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士陶渊明_“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

逸士陶渊明_“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_中国士人的故事

逸士，节行高逸之士，隐逸者。“先大夫宣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后汉书·逸民传》）“商岭老人自追逐，蓬丘逸士相逢迎。”（唐·白居易）“若坐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红楼梦》）

孔子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做一个“隐士”，一般要有三个条件：首先是“士”，士志于道，有强烈的安邦济世之心和社会责任感，不是士就无所谓隐士；其次是才能、学问、道德非常突出，德才一般者不能称其为隐士；第三是有官可做而不去做官，意不在仕途，也不作此努力。身隐不叫隐，心隐是真隐。隐是相对于主流社会的，隐士与主流价值有天然的冲突，与当朝统治者有分明而难以调和的矛盾。由此，在精神上，隐士是一个愤然离世却不弃世的形象。在实践上，隐士分几种。一是真隐全隐，从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其三是半官半隐，身在官位不问政事，从心到情逃逸职事外，实际过着隐居生活。其四是忽官忽隐，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其五是假隐，虽不做官，但好与官家打交道。其六是名隐实官，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过问。其七是以隐求高官，走“终南捷径”，[2]目的是以致高位。其八是不得已而隐退，实际上从不离政治。最终，真正的隐士并不周旋于官，而是取决于道。[3]

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4]

陶渊明与道并行，走的是先官后隐的路。陶渊明生活的晋代，亦处于朝代更易的时期，与孔融于汉末，亦与嵇康于魏末略同；不同的是，他与剧变中的朝政没有什么特别的牵连。虽然祖上曾为朝臣，到了他只是朝门外远远孤立的一介下僚，激昂慷慨并不外现。陶渊明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也比孔融平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动辄两三个朝代了，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5]即便“猛志固常在”，[6]但置身在一个动辄改朝易代的时代，陶渊明自号五柳居士，这就决定了看似平和的性情。在一个动荡的世代，退而自保，洁身自好，做一个“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也不奇怪。

陶渊明（365～427），字符亮，晚年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东晋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一个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到了陶渊明，八岁丧父，家道中落。他后来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说：(www.guayunfan.com)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7]

不因困窘而做官，这是陶渊明年轻时树立的操守。然而，古代士不做官枉为士，何况要解衣食之忧，更有实现“脱然有怀”的儒家心志。说起来，古代士人的出路太狭窄，要么做官要么处隐，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在“亲故多劝”下，陶渊明“投耒去学仕”。[8]二十九岁任江州祭酒，三十五岁任桓玄的僚佐，四十岁任刘裕的参事，四十一岁任刘敬宣的参事，四十二岁任澎泽令，一生五次出仕，任职时间累计却不过四五年，每次时间都很短。这说明两点：一是鹏鸟择木而栖，仕宦非得其畅所。后来他说“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9]二是出仕时时以归隐相伴，反而与“处”相欢无比。三十六岁时，因母孟氏卒，辞官守孝。三年隐居生活，心情愉快，“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停职还乡写了不少好诗，如：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10]

陶渊明离职回家，外儒而内道，由得其所，便怡然自乐。乡间情状轻松真诚，脾性冲和，不喜不惧，一种冲淡自然、平和闲远的亲近在其中。《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等代表诗篇，都写于此辞官三年守孝之时。对比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无趣官场，陶渊明更感到乡间之纯和，为后来下决心彻底逃离埋下伏笔。

陶渊明四十一岁解甲归田，却由于生活窘迫，又出任彭泽县令。任职仅八十余天，毅然辞去彭泽令，这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晋书》记载：

（时值）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11]

