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地其他小姓的纠葛

与当地其他小姓的纠葛

——小姓小族，与大姓大族相邻而居，悬殊自现，谷村李氏如何与小姓小族共处，更能体现这个偌大村庄的整体道德与族群文化。

盘谷镇境内，除李、周、曾三大姓之外，还有罗、杨、萧等其他二三十个小姓，这些小姓与谷村李氏的关系最为复杂，也最为纠结。

从谷村李氏来讲，作为单一姓氏的村庄，号称万人之众，其数字、其声势，已足够让其他小姓不寒而栗。相形之下，其他小姓人口多则千把人，少则几十人，与谷村李氏不可同日而语，正所谓“小巫见大巫”、“蚂蚁夸大象”、“蚍蜉撼大树”。

弱小者在强大者面前，首先心理上就会不自觉地矮化自己。这种未比先输的心态，造成了小姓在与谷村李氏打交道时的紧张、怯懦。(www.guayunfan.com)谷村李氏在家规家约中，对他们与小姓之间的关系，有相关的约束，严责子孙不得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告诫子孙后代大要大得有德行，大在有“可封之俗”上，大得令人敬重，而不是大得让人害怕。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再严厉的约法规章，再优秀的思想引导、品德教化，也难以抑制这么大的族众当中冒出一两个或少数几个浪荡子弟、无赖泼皮。这些浪荡子弟、无赖泼皮，往往是族众当中难以教化的人员，是被宗族之中所有正直者所鄙视的人，但他们偏偏借重宗族之大，在外做出不齿之事、弄些不义之行，将整个宗族的名声破坏殆尽。他们利用谷村的墟市，要挟周边的外姓人，在外做些令世人咒骂、唾弃的勾当。“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羹”，指的就是这类人的不齿行为。

这样的现象，自古以来就不曾断过。这种“当门坎精”心理，在双方力量均衡的状态下，颇为有效。而在小村庄与大村庄、小姓与大姓之间，只会增添小村小姓的胆怯性，助长大村大姓的威慑力，丝毫无助于小姓在大姓面前的平等心态，甚至是正常心态。

髦芜李泉水讲到一件解放前的事情：

大约在1946年春节，谷村李氏起龙灯，竟与枫江下黄家村发生械斗，被下黄家村杀死一人。枫江下黄家全村姓黄，在枫江地面上算得上一个大宗族、大村庄，当时有二百来户人家，而且靠近枫江墟市，是陆路进出县城的咽喉之处。其南面约二里远的栋下村，是下黄家的同宗，祖宗所在，栋下村也有二百来户。但对于“李家李千烟”的谷村来说，下黄家不过是一个稍微大一些的小姓、小村。被下黄家杀了人之后，愤怒的谷村李氏族众，手持棍棒、扁担、刀叉等器械，向下黄家村杀奔而去，准备血洗该村。髦芜的父亲李霓虹怕发生更大的惨案，便约集了宗族当中一些比较理智的绅士和村民，前往枫江桥上拦阻、劝止，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祸发生。但是，宗族当中那些被愤怒烧着的人，依然咽不下这口气，没有报得这个仇，便把愤怒发泄到了李霓虹身上，要处死他。幸得族中那些比较理智清醒而且德高望重的绅士阻止，才让李霓虹躲过了一劫。

这件事，十分鲜明地反映出小姓与大姓之间的矛盾纠葛，表明了解决大姓与小姓之间宗族矛盾的艰巨性。谷村是大姓，当时如果不是李霓虹出面劝阻，枫江下黄家恐怕要遭受毁村伤族之灾。试想，如果不是谷村内部有识之士出面，依靠外部的力量能够阻拦那些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李氏族众吗？从其内部而言，李霓虹能够化解一场危机，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本身在谷村一直行得正，有威望，捐过绅士身份，被称呼为“老爷”，当时担任国民小学校长，深受族众拥戴。二是他毕业于民国北京警官学校，知晓民国的法律法规，比宗族中其他人更明白，更大冲突造成的结果在法律上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三是他的出身背景比较高，是李元鼎、李振裕的后裔，家族势力与威望抬高了他在宗族之中的威望。四是他的堂兄李霓裳担任了民国江西省议员，不仅在谷村地方上享有威望，而且在民国江西省范围内都有威望。凭借这些条件，李霓虹才阻止了事态的恶化。

当然，这样的恶性事件历史上毕竟屈指可数，更多的是小纠纷小矛盾，往往鸡毛蒜皮也能扯出一段公案。这就需要宗族约规的束缚力、宗族教养的引导力、官府权力的干预力。现在无法知晓古代官府是如何介入民间纠纷、化解民间矛盾的，但从谷村李氏家规家约中看出，官府的作用在于“究治”。而这种“究治”往往是事后的，对于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干预，没有相关案例以资佐证。

如今的时代，谷村李氏与周边小姓村庄依然存在一些纠葛，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

谷村李氏部分村民自古以来就有养牛的习惯，但不是拴养，全是放养，年初买来牛犊，到年底收获膘牛，均放养在野外，任由没拴鼻头的牛在田野上自行吃草嚼菜，长大长壮。于是，周边小姓的菜园、稻田，往往就成了谷村牛群的牧草地。对此，周边小姓是敢怒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谷村人养牛习惯形成之前，是养猪，也是从不圈养，都是放养。周边小姓对于谷村，颇有“苦于猪牛者久矣”的伤痛。面对谷村这么一个大姓氏、大村庄，小姓村庄的委屈只好往肚子里咽，谁敢去谷村找那猪牛理论呢？

盘谷镇党委、政府领导表示，如今的谷村李氏，作为一个庞大的宗族、一个超大的村庄，总体上来说，并没有表现出那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情况。一方面，镇党委、政府经常召集谷村几个村支部、村委会负责人开会，强调谷村李氏与周边小姓和平相处、友爱共进的重要意义，强调社会治安稳定对谷村本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谷村几个村的干部都能站在镇党委和政府的立场上，告诫、教育村民平等对待周边小姓，尊重他们的财产、尊严与生存，要遵循祖宗的教诲和规约，做到与周边小姓友好相处。村干部的这些要求，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村民的不良行为。

但作为村民个体，超规越矩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些村民心中，一点小小的超规越矩，不是什么大事，鸡毛蒜皮，无关痛痒，不会对外姓、小姓造成什么伤害。因此，这种不经意的、非恶意的伤害层出不穷。偏偏是这些不经意的、下意识的、没有恶意的伤害，给周边小姓造成了无法从心灵上抹去的永恒记忆。这种记忆的积累，就形成了谷村李氏欺压周边小姓的整体社会印象。也许谷村李氏的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小姓那种怯懦的心理状态；可作为李姓以外的小姓来看，就蕴含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心理演化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来已久的积怨造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心灵之结，小姓人氏对谷村李氏只剩下畏惧和怨恨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有待于谷村各个村支部、村委会的干部认真思考并不懈努力，《忠肃公家约》中关于谷村李氏“不大以科名之盛，族类之广，而大以人无跃冶之行，户有可封之俗”的教诲，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谷村形象的改变要从他们自己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