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外债债信逐渐恢复。国民政府采取内外资(债)结合的办法，借入了大量的外债投向铁路建设和电信、公路建设。1935-1937年，中国社会经济出现了良好的势头，这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做了准备。抗战爆发后，数额巨大的外债，全部投入抗日战争，这对中国最后争取到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填补了部分的财政亏短额，缓解了财政危机。抗日战争时期借用了近20亿美元的外债与外援，对抗战时期购买战备物资，稳定金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苏联的借款，主要是购买当时急需的军火物资。美国的贷款，对稳定金融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美国是中国抗战后期外债与外援的主要来源。特别是1942年3月的中美第五次借款，借款总额为5亿美元，作为美国对中国的财政援助，用于加强金融货币制、资助生产、稳定经济、改良交通等等，以增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力量。

外债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又动用部分外债作为担保发行内债，筹借到更多的资金，用于持久的抗日战争。1942年5月1日，由美国贷款5亿元拨出部分作担保，发行了“民国三十一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发行定额美金1亿元，年息4厘，用于平衡预算，吸收游资。同年7月1日，由英国贷款5000万镑内拨出部分作担保，发行了“民国三十一年同盟胜利公债”法币10亿元，年息6厘，用于平衡预算，吸收游资。国民政府还以同样的目的与方法，发行了“民国三十二年同盟胜利公债”法币30亿元，年息6厘和“民国三十三年同盟胜利公债”法币50亿元，年息6厘。这样，用举借的外债作担保来发行内债，筹措到更多的经费，缓解了极度的财政困难。

抗战时期债务支出呈下降趋势。1938年9月起，停止了用盐税担保的外债本息。1939年1月，又停止了以关税为担保的外债本息，使得战时外债的负担有所减轻。同时，对一些政治性借款也部分或全部推迟或免除了偿还责任。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庚子赔款被最后取消，大大缓解了抗战时期的财政压力。

第二，补给了战备物资，增强抗日的军事装备。中国与苏联的三次易货借款，是中国抗战开始后最早获得的大笔外债援助。这几笔借款及所购战备物资经西北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对抗战初期独立坚持抗日战争的中国来说，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又如，1944年5月，中英在伦敦签订的“中英财政援助协约”的5000万英镑借款额中拨出一部分来支付中国远征军费用。1941年3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向印度航空公司订购飞机50架，其中2/3的价款如手续费共计29.8万美元为英国汇丰银行的借款。向美国举借的外债，极大部分也是用来购买军用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坚持抗战所必须的武器装备问题。

第三，借款筑路，坚持以西南、西北为持久抗战基地。抗战时期的实业外债主要是借款筑路。湘桂铁路是抗战爆发后新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它东起衡阳，经桂林、柳州、镇南关与越南境内铁路相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条铁路的经费是向法国银行团举借的外债。1938年4月22日，中法“湘桂铁路南镇借款”签订，1939年3月31日又订立了附约增加借款额，先后总计18000万法币、14.4万英镑。国民政府以盐金、铁路财产及其收益等为担保，年息7厘。湘桂铁路虽未完成全部计划，但已建成的600多公里铁路在军用民用方面起了极大作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贵阳在大后方的地位日益重要。1939年9月开始利用湘黔铁路(1936年11月28日，中国向德商粤脱华尔夫公司举借的3000万法币的湘黔铁路购料款所建)拆下的物料修筑黔桂铁路。抗战爆发后，修建了滇缅公路，成为大后方重要的国际运输线。但公路运量有限，同时，东南沿海至越南海口的通道被日军封锁，建设滇缅铁路非常必要。1940年英国宣布与缅甸、中国一道修建滇缅铁路。1941年5月，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借给中国滇缅铁路材料款1500万美元。由于战局的变化，滇缅铁路只完成了部分路基工程。

战时新建铁路主要集中在西南，为大后方坚持长期抗战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些铁路修建在遍布崇山峻岭、经济落后、条件艰苦的西南地区，也对后来这些地区的经验发展和祖国边境的开发和稳定具有深远的意义。

外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它是一把双刃剑，本质上具有两重性。外债不仅在经济方面具有双重作用，它还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中发挥重要作用。外债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影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战胜法西斯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