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山西城镇人口规模的地区差异

三、民国时期山西城镇人口规模的地区差异

民国时期，在山西的不同地区，城镇的人口规模不尽相同。下面，我们按地区来对山西城镇的人口状况进行了解。

1.晋北地区

民国时期，大同是晋北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在1935年大同的城市人口达到5万左右。民国时期，大同之所以能成为晋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主要得益于几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首先，就政治地位来说，大同是民国时期晋北地区最大的政治、军事中心。民国时期，大同不仅是晋北地区行政级别最高的雁门道驻地，同时还是这一地区军事级别最高的晋北镇守使驻地。行政地位和军事地位较高，使大同对周围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作用，这是大同成为晋北地区最大城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其次，大同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具有发展现代工业的良好条件。民国时期，特别是1929年以后，山西省政府持续加大对大同煤矿的开发力度，使大同在矿业城镇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和阳泉同时成为当时山西两个最大的煤矿城市。最后，大同是晋北地区交通最发达，商业最繁华的城市。从民国初期开始，大同不仅有平绥铁路相连接，而且还有平绥铁路、太风公路以及北同蒲铁路都在大同交汇。就交通地位而言，大同在全省中的交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太原还要重要。

和大同人口较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晋北地区其他地方因为经济落后，城镇人口相对较少。以忻县为例，解放初，全城居民2万余人⁽⁶⁶⁾。连抗日战前大同人口的一半都不到。忻县是清代忻州直隶州驻地，土地相对肥沃，是晋北地区人口较多的城市。如果忻县的人口只有2万余人的话，其他城市的人口肯定会远远少于此数。当然，晋北地区其他城市人口较少，除了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外，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晋北地区的其他城市频频遭到战争的打击。在民国时期，晋北地区是山西遭受战争最多的地区。战争的爆发一方面使中小城市的人口大量逃亡，另一方面使大同成为大量难民集聚的城市。以清末民初为例，“清宣统三年至民国二年，清王朝从即将崩溃到崩溃，全国政局混乱，大同亦不例外。这时，在市内四牌楼西，路北俗称‘圪洞’的一地段，住着许多因灾荒兵祸逃难来的四乡难民及各县难民”⁽⁶⁷⁾。所以民国时期晋北地区大同人口较多，其他城市人口相对较少，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战争频繁爆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晋北地区城市人口的这种状况，造成了晋北地区的城镇人口规模分布呈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大同的人口较多，是山西人口数量仅次于太原的第二大城市；另一方面晋北地区其他城镇人口相对较少。

2.晋中地区

晋中地区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是山西城镇人口较多，发展较快的地区。晋中地区不仅有山西最大的城市——太原，而且还有山西人口最多的城镇——阳泉和碛口。晋中地区城镇人口较多，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晋中地区是山西交通最便利的地区。在近代，山西建立的是以太原为中心的城镇交通体系。通过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和太同、太风、白晋、太军等公路，晋中地区可以和山西及其他地区比较方便的进行往来。于是，在发达的城镇交通基础上，晋中地区随之成为山西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其次，晋中地区资源丰富，煤炭开发比较发达。阳泉和太原是山西煤炭开采最发达的城市。发达的煤矿开采有力地推动了山西经济的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增加。最后，太原是政治中心城市。山西省的经济投资大部分集中于晋中地区。近代时期，国家垄断资本的力量较为强大，政府投资一直是推动山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山西政府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山西政府投资大部分集中于晋中，特别是太原地区。除了政府投资的力度较大之外，晋中地区民间投资的力度也相对较大。晋中地区是山西商人最为集中的地方，民间资本丰厚。晋中地区民间资本在工商业方面的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晋中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增加。

晋中地区是民国时期山西城镇规模结构相对均匀的地区。晋中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太原。在1934年时，太原的城市人口曾多达139458人⁽⁶⁸⁾。汾阳和榆次是晋中地区仅次于太原的城市。榆次的城市人口在抗日战前曾达4万之多，汾阳的人口虽然少于榆次，但估计应该也应该在3万人左右。由于晋中地区既有太原这样比较大的城市，同时也有榆次、汾阳这样中等规模的城市，另外还有不少人口规模在1000-2000人之间的城镇，所以晋中地区城镇的人口规模结构，相比于其他地区而言要合理、匀称很多。

