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器的发明与历史

一、陶瓷手艺

（一）陶器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走出混沌状态，从原始社会的采集、渔猎向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生活过渡的划时代的标志之一，也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开始，陶器是手制的，比较粗糙，器形也不规整，由于火候低，陶器的色泽以红色为主，质地极不坚硬，稍稍用指甲一刮，粉末状的红泥就会纷纷落下。器形也只有红陶罐、红陶碗等，缺少纹饰的素面外形稚拙朴实。尽管如此，陶器的诞生在考古学上的意义极大，遗址中有没有陶器是划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

自新石器时代起，人们就利用红土、黑土和黄黏土烧制陶器。由于泥坯可塑性强，便于做成各种形状的器物，适用于不同的生活需要，故当时人们广泛地使用陶器。

先吴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很多，有吴江龙南、吴县草鞋山、昆山绰墩、海安县青墩等。陶器中时常发现盛有稻谷并固定在房址内，它们显示了当时安乐祥和的农业定居生活。草鞋山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和葛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纺织实物之一。龙南遗址出土的陶网坠也为当时饭稻鱼羹的生活勾勒了重要一笔。距今7000年左右制陶技术得到了重大改进，轮制法出现了，这也就是延续至今的制陶法。陶器的外表变得润滑了，厚薄均匀，内外壁都可以见到或摸到一圈圈轮制的痕迹。烧制的火候提高，陶器的颜色大多呈灰色，也有少数是黑色的。有些黑皮陶，经过抛光处理，黑得发亮，它们是原始陶器中的精品。器壁的硬度也高了，用手一弹，可以听到清脆的响声。纯粹用细泥制作的陶器多为盛贮器，如陶罐、陶钵、陶碗、陶盆等。而泥中夹杂着粗细不等的砂粒或谷屑的多作为炊煮器，就像我们今天煮汤用砂锅一样。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夹砂或夹谷屑的陶器耐火不易爆裂，陶鼎、陶鬲等夹砂陶器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煮食鹿肉、猪肉、牛肉的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西周时期，在制陶手工业中，有一种质地坚硬、烧制温度高、器表印有几何形图案的陶器，称为几何印纹硬陶。这种陶器在吴地颇为盛行，吴地发现的遗址和墓葬经常出土成组的印纹硬陶，在贵族和平民的墓葬中，几乎都有这类陶器作为随葬品。它在生活中的使用量仅次于夹沙和泥质陶器，约占陶瓷总量的1／4左右，足见吴地的制陶手工业中，印纹硬陶是主要产品之一。

印纹硬陶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它与一般陶器有很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二者的坯料和烧制火候不同。商周时期的陶器是以常见的易熔黏土（一般黏土）为原料，烧成温度在950℃左右。同时期黄河流域的硬陶原料近似高岭土，而吴越地区的印纹硬陶原料不是高岭土，是一种没有经过陈腐、提炼，含有杂质的碎屑岩类难熔黏土（或耐火黏土）。科学工作者实地考察证明，宁镇和太湖周围的印纹硬陶使用的原料与现宜兴紫砂陶的坯料相同，都是“选用宜兴蕴藏量极大的甲泥制成的”。

所谓“甲泥”就是含铁较高的难熔黏土，浙江北部称这种黏土为“紫金土”。由于这类黏土的耐火度高于一般黏土，利用它制成的陶坯烧结温度自然相应地提高了，实测的印文硬陶烧成温度均在1100℃以上，大大高于普通陶器烧成温度，坯胎几乎已达到烧结或接近烧结的温度，有的甚至器表已烧结生成一层近似光亮的薄釉，因而这类陶器的吸水性极弱，同时也增加了机械强度，故许多器物撞击能发出金石之声。这些因制陶原料的改变和高温烧结所获得的物理性能，是同时期陶器所不具备的，它标志着吴地烧制印纹硬陶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主要器类有：体形硕大的瓮和坛，有体高55cm的瓮和48．4cm的坛，这样的器物很适宜在潮湿地区存储谷物等；罐的体形小一些，体高多在30cm以下，有的在肩部粘贴双系、三系或四系，以便穿绳提持使用⁽¹⁾（见图4－1）。