这简直是与全体社会做决裂！在众人眼里，凡士总要拼命地追求入仕。入仕太重要了，除了衣食，做官还是才德的证明。朝廷号称以才德取士，入仕者被认为是才华卓越，未入仕或仕途不畅者被认为是才华和品德都低下，不符合标准。这样，士不做官就不是一个正常人，无官是一种耻辱。很多怀才不遇的士由此被蔑视，会遭遇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反之，陶渊明有仕不做，拂袖而去。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看重的是邻居的眼，与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看重的是上帝的眼不同，中国文化看重的是世俗性他人的眼。[12]陶渊明这样做，简直是与全体社会宣告决裂，是“不知耻”的表现。然而辞彭泽令不久，陶渊明挥毫呵成《归去来兮辞》，以逍遥之姿来回应他人的眼，愉快心境溢满诗行字间：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13]

陶渊明能够发出这样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表明背后实有强大的精神资源。学者陈寅恪说陶渊明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与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不同，陶渊明“新自然说”不似积极抵抗政治、不似养生（“养此有形之生命”），也不似“别学神仙”，而是“颖脱不群，任真自得”，[14]摆脱儒释道诸“物质之滞累”，更加冲淡致神，抵达了“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的新自然主义境界。[15]所以，陶渊明说话做事、写诗做人，就更加轻松自然、平和恬淡。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结论道：

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16]

强大的思想产生真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恬真生活下，是其“大思想”做世界的基石。首先是“大思想家”才有“五柳居士”，才有“田园诗人”。此前，他不得不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此后，当完成了思想精神上“旧义革新”蜕变，“孤明先发”，隐居的决心了然坚定。一般人们只是眼见其“躬耕自资”，自得其乐的情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的乐事，“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的实况，殊不知这一切表达源于他强大的思想。陶渊明的隐逸有自己的那个根，他找到了做“大人先生”的自己那个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17]由此，陶渊明便形成了自己的在世生活。

在后期，陶渊明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他一一拒绝。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刘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18]晚年，陶渊明生活愈来愈贫困，“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19]但他“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时耕耘，闲时赋诗。陶渊明“结庐在人境”，[20]把“新自然说”下的田园理想搭建在日常生活中，实在是难能可贵，超越了魏晋的矫情，将高雅与凡俗集于一身，为后世士人建构了新的人格和风范。

儒士的位所越来越独立，或者说与君王关系重新确立，是从陶渊明开始。宋文帝元嘉元年（424），江州刺史檀道济到访，陶渊明又病又饿已多日。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21]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说来者客气了，建功立业不是陶某的人生志向。檀道济馈以粱肉，陶渊明拂而去之。陶渊明此举不同于以往士人的曲折表现，重构了权力关系。战国游士以逐利处世，汉代议士以名德处世，魏晋名士以玄言处世，而陶渊明以田园处世。他彻底以读书人身份隐逸乡间，耕读为乐，精神意志上非但与王权比肩，根本就是不入我法眼，另开出一片新天地。正如今人余英时所言：

士在中国史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士的传统既是一活物，在一个接一个的内部“断裂”中更新自身。[22]

自古以来，士人与王权关系有一个从依附到独立的过程。此后，士人推行道义，是从唐儒“致君尧舜上”，到宋儒“得君行道”，再到明儒民间讲学、“移风易俗”，最后清儒“实事求是”、开拓文化新空间，这么一路走下来。陶渊明在这个变化起始阶段，给士人文化奠定了新的精神资源，为新人格埋下了伏笔。他从隐逸开始与权贵对峙，规避权贵，所借用的思想资源是魏晋玄学。如孔融的母子关系新论，背后其实是新的君臣关系，或者说是儒士与君王关系重新确立，是对等关系而非依附关系。由此发展出了后来的儒士要做帝王师，要用道统、学统来与王权对峙。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宋代，苏轼能够在笑傲中三次流放，“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23]淡泊阔达。这也是苏东坡发掘湮没数百年前的陶渊明，与之产生共鸣的缘故。

“魏晋风度”绵延至晋宋，陶渊明承传了这批名士的文化遗传密码，集合“猛志逸四海”[24]和“性本爱丘山”[25]两种志趣于一身，儒道互补，在平淡生活中艺术化人生，在田园诗文中提升“自然”至美学至境，在士人文化人格的自由构建中，超越了“魏晋清谈”的矫情内涵，进入到“隐逸文化”的新境界，扎根在董道直行、不卑不亢的儒学土壤里。儒士的位所，与帝王比肩，越来越高，越来越独立，是从陶渊明开始。[26]

