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发明与社会发展

从采集、渔猎到种植、畜牧，开启了人类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标志着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长期用火的基础上，人类发展到利用陶土烧制陶器。在用兽皮缝制衣物和用枝条编制器物的基础上，发展到利用植物纤维纺织。在用木枝、兽皮搭造原始居室的基础上，发展到利用石块或泥砖构筑房屋。在使用滚木、木排和独木舟的基础上，人类又学会制造有轮车辆和木船。在烧制陶器的长期实践中，人们学会了冶炼金属，最早使用的金属是天然铜。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人类发明了青铜；青铜是铜锡合金，熔点为800℃左右，比纯铜低，而硬度比纯铜高，易于锻制，被用来制造武器、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

陶器代表了新石器革命的另一项关键性的新技术，它也是在世界的多个居住中心独立发展起来的。如果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只是在不经意中曾经造出过接近陶器的火烧泥一类东西的话，那么，在旧石器时代的经济中却没有任何因素去要求进一步发展那项技术。陶器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对储物技术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坛或者缸可用来存储和携带首批农耕社会的剩余产品。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在建造房屋时已经使用到灰泥和砂浆，制陶技术恐怕就是将灰泥成型技术应用于制造盛物器皿发展而来的。最后，终于出现了一批“制造中心”，还开始小规模地运输陶制品。制陶属于“火法技术”，其核心是通过“火烧”把水分从黏土中赶出来，将其变成人造石。新石器时代的火窑可以产生高达900℃的温度。新石器时代那种制陶火法技术，到了后来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发展成冶金技术。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用泥土烧制的陶器，既改变了物体的性质，又塑造出便于使用的形状。它使人们在处理食物时，除了烧烤之外，又增加了蒸煮的方法。

在新石器时代的环境下，人们用木料、土坯和石块建造起永久性的建筑，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们拥有熟练的技艺，由此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新石器时代部落的标准形式，是由十几到二十几所房舍构成的一个个分散的、 自给自足的定居村落，每个村落里住着好几百人。与旧石器时代较小的群体相比，村落生活可以将许多家庭结合成部落。新石器时代的家庭无疑成为社会组织的中心，生产是以家庭为基础进行的。可以想象得到，住在房屋里面，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不得不以新的方式去处理诸如公共空间、私密性以及待客等问题。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也开始试着酿造发酵饮料。随着更多的剩余食品的出现，交换也更加频繁，从而产生了比较复杂、比较富裕的定居点。在那里开始有了专职的陶匠、编织匠、泥水匠、工具制作匠、祭司和头人。社会阶层的形成始终与剩余产品的增长同步。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低级的阶级社会，基于宗族的头人统治，或者如考古学家所说的“酋长”社会也开始出现。这些社会均以血缘关系、等级关系以及积聚和重新分配财物的权力为基础建立起来，有时还会举行实质上是进行再分配的宏大盛筵。到这时，头领已经能控制数千到上万人的资源。但他们还不是国王，一方面因为他们留给自己的东西相对还比较少，另一方面因为新石器社会还没有能力生产出真正大量的财富。

到公元前3000年，渐渐有了比较富裕、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区域性的道路要津和贸易中心；到新石器时代后期，真正的市镇也已经出现。典型的例子是特别富裕的新石器时代古城耶利哥。耶利哥在公元前7350年便已经有了相当好的供水系统和砖砌的城墙，拥有2000人左右的居民；在周围的乡间，则有豢养的畜禽和生产粮食的耕地。耶利哥古城有一座塔形建筑，高9米，基底直径10米。它那著名的城墙厚3米，高4米，周径长700米。这堵城墙非要不可，因为城内储存的多余的产品会招引盗贼。即是说，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生产出值得偷盗的剩余的食物和财富，因而也值得加以保护。^[16]

原始人从狩猎与采集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进步。“农业革命”不仅是社会文明与人类原始野蛮状态的最显著的历史分水岭，而且是人类文明赖以迅速成长的巨大驱动器。与原来粗陋的“采集经济”和“狩猎经济”中自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农业革命给人带来了较为精细的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并开始了自觉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由过去的那种简单、被动的自然资源的索取者，逐渐转化为有头脑的、主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者、生产者，并进而获得了稳定的生活来源。由此，人类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分布的区域空间不断扩展，相应的产品交换与社会分工也在扩大，村庄、城镇、城市的建立成为可能。

思 考 题

1.简述原始时代技术的发端及其历史意义。

2.简述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3.简述火的使用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4.简述原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5.简述原始科学的特点。

6.简述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转型。

7.简述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发明与社会发展。

8.为什说制作陶器是新石器革命的一项关键性新技术？

【注释】

[1]费比恩主编：《起源》（剑桥年度主题讲座），王鸣阳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页。

[3]李世东等：《信息革命与生态文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7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6页。

[6]张密生：《科学技术史》（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7]张密生：《科学技术史》（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

[8]［美］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王鸣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8页。

[9]［美］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王鸣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8—20页。

[10]［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8页。

[12]张密生：《科学技术史》（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

[13]钱时惕：《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14]［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9页。

[15]［美］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王鸣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1—22页。

[16]［美］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王鸣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8—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