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的教育思想_中国教育史

维新派的教育思想_中国教育史

一、维新派的教育思想

(一)维新派对传统教育的抨击

资产阶级维新派对传统教育的抨击，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八股文”;一个是“纲常名教”，对“八股文”的抨击尤烈。严复在1895年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救亡决论》，这是一篇专门批判“八股文”的论文。他说:“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亡，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他指出了八股文的三大罪状: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并说:“八股之三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8]所以，他认为应该废除传统教育的指挥棒——八股取士制。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谭嗣同，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的批判最大胆、最猛烈也最击中要害。他毫无顾忌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传统教育的核心——纲常名教。他指出“纲常名教”既不是“天命”，也不是“国宪”，而是一种人为地禁锢人民思想、钳制人民行动的手段，是破坏人才的毒品。[9]

(二)维新派对洋务教育的批判

在教育近代化的问题上，多数维新派人士在表面上仍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偶尔也采用这样的表述，但他们所提倡的“中体西用”的内涵则有别于洋务派。他们推崇孔子和传统儒学，但已按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加以改造，将其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www.guayunfan.com)

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中，将古文经学说成是新(王莽)朝刘歆伪作，实际上否定了流传近两千年的几部儒家经典;又作《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变法改革的先驱。谭嗣同在《仁学》中猛烈抨击了被洋务派视为传统思想核心的“三纲”，“君以名桎臣，官以名扼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10]，禁锢了言行和思想。维新派倡导学习的“西学”更加全面，既包括科学技术(即“西艺”)，也包括洋务派所慎言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维新派批评洋务派专重“西艺”，避谈“西政”。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当时办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实学馆之类所谓新式学校，基本上是“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而所教习的技艺，又往往是粗浅和过时的内容，难怪培养不出高明之才来。[11]严复则公开对“中体西用”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12]，硬把“中体”安置在“西用”上，就像有牛之体却要求马之用一样不伦不类。

(三)“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教育思想

“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基本思想，也称“政本艺末”思想。梁启超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论述。梁启超认为政学就是研究古今中外治理天下之法。“以政学为主义”就是以它为体，把它放在教育内容的首位，也就是说教育目的首先是在培养政才，管理国家的人才。“以艺学为附庸”就是要求把艺学放在次于政学的地位。所谓艺学就是指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也就是当时所说的“格致之学”。为什么要把艺学放在次于政学的地位呢?梁启超认为如果国家有了政才，而无艺才，执政者可以振兴艺事，甚至也可以借才而用，因为政才可以指挥艺才。相反，国家只有艺才，没有政才，则国家没有管理之才，艺才再多也不知怎样用。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当时急需的人才是政才而不是艺才，艺才再多也不能解决挽救国家危亡的问题。“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它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推动变法运动的需要出发，对教育改革提出的要求。它要求教育要把培养政才放在首位，其目的就是要用这种政才取代封建官吏，从而改变官吏的政治素质，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