陶渊明死于元嘉二十六年（427），时年六十三岁。死前曾留下《自祭文》，要求死后轻哀薄，“不封不树”。但一千多年来，在他隐居的庐山修建的渊明墓和陶祠，虽屡毁更屡兴，每一朝代都不曾废弃。事实上，如果不是苏轼的发掘，陶渊明很可能湮灭。在唐人写的《晋书》中，陶渊明传在七十个列传中排在第六十四列；而在六十四列（隐逸）中他又是三十八位隐士中的最后一个。

如果只有陶渊明的仕隐人生，而无陶诗，不可能会有今天的陶渊明。陶渊明的田园诗成就最突出，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重大创举，其诗恬静、真诚、简约，通过田园景物和田园生活，陶渊明的精神立于其上。例如，陶渊明的《饮酒》诗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27]

日常生活中的松、菊、孤云和飞鸟这些景物，一经其笔触（思想精神）的点化，便逸出自赏、志节和品格意象，成为诗人归隐姿态的象征。陶渊明宅身于陶诗中，陶诗在陶渊明在。进入陶诗方进入陶渊明的家，这就是西人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28]品读陶诗，陶渊明便从中走出来，从田园、菊花、酒和桃花源中指引出真实、呈现自我，“作为某种被纯粹说出的东西存在”。

陶渊明之后的中国古代士人，在仕途上失意了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也纷纷走这条路；或者借菊花与酒安慰自己，或者借孤云与飞鸟托付自己的心灵。人们通过观照菊花与酒，感受到陶渊明的温度，直观到其高地人格和大雅风范，直见儒道互补之生命力：真美。春秋时代，是思想的时代，造就了老子和孔子这对峙的理性两极；而世说新语时代，是审美的时代，孕育了嵇康和陶渊明这殊美的人格两极。“一个民族，仅有伟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伟大的人格来支撑。”[29]

中国士人文化人格，至此在两个俊人逸士身上如冷秋满月一般成凄美圆融之型。说其凄美地圆融，是因为嵇康圆满于刀俎，渊明圆满于贫毙。

注释

[1] （春秋）孔子：《论语·泰伯第八》，中华书局，2006

[2] 原话是“（卢）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　列传第四十八·李萧卢韦赵和》，中华书局，1975

[3] 陈传席：《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书屋》，2001年第6期目录

[4]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　后周纪二·臣光曰》，中华书局，2009

[5]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四　拟古九首》，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7]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五　归去来兮辞并序》，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8]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三　饮酒二十首》，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9]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七　疏祭文·祭从弟敬远文》，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10]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一　时运并序》，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11]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四　列传第六十四·隐逸》，中华书局，1996

[12] 陈希我：《“笔部队”是日本作家集体的耻辱》，腾讯网，http://cul.qq.com/a/20150401/053521.htm

[13]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五　归去来兮辞并序》，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14] （南朝梁）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2004

[15] 参见楼宇烈：《袁宏与东晋玄学》，《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6] 引自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7] （南朝梁）萧统：《陶渊明集序》，载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

[18]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三　述酒》，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19]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四　咏贫士七首》，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20]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三　饮酒二十首》，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21]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五　归去来兮辞并序》，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2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3]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二十九　古诗一百十六首·惠州一绝》，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24]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四　杂诗二首·忆我少壮时》，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25]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一　归田园居五首·少无适俗韵》，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26] 何立明：《陶渊明与魏晋风度》，载《大学人文语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7] （东晋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三　饮酒二十首·结庐在人境》，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

[28]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语言的本质》，商务印书馆，孙周兴译，2004

[29] 李冬君：《有一种人格叫老农——重读陶渊明》，《经济观察报》，201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