“缔造未来”不能有丝毫削弱。一再要求剧院领导要写好东西，要创作出有益于孩子们思想品德教育的剧本。要通过剧院的演出使孩子们懂得讲礼貌，不要讲粗话，不要抽烟，不要打架。在她的启示下，剧院以国家教委颁发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背景材料，创作出教育小学生和少年儿童以《规范》为行为准则的儿童剧：《好伙伴之歌》。该剧上演后引起轰动效应，有的孩子在观看了《好伙伴之歌》演出后，写信给剧院说：“你们在台上洒下的颗颗汗珠，将变成一个个路标，指引我们日益忠诚小学生守则，日后当我们成才的时候一定给你们献上一束束鲜花。”剧里批评一些少年儿童不讲卫生、不刷牙，结果长出了蛀牙：“小强牙里两条虫，一条绿的一条红，别笑他痛得哇哇叫，看看你牙里可有洞？”该剧在四川某地演出后，在广大少年儿童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不注意卫生、不刷牙的孩子纷纷到商店购买牙刷、牙膏，一时该地的牙刷、牙膏宣告脱销。儿童艺术剧院演出产生的效果和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这样一颗为宋庆龄所喜爱的明珠，为教育儿童、培养儿童，为儿童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作出巨大贡献的明珠，在“文化大革命”时却遭到了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迫害。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剧院就被砸烂，排好的节目被迫停止演出，排演大厅被糊满了大字报，儿童剧场变成了“革命大批判”的会场，剧院的领导和演员变成了“牛鬼蛇神”。“为儿童服务”被歪曲为“修正主义办院方针”。

该院的领导人和演出的剧目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批判和迫害，剧院原院长（后任名誉院长）任德耀是宋庆龄亲手培养起来的剧院领导，是她亲自选定的剧团团长、剧院院长，他表现的杰出才华和良好的组织能力深得宋庆龄的赞赏，但却遭到“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他创作的《马兰花》演出后获得小观众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后来被拍成电影，教育小朋友懒惰、贪婪和自私只会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善良、勇敢和友谊才能给人们真正的快乐和幸福。这样的好剧目、好电影却被“四人帮”及爪牙扣上什么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等大帽子和种种“莫须有”罪状，把任德耀拉到台上，一边放映《马兰花》，一边对他进行批斗。

“四人帮”还派出工作组进驻剧院，他们秉承江青之流的黑批示策划将儿艺合并到成人剧院去，妄想彻底砸烂从儿童剧院创立第一天起就为儿童、为人民建功立业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这块牌子。

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比愤慨，她当时虽然身处逆境，也不畏强暴，一定要为保护这颗“掌上明珠”，和“四人帮”作坚决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庆龄接受周总理的建议，常住北京，少住上海。当时多半住在北京的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刻赶到了上海，同时她又根据当时具体情况运用了巧妙的斗争艺术与他们斗争。

一天傍晚，以前出出进进尽是跳跳蹦蹦的快乐小观众而今门庭冷落的儿童艺术剧院门前，忽然开过来一辆红旗轿车，从一转过街角，车就放慢了速度，到了剧院门口，车嘎然停下，会是谁呢？看见这辆高级轿车的人都在寻思猜想。

汽车窗帘撩起了一角，露出了一张熟悉的脸，刚好站在门口的剧院职工曹树生首先看到了这情景，立刻转身跑回剧院大喊：“宋妈妈来了！”不少人跟着跑出来，但，汽车向前疾驶而去了。

“宋主席来过剧院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剧院的每个角落，冷落了多时的儿童艺术剧院突然涌起了一股暖流，人们似乎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宋庆龄以特有的方式发出无声的抗议，表明了自己的鲜明态度：儿艺绝不允许砸烂！在儿艺处于艰难的时刻，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鼓舞力量：宋妈妈还在关心着儿艺，支持着儿艺。这种巧妙的斗争，果然灵验，宋庆龄在剧院门口几秒钟的停留，产生了无比的威力，几天后，工作组悄悄撤走了，也再听不到肢解儿艺、彻底砸烂儿艺的疯狂叫嚣了。这个曾被宋庆龄亲切地称之为“我的剧团”的儿艺终于逃脱了被砸烂的厄运，获得了新生。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是遵循宋庆龄提出的让儿童“获得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把生命的旗帜交给儿童们，由他们高高举起”的精神，在上海由她亲手创办的另一个重要的为少年儿童服务的机构，是上海地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活动中心，根据当代儿童特点，结合兴趣教学，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和基本素质的培养。设立了100多个科技、艺术兴趣培训小组、爱好者俱乐部和群众性文化活动项目，开办以后深受少年儿童的欢迎。

少年宫建筑宏伟，装饰高雅，厅堂里悬挂着一盏盏华丽晶亮的水晶灯，与铺设地下、镶嵌墙上色彩斑斓的大理石交相辉映，整个大厅显得晶莹剔透，金碧辉煌，被称为“大理石宫”。在占地1．5万平方米的主楼前有一片开阔的绿茵茵的草坪，四周绿树环绕，像一堵堵碧玉屏风。少年宫为少年儿童开展的多种很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和它那优美典雅的环境，称得上是宋庆龄喜爱的另一颗“明珠”，每有外宾来上海拜访她，参观少年宫常是宋庆龄亲自安排的重要项目。