图4－1

注：距今7000～6000年前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陶豆——盛食器，外红里黑，喇叭形圈足，器表常有红色陶衣。陶罐——口微外敞，鼓腹，口沿至腹部连有阔边把手或牛鼻式把手一个，部分把手上端有小孔。

资料来源：嘉兴市文化局，《马家浜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9月。

2003年12月至2004年8月，有关部门对苏州同里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同时，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发现崧泽文化时期祭台1座、墓葬63座，出土了陶器、玉器、石器等376件，陶器占86%以上，而陶器的精美以及纹饰的内涵，可以说是崧泽文化的上乘，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陶器的纹饰。纹饰主要有编织纹、水波纹、太阳火焰纹、星象纹等。有一只泥质灰陶壶，它的口径7．2cm，底径7．4～7．8cm，最大腹径18．5cm，高18．4cm，高颈内弧，折肩折腹，平底。颈部饰瓦楞纹，肩部饰流水纹，上腹饰云气纹，下腹则饰火焰纹，底饰太阳纹，折肩折腹处饰锯齿纹。流水纹、云气纹、太阳火焰纹刻画笔意自然奔放，意境宽广、气势非凡。从这个壶上仿佛看到了在宽广的沼泽平原上艳阳普照，水汽蒸腾而上，远处山峰云雾缭绕，延绵万里，而云又化作雨水，流淌在宽广无垠的大地上，滋养万物的景象。

为什么在这壶上刻着如此纹饰呢？这是因为在崧泽文化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阳光、水对水稻生长的重要，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发展。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有限，对制约农业生产的一些自然因素和灾害现象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只能加以崇拜，祈求其保佑。因此，这壶的纹饰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先民已经知道在太阳的作用下，水在自然界中循环不息，与之休戚相关，他们在壶上刻着这些纹饰，祈祝风调雨顺，万物丰茂，民康安乐。“豆”上有两个或三个镂空串联而构成的一组组简单的星象图，而另一件匜，内设八角星纹，呈放射状，寓意太阳的光芒洒向四方，这说明先民已经知道天气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他们开始关注星象，并积累了一定的天文知识。所以，这组器物上的纹饰，充分说明了早在5000年前，先民们对世界和自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²⁾

陶器是用黏土做成一定的形状，经一定温度烧制而成的。而彩陶是表面有彩绘装饰的陶器，根据不同的绘彩工艺，它又分为彩陶和彩绘陶两种。彩陶是将花纹绘于陶坯上，然后入窑烧制，这样彩绘花纹可以经久不脱；而彩绘陶则是将花纹绘在烧成后的陶器的表面，这种彩绘容易剥落。彩陶和彩绘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成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她既是艺术的载体，提示了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渊源，又是历史的明证，传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脉动，从中还可以了解远古时期氏族社会人们的生活状况。

在吴越的远古文明中，彩陶的出现并不比彩陶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晚，甚至要比它更早。上世纪70年代，人们在对河姆渡遗址进行发掘时，在第四层发现了三件彩陶片，都是在白色的陶衣上用红色或褐色颜料进行彩绘，纹饰主要是用变体植物纹和几何纹，线条十分流畅。如果从工艺上看，此时的彩陶制作已经十分熟练。

最具代表性的是良渚时期制作精美的刻纹黑陶，不仅器型规整、造型优美，而且器物上的刻纹线条如同发毫般精细。此时出现的彩陶表面通常施红色陶衣、绘红色漩纹，或者施红色陶衣、绘黑色方格纹。彩绘陶有的在黄底上绘红色纹饰，形成长江下游彩陶文化独特的风景线。

昆山赵陵山出土的陶盖上雕有奇异的图案纹样，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江南古国先民最高思维智慧的结晶，为《太极图》之胎形。吴县澄湖出土的黑陶罐上刻画着四个文字符号，其中第一个字符实际上是复合体。联系到上海青浦崧泽陶器上和苏北海安出土的陶器上都有与此相同的字符，可以想见这个字符在当时势必代表着一个众人都能明白的含义。

