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观念

第四节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观念

最后，我们要考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包含的生态文明思想，亦即考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观念。在具体展开这一部分的内容之前，似乎还应该就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做一点简单的说明：为什么此前的论述仅仅是围绕当代西方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来展开，而没有直接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我们的回答是：其一，所谓的原典和阐释本来就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即便是我们就生态学的主题直接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爬梳整理的工作，也不再是纯粹的文本本身的展示，而是一种第二序的解释工作，因为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没有面对过人类今天所遭遇的生态危机问题，因此不可能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直截了当的论述；其二，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直接论述过当代人类遭遇的生态危机问题，但并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与这个问题没有思想上的相关性，换句话说，并不等于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中获得理解、解释和应对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的重要教益；其三，由于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问题的相关性做理论上辩护，而是要从中吸取于应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生态危机问题有益的思想资料，因此在我们看来，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分析，并经过与当代生态思想充分对话的各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有着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以上三节的粗略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内部也存在种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作为一个总体，为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视野出发理解、解释和应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许多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性论题及其思考方向。举其大端而言，这些论题和思考方向包括：（一）如何看待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源，究竟是“控制自然”的观念，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或者是超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现代性社会的生产方式，还是所谓“自然的极限”，要为生态问题的产生承担最基本的责任？（二）如何看待当代生态问题的核心所在，生态问题的实质究竟主要是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还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换句话说，生态稳态究竟主要是利益分配或“社会正义”的问题，还是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或不当开发的问题？（三）与此相关，如何看待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和前景，究竟是应当把着力点放在人与人的关系改善亦即社会正义程度的提高方面，还是应当放在生产方式或技术类型的改变方面，抑或是应当致力于调整人们的需求方式和需求结构，甚至从根本上放弃人类现有的技术存在方式，从而向某种前现代的“稳态经济”模式回归？

下面我们就以上述这些基础性论题和思考方向为重要的理论背景，来思考、理解和阐释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观念。

“生态文明”观念的正式提出是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将“建设生态文明”列为2020年之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之一：“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36]并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中，以“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部署。^[37]

不过，在我们看来，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地看待“生态文明”的观念，而是首先应当把它放在“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框架中来理解。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概括表述是：“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8]从“科学发展观”总体架构出发来理解“生态文明”的观念，我们不难看出：

首先，由于“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说不是一种反对发展或放弃发展的浪漫主义思路。不能放弃发展，部分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以及“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不能放弃发展的原因还在于，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所有社会矛盾本身要需要通过“发展”来得到根本的解决。这意味着，我们党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更好的发展，而不在于放弃发展。因此，以“更好的发展”为导向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与循环经济建设、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控制等相关的技术创新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所在。

其次，由于“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意味着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不仅仅包括以改善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技术创新的方面，同时包括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提高社会公平正义程度为核心的方面，以及包括调整人与自身、与集体、与国家的价值认同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创新方面。

再次，由于“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所遵循的只能是一种总体性、综合性、实践性的思路，而不会是一种仅仅侧重于事情的某一方面的抽象理论观点。正如“科学发展”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间，在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并通过对矛盾本身的承担来缓解和扬弃矛盾一样，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必然要求我们把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改善亦即社会公平正义程度的提高和生产方式或技术类型的创新与转换，以及人们的需求方式和价值结构的调整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由于“科学发展”的总体性目标是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与“和平崛起”，这意味着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思想指导，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关系中，都不会把它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颠覆性判断，以及关于人类解放和社会变革的远景目标过于激进地关联在一起。而是会对内恪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目标，对外走和平共处、协作共赢的发展思路，在承担发展中大国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的责任与义务的同时维护自身的合理权益，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当代人类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

【注释】

[1]以上论述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8～641页。

[2]以上论述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第641～651页。the conserver society，或译为“守成社会”，参见时青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

[3]以上论述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第582—595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剧变之后，高兹出版了另一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方面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91），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坚持认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亦即奉行生态理性而不是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是生态保护的最佳选择，并提出以“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为基本原则重建社会的主张（参见上书第604～614页）。

[4]Edited and compiled by Howard L.Parsons，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Greenwood Press，1977，p.10.中文译文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5]Edited and compiled by Howard L.Parsons，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Greenwood Press，1977，pp.ⅩⅡ，25，35，6768，106.

[6]以上论述参见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499页。

[7]Ted 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New Left Review Ⅰ/178，November-December1989，pp5186.

[8]Reiner Grundmann，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New Left ReviewⅠ/187，May-June 1991，p103120.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Londonand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11.

[9]以上论述参见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6～12，59～79页。

[10]以上论述参见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193～201，207，253～254，259页。

[11]以上论述参见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420～421，434～435，439，514～516页。

[12]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锋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Ⅰ—Ⅲ页。

[13]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锋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14，18～19页。

[14]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锋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4，287页。

[15]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之间的关联，国内有学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范围要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范围要大，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生态社会主义才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参见陈学明《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146页）。但我们这里更倾向于采纳詹姆斯·奥康纳的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当代社会出现“有关社会及社会变化的新的理论”和“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的关系（参见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前言”第3页）。

[16]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7]同上，第4～5、334、375页。

[18]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第354～357、335页。

[19]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页。

[20]同上，第254页。

[21]同上，第21、241页。

[22]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47页。

[23]同上，第248～249页，并参看第169～170页。

[24]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第340、374、214～216页。

[25]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4～16页。

[26]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336页。

[27]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并参见第327页。

[28]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39、355页。

[29]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0]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246，286，248，277页。

[3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页。

[32]同上，第355～357页。

[33]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278页。

[34]同上，第248～249、279、280页。

[35]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第375～376页。

[3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37]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24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环保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促进生态修复。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

[3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