在宋庆龄亲自关怀和她提出的正确宗旨指引下，中福会少年宫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人们发自内心地、亲切称呼中福会少年宫是“智慧的启蒙地”，“事业的起跑点”，宋庆龄伟大精神营造的“金色的窝”。正像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鲁兵在一首诗里赞颂的那样：

金色的窝里

飞出

一群一群

银色的鸟，

飞向

草原，

雪山，

海岛……

啊，金色的窝

——母亲的怀抱！

这一字一句凝聚着对宋庆龄创办的少年宫的深厚情感，饱含着对少年宫培养出代代英才的由衷感激之情。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一座为培养少年儿童成才作出杰出贡献、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殿堂，却被“四人帮”视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他们诬蔑中福会少年宫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样板。深受宋庆龄器重，为创建少年宫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主任陈维博，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被关押。“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声称“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让原有的少年宫的党员干部统统靠边站。少年宫主楼被造反派占领，少年宫的正常业务被迫停顿，少年宫所组织的活动都被扣上种种罪名。如少年宫排练的儿童舞剧《群雁高飞》，本是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的好剧目，1973年在参加上海市群众文艺会演时，遭到了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的批评，使该剧被迫停演。1974年春，少年宫两名小服务队员给少年宫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少年宫的修正主义流毒没有彻底肃清”，造反派如获至宝，他们控制的《红小兵报》立刻为此写了题为《少年宫这样下去怎么行》的情况反映，上报上海市革委会。张春桥等都亲自作了黑批示，诬蔑少年宫是所谓的修正主义黑样板，接着《红小兵报》以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为题，在报上开展了“少年宫的办宫方向”的大讨论，把少年宫打成上海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黑典型。仅仅由少年宫的两名红小兵写的一封公开信，一张大字报就引发起如此轩然大波，竟然要“四人帮”在上海市的最高领导人亲自作黑批示，“上纲上线”，他们的用心何在，矛头指向谁不是昭然若揭吗？！

“四人帮”虽然想把斗争矛头指向宋庆龄，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却动不了她一根毫毛。“四人帮”对周恩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周恩来大力保护宋庆龄，更使“四人帮”不满，但又奈何不得，只好把恶气发泄到宋庆龄在上海创办的事业及其负责人头上，给他们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或批斗、或撤职。中福会少年宫最终没有逃脱被“肢解”的命运，1974年4月，“四人帮”直接控制下的上海市革委会批示：把中福会少年宫划给上海市团委领导，对外不再称中福会少年宫，改称上海市少年宫。

此外，宋庆龄所创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时代杂志社等都受到“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迫害和摧残。如儿童时代社所出版的《儿童时代》，宋庆龄曾为这个刊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它写了“发刊词”、“复刊词”和好多篇精辟的文章，她曾亲昵地称呼《儿童时代》是“小红花”，宋庆龄则被称为“护花天使”。很多名流学者、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被邀请到这块小红花园地耕耘撒种。从1958年以来，先后为《儿童时代》作过题词或写过文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有朱德、董必武、郭沫若、叶剑英、康克清、张爱萍等。

宋庆龄是爱的化身，《儿童时代》正是把宋庆龄的爱心洒给少年儿童、洒向人间的天使。宋庆龄在病榻上为《儿童时代》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愿小树苗健康成长》，用诗歌般的语言深切地表达了她对儿童那像水晶一样真挚的爱心和充满爱的叮咛：

“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

愿你们和小树苗一起成长，成长得挺拔、旺盛，经得起任何暴风雨和病虫害的考验，成长为栋梁之材。”

正因为宋庆龄为这本刊物浇灌了她真挚的爱心，编辑们又忠实地贯彻宋庆龄的办刊宗旨，使这份以图文精美、内容新颖、形式活泼见长的刊物，成为全国广大少年儿童非常喜爱的刊物，发行量不断上升，最高曾达到120万份，常常新的一期出来很快被抢购一空，有时要“走后门”才能买得到，为了及时供应市场不得不到千里迢迢之外的地方印刷。该杂志的累计发行数量可用亿来计算，正像著名诗人袁鹰在《儿童时代》创刊40周年时写的一首颂诗中所说的：

《儿童时代》的亿万读者，不论他现在是儿童，是少年，是青年，是中年，还是老年，都不会忘记，我们的《儿童时代》，如同他不会忘记，少先队的欢乐，园丁的灌溉。

正是这样一份在宋庆龄用爱心浇灌下茁壮成长，向广大少年儿童传播爱心，指引他们走向人生正确道路“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境地”的刊物，却被“四人帮”以宣扬修正主义的罪名被迫停刊，多少从《儿童时代》吸取过知识的琼浆乳汁的广大读者感到多么痛惜。当年的热心读者，一位汽车司机，在开车经过杂志社门前时，总要故意把车开得慢一点，将惋惜和期盼的目光投向杂志社门口依然挂着的牌子。宋庆龄后来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悲怆地记叙了当时的感喟：“《儿童时代》杂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福会下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艺术剧院和其他单位的报告……”这几句话充分反映了她在上海创办的各种事业被“四人帮”摧残后的痛楚心情。

“四人帮”由于无法直接迫害宋庆龄，采取“清君侧”的恶毒手法，迫害她亲信的人，肢解她创办的各种事业，摧残折磨她的精神，充分暴露出他们为了打击、迫害新中国的领导人，采用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毒辣手段，使我们更看清了“四人帮”蛇蝎之心，豺狼本性，恶贯满盈的狰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