被国际陶艺学会和美国中华陶艺学会授予的“中国陶都——世界制壶中心”——宜兴，1975年古窑址普查，在归径乡的骆驼墩和唐南新村，以及周墅的元帆村等处，发现了各种磨制的石器以及各种陶器残片（红陶、夹砂红陶，还有少量灰陶等）。2002年，在新街镇唐南新村出土的一只筒形平底釜，从而证明远在6000多年前，生活在宜兴的先民就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烧制原始的陶器。特别是紫砂陶作为陶中的一个门类，依其独特的五色土（又称富贵土），“泥中泥、岩中岩”，制造出绝世紫砂陶。

唐代喝煮茶，宋代喝团茶，明代废团茶喝泡茶。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宜兴紫砂壶应运而生。最早记载紫砂壶的《阳羡茗壶系》（1640年）中说：“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该壶质地古朴纯厚，不媚不俗，“直齐商彝周鼎而毫无愧色”（见张岱《梦忆》）。清人汪文柏赠给当时紫砂壶名家陈鸣远的一首《陶器行》诗里，有“人问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的赞句，喻为：温润如君子，豪迈如丈夫，风流如词客，丽娴如佳人，葆光如隐士，潇洒如少年，短小如侏儒，朴讷如仁人，飘逸如仙子，廉洁如高士，脱俗如衲子。（奥玄宝《名壶图录》）它是江南的风物，中国的美器，人类创造的瑰宝，不仅“价埒金玉”，而且自古“已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其原因是：

1．独特的材质

器物之美的一半是材质之美，天然的材质凝聚了许多人工智慧难以预料的神秘因素。宜兴紫砂泥由紫泥、红泥、绿泥等天然泥料构成，雕塑成型后，经过1200℃高温烧成的一种陶器。紫砂土是一种颗粒较粗的陶土，含铁、硅较高。它的原料呈沙性，其沙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虽然硬度高，但不会瓷化。第二，从胎子的微观方面观察它有两层孔隙，即内部呈团形颗粒，外层是鳞片状颗粒，两层颗粒可以形成不同的气孔。由于其特殊的材质，使宜兴紫砂壶具备了以下几个特点：泡茶不失原味，色香味皆蕴，能使茶叶越发的醇郁芳沁；紫砂器使用的时间越长，器身就越光亮；紫砂器的冷热急变性好，即可以放到火上烧，也可以在微波炉中使用而不会爆裂；传热慢，而且保温，若使用提携无烫手之感，而且隔夜茶也不易馊。所制的花盆透气不透水，栽培花木极易成活，不容易烂根等，这些天然的良好性能在制陶业中是罕见的，惟宜兴所独有。

2．独特的成型工艺

其造型采用全手工的拍打镶接技法制作，这种成型工艺与世界各地陶器成型方法都不相同，这是宜兴历代艺人根据紫砂泥料特殊分子结构和各式产品造型要求所创造的。圆形壶盖能通转而不滞，准合无间隙摇晃，倒茶也没有落帽忧；六方壶盖，无论从任何角度盖上，均能吻合得天衣无缝。所有这些独特的高难度的成型技法，是其他陶瓷产品无法比拟的。不论圆、腰圆、四方、六面、侧角、高矮曲直都可以随意制作，其品种多种多样、造型多姿多彩、线条千变万化。科技愈发展，这些传统的手工工艺愈显珍贵和重要。

瓷器像丝绸一样，同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杰出贡献。它以坚硬、清洁、美观的形态赢得人们的喜爱，成为生活中朝夕相伴的必备之物。它的历史同我们民族的文明史一样古老。从隋唐五代精美的越窑青瓷到宋代的五大名窑（汝窑、钧窑、官窑、哥窑、定窑）瓷器，以及元代的青花彩瓷系列，都是世界瓷器史上的耀眼之星。

瓷器的早期产品，一般称作原始瓷。这样的产品具有瓷的特征，但又比成熟时期的青瓷逊色。冠以“原始”二字，是因为这种瓷的产生到发育成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种种条件的制约，不免带有某些原始性，诸如釉层“比较薄，有小裂纹，颜色为浅黄或灰中带青，透明略有小气泡，胎釉结合不好，多数易剥落”等。但它毕竟具有瓷的特征，所以定名为“原始瓷”是名副其实的。