3.晋东南地区

晋东南地区的城镇人口也相对较多。晋东南地区城镇人口虽然相对较多，但发展却相对缓慢。晋东南地区是山西手工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城镇人口一向较多。进入近代以后，虽然晋西南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受到沉重打击，城镇人口的发展开始减慢，但由于本地先前城镇人口较多，所以直到民国时期，晋东南地区仍是山西城镇人口较多的地区。

晋东南地区市镇人口规模相对较大。山区地区城镇的人口规模大部分在1000人以上，盆地地区大部分在2000人以上。晋东南地区市镇人口规模较大，主要是因为本地区自然条件较好，资源比较丰富。以辽县为例，“县内西北部多为土石山区，坡度较少，林草茂密，为农林区；中部煤铁等资源丰富；东南部为深石山区，土地肥沃，气温较高，粮食单产量较高，也是核桃、花椒、柿子主要产地”⁽⁶⁹⁾。由于资源丰富，晋东南地区不仅对外界商品需求相对较少，而且本地的物品还经常大量地向外输出，“历史上形成冀西、豫北人口较多地区常常依赖农副产品比较丰富而人口较少的晋东南地区”⁽⁷⁰⁾。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晋东南地区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在晚清时期，晋东南地区的铁器曾供应大半个中国使用，进入民国以后，虽然铁器业有很大衰弱，但煤矿开采、草帽编织等手工业又逐步发展起来。在农村基层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之下，晋东南地区形成了市镇人口较多这一现象。

虽然晋东南地区市镇的人口规模普遍比山西其他地方大，但其中心城市长治的人口规模却并不是太大。一直到解放以后，长治市的人口才达到约3万人左右⁽⁷¹⁾。长治人口规模较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心地位不突出。长治虽然是晋东南地区实际上的中心城市，但长治在名义上既非晋东南地区的行政中心，也不是该地区的军事中心。由于行政、军事地位不高，所以长治作为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其次，长治的对外交通比较困难。在民国时期，长治一直没有铁路和太原及其他地区相通。长治和太原等其他城市相联系，即便是从河南、河北迂回绕行，也比从陆路直接到达便捷。“有自道清经京汉、正太以晋省者，迂道多费不过五日，即达省城，若陆行则需七日也。”⁽⁷²⁾由于对外交通困难，所以长治的集散功能较差，长期只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相对较少的地方性行政中心城市存在。

4.晋西南地区

晋西南地区的情况和山西其他地区又有所不同。晋东南地区以小城镇为主，缺乏人口规模较大的城镇。晋西南地区3个较大的城市——新绛、临汾、运城，除临汾的城市人口勉强超过1万之外，运城、新绛的城市人口全都不满1万。晋西南地区的城市职能相对分散。临汾作为晋南镇守使驻地，是晋西南地区的军事中心城市；运城作为河东道驻地，是晋西南地区的行政中心城市；新绛具有水陆交通之便，是晋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市。由于晋西南地区的这3个城市各有特点，这样就使这3个城市都具有一定的集聚功能，但又谁都无法取代对方成为晋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

晋西南地区交通相对落后。直到30年代南同蒲铁路修通之前，晋西南地区都没有现代化的铁路通过。铁路是近代时期一项十分重要的商品运输方式。铁路的缺乏，使晋东南地区城市商品集散功能受到极大地影响。以棉花的流通为例，民国时期，晋西南地区是山西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由于缺乏铁路运输，晋西南本地区没有棉花集散地，本地的棉花必须通过榆次集散，才能转运至省外。

除了交通落后，城市商品的集散能力较差之外，晋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也相当薄弱。民国时期，晋西南地区临汾、新绛、运城3个较大城市的工业基础都相当薄弱。在临汾、运城、新绛3个城市当中，除了新绛有规模较大的纺织工业之外，临汾和运城都只有规模很小的企业和手工业存在。以临汾为例，“近日各业虽有进步，然以交通不便，发达较迟，未能竞胜于现今时代，振兴而提倡之非今日之急务”⁽⁷³⁾。运城也是如此，“运城工业之重要者，厥为制盐，其他工业，颇为幼稚，尚未脱离手工业时期，且资本微小，家数不多，出产数量，亦欠可观”⁽⁷⁴⁾。由于缺乏工商业的有力支撑，晋西南地区的城镇人口呈现出普遍较少的特点。

最后，农业相对发达，大量人口聚集于农村，也是晋西南地区城镇人口相对较少的重要原因。民国时期，晋西南地区是山西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农业的发达使农民的生存得到保障和维持。由于农业的收入足以维持农民的基本生活，所以农民大量地积聚、沉淀于农村，很少向城镇迁移和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