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经商风气与山西农业生产发展

一、传统的经商风气与山西农业生产发展

山西地处内陆高原，土地比较贫瘠，“查山西一省，山多地少，本非五谷蕃衍之所，雁门迤北地多斥卤，岁仅一收，太行迤东则冈峦带土，颇鲜平原，有鲜推神皋奥区者，亦只太、汾、平、蒲、绛、解数郡，土地平旷，天气稍为温熙，而所属州邑仍有界在山陲，号称硗确者”⁽²⁶⁾。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的肥瘠直接影响到粮食生产的多少，山西土地贫瘠直接导致粮食产量甚少。晋北灵丘“地土沙碛，阪田硗确，先秋陨霜，深春犹雪，……岁丰亩不满二斗，稍歉则籽粒半失，即挈家就食邻郡，故中人日仅再食”⁽²⁷⁾，晋中辽州“辽民农作之外不知贸易，且山多土少，无田可耕，即有山坡硗瘠之地，所获仅尝所粪，而衣食徭差则越境备办。间称有余，不过仅仅自给，稍为丰侈，立见消涸”⁽²⁸⁾。不仅是这些地方，在山西，即便是相对富庶的晋中、晋南盆地地区，也同样难得称得上是土地肥沃。祁县“地瘠民贫，俗尚勤俭”⁽²⁹⁾，平遥“水崩沙浅，生理鲜薄，民生其间终岁勤劳”⁽³⁰⁾，可见，整个山西都面临着土地贫瘠这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不但土地贫瘠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山西的农业生产，而且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也对山西的农业生产造成沉重打击。山西原本是森林植被较好的省份，从明初开始，山西的森林植被逐渐遭到破坏。据《山西森林变迁史辑要》考证，明初山西森林覆盖率为30％，明中叶为15％，清末为10％，到1949年为5％⁽³¹⁾。森林植被被破坏以后，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8-1911年，山西每年平均15个州县被灾⁽³²⁾。

在近代，山西还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矛盾。以同、光之际为例，同、光时期，山西人口为16384000人，耕地面积为53285400亩，平均每人耕地三亩二分余⁽³³⁾。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认为，北方农民每人四亩，南方每人三亩可维持生活，英国人贝克也认为，旧中国每人平均四亩土地才能维持生计⁽³⁴⁾。在土地相对贫瘠的山西，即使每人平均四五亩土地也不足以维持生活，晋南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零，平均分之每人仅得四五旱地，终岁劳苦，丰年略可以自饱，仍不能事父母、畜妻子，一遇荒歉，死亡殆尽”⁽³⁵⁾。人均四五亩时，尚且是如此，由此可看，在近代山西人多地少，田不足耕的状况是多么的严重！

在传统农业时代，农业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土地的相对贫瘠和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大量的农村人口不得不离开土地从事商业，以此来增加对农业收入不足的支持，“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³⁶⁾。在各县方地志中，田不足耕，农民外出经商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曲沃“至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服贾走四方者，踵相接焉，则固土狭人满，恒产不赡之所致也”⁽³⁷⁾，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³⁸⁾，孟县“农务耕作无暇日，其资产不敷养赡者，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³⁹⁾。在近代山西，外出经商已成为一种波及全省的风气。毫无疑问，山西商人的商业是十分成功的，“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但山西商人的外出经商也对山西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深刻影响，其直接结果就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进一步萎缩。

“俺娃娃蛋，俺娃娃亲，俺娃娃大了走关东。深蓝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⁴⁰⁾。由于经商带来的丰厚利润，在山西经商成了令人羡慕的职业，小孩子从小灌输的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箴言，而是外出经商，挣大钱的教诲。农村的青壮年是外出经商的主力军，“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者，其常例也”⁽⁴¹⁾，“十五六岁随人出行，十年或十五年后归家置产娶妇，其后每三年一归，每归居三年，以至于老”⁽⁴²⁾。外出经商的进行，使农村中的青壮年大量流失，老人和妇女成为农村主要劳动人口。由此可以推断，以此来进行农业生产，山西的农业至少是徘徊不前。不过，商业上的成功，使山西农民并不为粮食的来源担忧，在经商致富之后，山西农民通过从邻近地区购买粮食，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晋省地瘠民贫、素无盖藏，即遇丰收不敷一年之食，向日蒲、解、汾、平仰给于秦，潞、泽、辽、沁仰给于豫，其余腹地州县以口外为粮食之来源”⁽⁴³⁾可见，山西的粮食主要依靠从外地购买来维持本省居民的生存食用。

但对邻近地区粮食的购买，又进一步加重了山西农民对本省粮食的疏远，因为既然可以通过购买得到粮食，那么就没有必要再通过辛苦劳动来获得粮食。于是，山西的农业和商业之间开始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是商业发达的地方，农业越是不受重视。“晋人经营方式愈富愈不知生产，因当日致富之因，专力于运输而非从事于天产及天产之制造”⁽⁴⁴⁾，应该说，这话确实很深刻地揭示了商业和生产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于是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推动粮食，反而使粮食生产萎缩，整个社会经济越来越清楚蜕化成一种“寄生”经济，如汾阳“一切家常所需之物，皆从远省商贩而至”⁽⁴⁵⁾，太原平原人家“有资财者不劳而安饱为人所羡，故稍稍有资，即顿止一切精神建设而求晏安”⁽⁴⁶⁾。

以“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这是传统社会人们的共识。但从山西的社会现实来看，土地对山西商人的吸引力并不是太大。山西商人因为田不足耕而外出经商，外出经商致富后，买田、筑室、娶妇，必在故乡，但相对于山西商人经商所拥有的巨大财富来看，山西商人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并不是太多。在晋商发达的晋中地区，虽然出现了富可敌国的巨商豪富，但却并没有出现随之而来的土地集中，相反土地依然比较分散地散布在各个家庭当中。据有关资料统计，光绪十四年“山西平阳府自耕农占绝大多数，没有土地的农民很少”⁽⁴⁷⁾。十分清楚地说明，在晚清时期，山西土地占有并没有因财富的高度集中而出现土地高度集中。

由于土地贫瘠，山西土地缺乏增值的基础，所以人们虽然在致富之后会购买土地，保障自己“足食”，但却决不会因广买田地，而浪费自己的大量的资财，甚至人们宁愿将钱财存藏于地下，也不愿意采取一般人们所常采取的方法那样“以本守之”。以山西祁县的富商渠源浈为例，渠源浈，人称“旺财主”，资产达三四百万两，他在发财后就没有大肆地去购买土地，而是把金银大量的窖藏保存。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巨富渠本翘、乔雨亭借得白银四十万两，充作大汉银行资金”⁽⁴⁸⁾，从这么大金额的现金中，可以看出山西富商储藏的数量金银是多么的巨大。由于土地分散，缺乏应有的资金支持和应有改良的措施，所以山西的农业生产一直处在一种低水平的徘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