吴地原始瓷出土的地点密集，其品种也比北方的多。如句容出土的龙耳罐，腹部贴有两条双身的龙形耳，龙身向下做蠕动状，整体造型极为生动（见图4－2）。

图4－2　江苏句容周岗出土的原始青瓷瓿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中国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1月17日。

宁镇地区出土的豆、碗、钵、盅类食具，小巧而规整，不失为餐具中的佳品。更引人注目的是土墩墓盛行随葬原始瓷，有的占随葬品的1／4强，有的占1／2以上，有的墓35件器物中有33件是原始瓷，有的随葬88件陶瓷制品中原始瓷有75件，甚至有全部以原始瓷为随葬器物的。这些事例揭示出西周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原始瓷不仅种类多，而且产量大，上升为人们日常生活器皿的主要品种之一，到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已居日用器皿之首，几何印纹硬陶降为次要地位。⁽³⁾可见，吴地的原始瓷器，为中国早期瓷器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资料和实物，有可能将中国瓷器的历史往前推。

我国古代的瓷器，以越窑的青瓷为上品。越窑主要在今宁波、余姚、上虞一带，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居全国之冠。隋、初唐继承南朝风格，生产碗、盘、盘口四系壶、四耳罐、鸡头壶等产品。盛唐以后产品精美，赢得声誉。产品都做得很规整，一丝不苟。常将口沿做成花口、荷叶口、葵口，底部加宽，作成玉璧形、玉环形或多曲结构，十分美观。胎体为灰胎，细腻坚致；釉为青釉，晶莹滋润，如玉似冰。唐代文学家陆羽，在所著《茶经》中评价全国各地生产的茶碗，将越窑产品排在首位——“越瓷类玉越瓷类冰”、“碗，越州上……”。许多文人还在作品中称颂越窑瓷器，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晚唐五代时被称为“秘色瓷”）、施肩吾的《蜀茗词》、顾况的《茶赋》等，表现出越窑青瓷“千峰翠色”的秀雅。究其原因，越窑采用的是龙窑。龙窑的起源，经历了从商→春秋战国→明代数千年的历史，并得到不断改进和完善，它的“窑身窄长，前后倾斜，头低尾高，好像向下俯冲的一条火龙，所以统称龙窑。”⁽⁴⁾唐五代的龙窑，身长达30余米，宽3米许，明显超过东汉时期的龙窑，窑身加宽增长，增加了配件的装烧量，充分利用热能，降低燃料消耗，提升窑温，且均匀分布，窑炉温度提高到1200℃以上。笔者与王肖明等三位考古工作者专程赴余姚上林湖考察越窑，方知龙窑依山傍水、沿着山坡、头低尾高，呈“∥”型；它长40多米、宽3米多，很壮观。所以，越窑是青瓷之冠，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品种，特别是唐、五代大规模的生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瓷业系统。

2003年，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牵头对无锡鸿山越国古墓进行发掘工作。考古工作人员在域内共出土2000余件随葬品，包括500多件古越国乐器，堪称庞大的地下音乐宝库，其种类和数量堪与曾经出土编钟的战国曾侯乙墓媲美，其中还有3只造型生动、十分罕见的青瓷三足缶。《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曾有记载，渑池会上蔺相如请秦王为赵王击缶。但长期以来，人们对“缶”只闻其名，未见其形。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考古解决了这一问题：缶——口径40cm，通高24．2cm，缶作深腹盆形，内外施青黄色釉，口沿和上腹部饰细蟠虺纹，两兽首状宽耳，另两侧有一对称的蜥蜴匍匐在口沿，蜥蜴的两前肢攀在沿上，而口衔缶沿，造型夸张生动，既体现了吴地人精致的工艺，又体现了当时吴越人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还将中国瓷器的历史由东汉向前推进了400多年（见图4－3、4－4）。

图4－3　无锡鸿山越国古墓出土的青瓷三足缶

不论是陶还是瓷，它是一种立体的民族文化载体，又是一种活的民族文化舞蹈。一件件作品，无论题材如何，风格如何，都像一个个音符，在跳动着、在弹奏着，合成陶瓷文化的旋律。这些旋律，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与伦比的摄人心魄的吴人陶瓷艺术大型交响乐曲！

图4－4　苏州虎丘塔发现的北宋越窑青瓷莲花碗

资料来源：《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