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区的人口拉力

（一）秦巴山区的人口拉力

首先，本区有面积相对广大的原始森林或未垦荒土，在时人心目中仍是谋生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如前所述，有明一代，本区已以此为基本条件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流移，在山区内展开了空前规模、空前程度的开发，取得了显著的绩效。但是，与一些主要的、开发比较早的传统农业区相比较，起码从一些外在指标如人口密度、垦殖指数等看仍属开发相对不足的地区，加之山区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不强，尤其经历了明末清初长期动荡之后，更显得土旷人稀，时人称其地“多良材，产铁矿，竹可纸，木生耳蕈，食宜包谷、荞、豆、燕麦。不当徭纳粮，但给地主数贯，即可赁种数沟数岭”⁽¹⁵⁾。与其他一些开发程度较低的边远地区相比较，本区还具有地理位置适中的优越条件，其地界连四省，有“壤地相接，易于搬移”之说，为流移进入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便利条件。

其次，与山区自然条件紧密相关，本区具有的某些社会条件亦对流移具有相对的诱惑力：一是本区界连数省，地形犬牙交错，官府在山区的社会控制相对薄弱，政治、军事统制如是，赋役征发亦如是。所谓“山内州县地瘠赋轻。大者周围一二千里，小亦常五六百里，地方辽阔，令尉固耳目难周，营讯亦晨星落落。遇地方失事，数日开报，数日至失事处所，常远扬不可追捕。故居恒互相隐讳，浸淫酿成大案，迨以疏防参劾，事已无济。且省各有界，犬牙相错，不能越境而谋。勤能之吏，亦只自固其圉。各边徼距会城远者二三千里，近者千数百里，不请命则专，请命则缓不及待，况事连两省，大府咨商往返，动需数月”⁽¹⁶⁾。这样一种“耳目难周”、“鞭长莫及”、“路歧如麻”及“咫尺隔省”的情况，不仅仅如以往研究者所说的有利于反政府活动的进行，而且有利于流移的顺利进入潜居和某些经济活动（如开矿、经商）的能动展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官府的干预、约束，减少贪官污吏的盘剥勒索，表现为一种相对自然的过程。当然，对于那种有逃避罪责性质的流移来说，这种“三不管”的区域社会环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也是无可否认的。

清人严如熤曾经对山内行政区划的现状和历史进行过如下分析，当有助于对山区开发进程的理解。他认为：

明时原杰于郧阳设巡抚，将山内州县辽阔者，分设县治，洵乎安边大猷，惜其所筹办者，只为秦豫楚三省交连之处，未谋及秦蜀上游也。山之在楚豫者，虽亦高大，而不如秦蜀之险峨。且老林深箐，多在秦蜀接壤。川东北郡邑之边秦者，距成都往往千数百里，视郧阳之距武昌更迢遥矣。县治过大，难以兼顾，如太平之城口，洋县之华阳，安康之砖坪，平利之镇坪者，此类尚多，当时并未议及，岂今昔情形不同，固有待于后人乎！⁽¹⁷⁾

严如熤长期为官陕南，讲求实务，注重实地调研，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在明代，与流移所自来和向秦巴山区推进的方向相关联，流移集聚的重心是在偏东部的豫陕楚交边山区，经济开发的区域重心与此相一致，作为流移落居和经济开发结果的体现形式之一，州县行政区的增设，自然也在这一地区。从当时客观条件限制的秦巴山区开发推进层次、方向言之，偏西南部的川陕交边（严氏所谓“秦蜀上游”者）山区属本区的纵深地带（从本区西部、西北部进入大量流移的可能性极小），明代特别是明代后期虽已有不少流移进入，但相对于偏东部地方却要偏少。清代本区的“老林深箐，多在秦蜀接壤”，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明代流移开发活动的必然结果，不仅仅由于其山险峨之故。在流移与山区开发诸问题上，严氏继承了明代周洪谟的思想并有所发展。

地方辽阔，相互交错，不仅是相对于川陕楚三省之间而言，亦不仅仅在行政区设置稀疏之时如此，各州县之间亦存在着类似状况，即使清中叶增设较多厅县以后，秦巴山区行政区划间的相互交错及由此导致的矛盾或冲突，仍是地方社会控制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如川东北，“东乡（县）界连达（县）、太（平），达邑之界，间有插入东邑腹地……其地四畔又系东土。太邑之地，亦有插入东邑腹地，四畔亦俱系东土，去太城数百余里，俗均谓之插花地。现奉札编连保甲，各厅州县自一体遵行。惟此插花处所，户口原归各管，东邑自不便入编连。但思若不相为联络，恐各该处恃非东邑人民，又去该管之城太远，易于藏奸，则清查又未周密”⁽¹⁸⁾。事实证明，这类地区也正是社会问题多发的地区。

在赋役负担方面，由于山内土地相对宽广，科则本来就不算重，加之田地的丈量、登籍都不是那么严格，更有折亩等因素影响，使实际摊到每亩田地上的赋税负担相对较轻。照严如熤的说法，山内只有商州、南郑、城固、洋县、西乡等少数州县的征银额达到万两，其余的兴安、保宁、夔州、郧阳、宜昌各府州属县大多不过三四千两，小县只有数百甚或数十两。流移之大量涌来山区与赋额的关系是：

国初定赋，人户荒凉，原定之额不能符数，土著百姓以纳课为难，募人领地承赋，其承纳之国课不过几钱几分，领地则广数里。至离县远者，一纸执照之内，跨山逾岭，常数十里。⁽¹⁹⁾

于是，“附近省民利其地方赋轻，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²⁰⁾。对于早期来到山内从事种植业的流移来说，较轻的赋税负担是他们心向往之的主要目的。

与赋税负担较轻相类似而且有密切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佃租不重，其前提之一亦是因山区田地面积宽广而计亩不严，再加之山地零散且不规整，量算不易准确，所以，“完课既为不多，故其赁佃之租，亦不似外间之按亩而定也”⁽²¹⁾。佃租不重的另一客观条件是，在清朝恢复早期，面对土地宽广而劳动力相对缺乏的现实，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要交纳国家赋税且不致土地长期荒废，有时不得不以较低的租额来吸引流移承佃，也就是说，劳动力相对稀缺使流移在租佃关系中站在了有利的地位。早期佃农得以获取较富裕的生活，甚或“数年起家”，“数年至巨富”⁽²²⁾即得益于此。而部分致富的佃农又起着榜样的作用，召致更多的流移前去走他们的“致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