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清代秦巴山区统计人口数量示例
清代秦巴山区各州县的人口普遍大增，除了前引文字记述之外，兴安府等地方志中也分别留下了若干年份的人口统计数据，虽然难免存在漏计或虚夸的现象，各数据的可信程度互有差别，仍大致可以反映出乾隆到嘉庆、道光初年或光绪年间秦巴山区由于流移大量进山而造成的人口增长趋势，列表5-2、表5-3、表5-4、表5-5、表5-6，以供参考。
表5-2 兴安府人口增长状况 单位：口
说 明：乾隆五十二年的白河、紫阳二县人口数仅统计了男口，不包括女口。
资料来源：嘉庆《兴安府志》；卢坤《秦疆治略》。
表5-3 商州直隶州人口增长状况 单位：口
续表
资料来源：乾隆《商州直隶州志》；卢坤《秦疆治略》。
表5-4 川东北部分州县册载人户增长状况 单位：户
续表
说 明：各地方志所载户口数据统计标准可能不同，能够搜取到的数据年份也不一致，加之清代后期的户口统计有虚报现象，表列数据仅供参考。
表5-5 道光年间城口厅人口构成统计表
说 明：城口全厅合计：户22287，口102540。
在户口中的比重：承粮烟户占14.65%，工商当佃户占85.35%。
户均口差异：承粮烟户6.566口，工商当佃户4.263口。
户均男口：承粮烟户3.51，工商当佃户2.63。
户均女口：承粮烟户3.05，工商当佃户1.63。
男女比例差异：承粮烟户115，工商当佃户161。
资料来源：道光《城口厅志》卷7《户口》。
表5-6 嘉庆十六年（1811年）东乡县户口构成表
资料来源：嘉庆《东乡县志》卷13。
其他州县如：
镇安县由乾隆初年的3800余口增至道光初年的159800口。(116)
镇平县在乾隆朝设巡检时领荒开垦者仅七八户，到嘉庆年间（1796～1820年）增至8000余户，道光年间增至10200户，94800口。(117)
西乡县道光年间土著老民24114户，男女大小95792丁口；新民14614户，男女大小82661丁口，共计38728户，男女大小178453丁口。(118)
佛坪厅光绪八年（1882年），土住户4228，口5973。较道光五年（1825年）设厅时增户371，口4143。“至客民去住无常，历年增减难以细载。光绪八年（1882年），户8133，口46595。而雇工另户不与焉。”(119)
自乾隆至嘉庆年间，由于人口骤增和垦殖规模的不断扩大，秦巴山区先后增设孝义、宁陕、留坝、定远四厅，道光初年又增置城口、砖坪、佛坪三厅。地方志及其他有关资料表明，清代陕南的人口自康熙中期的50万左右增长到了396万余，增长了将近7倍。减去其中自然增长的人口，百余年间移民入陕南的人口也达300余万。(120)足证清代前期流移进入陕南的规模之大，亦由此可以推知整个秦巴山区接纳流移人口的可观数量。(121)
【注释】
(1)《停征修城积谷疏》，见《卢象癉疏牍》卷1。
(2)高斗枢：《守郧纪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3)同治《竹山县志》卷19《名宦志》。
(4)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
(5)同治《竹溪县志》卷12《艺文》。
(6)《户部抄档·地丁题本·陕西三》，见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7)光绪《续平利县志》卷10《艺文》。
(8)李呈祥：《巡抚广西等处提督军务兼理盐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级复阳郝公行状》，见《碑传集》卷64，《清碑传合集》（一），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812页。
(9)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二十日川抚高民瞻揭，《户部抄档·地丁题本·四川二》，转见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10)康熙《四川总志》卷35《筹边》，转见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11)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敕下各省遣发川省流民回籍疏》，载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转见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12)民国《苍溪县志》卷13《杂异志》。
(13)同治《郧阳府志》卷2《建置志》。
(14)乾隆《夔州府志》卷1《沿革》；康熙《巫山县志·秩官》。
(15)严如熤：《规画南巴棚民论》，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82。
(16)严如熤：《规画南巴棚民论》，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82。
(17)严如熤：《三省山内边防论》，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82；《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18)徐陈谟：《奉行保甲筹议六条》，见嘉庆《东乡县志》卷33《艺文》。
(19)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参见《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1页。
(20)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21)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参见《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21页。
(22)乾隆《平利县志》卷2。
(23)《清朝文献通考》卷2。
(24)《清世宗实录》卷6。参见同治《户部则例》卷8《田赋二下》。
(25)《顺治十三年六月初七日题》，《户部抄档·地丁题本·四川二》。
(26)《明清史料》丙编，第10册。
(27)《陕抚陈公弘谋兴除告示》，见民国《镇安县志》卷7《艺文》。参见乾隆《镇安县志》卷10。
(28)邹溶：《理洋略》，见康熙《洋县志》卷8《艺文志·杂文》。又见光绪《洋县志》卷3《风俗》（作《理洋文》）。
(29)康熙《山阳县初志》卷5《艺文》。
(30)王穆：《招徕馆记》，见道光《西乡县志》（抄本）。
(31)王穆：《招徕馆记》，见道光《西乡县志》（抄本）。
(3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4。
(3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4。
(34)杨应琚：《请广开垦疏》，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34《户政·屯垦》。
(35)杨应琚：《请广开垦疏》，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34《户政·屯垦》。
(36)《陕抚陈公弘谋兴除告示》，见民国《镇安县志》卷7《艺文》。
(37)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初八日《吏部尚书纳亲等题》，《户部抄档·地丁题本·陕西四》，见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334页。
(38)参见乾隆《商州志》卷6；《清高宗实录》卷17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6等。
(39)《陕抚陈公弘谋兴除告示》，见民国《镇安县志》卷7《艺文》。
(40)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敕下各省遣发川省流民回籍疏》，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转见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41)该碑刊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见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1页。
(42)康熙《山阳县初志》卷3《风俗》；《物产》。
(43)乾隆《直隶商州志》卷6《田赋志》。
(44)乾隆《兴安府志》卷25《艺文》。
(45)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36。
(46)皆见王昶《商洛行程记》，载《小方壶舆地丛钞》。王昶（1724～1806年），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05有传。
(47)民国《商南县志》卷2《风俗》。
(48)《禀恳山地免升科》，见嘉庆《山阳县志》卷12《杂志》。此文为何氏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在洛南知县任上的通禀稿，被收入其修纂的《山阳县志》中。
(49)光绪《雒南县乡土志·人类》。
(50)乾隆《洵阳县志》卷11《风俗》。
(51)《邑令张志超复禀毕中丞饬查寄籍讼棍匪类由》，见光绪《紫阳县志》卷1；《紫阳邑侯张公德政碑记》，光绪《紫阳县志》卷8《艺文》。
(52)《紫阳邑侯张公德政碑记》，见光绪《紫阳县志》卷8《艺文》。
(53)马允刚：《川湖会馆记》，见光绪《定远厅志》卷25《艺文》。
(54)张沛编：《安康碑石》卷3，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55)张沛编：《安康碑石》卷3，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页。
(56)张沛编：《安康碑石》卷3，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9页。
(57)张沛编：《安康碑石》卷3，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01页。
(58)张沛编：《安康碑石》卷3，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02页。
(59)张沛编：《安康碑石》卷4，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页。
(60)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279页。
(61)张沛编：《安康碑石》卷4，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2页。
(62)此墓虽在洵阳，而墓主自安庆流迁而来，落居地实为郧西。
(63)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281页。
(64)张沛编：《安康碑石》卷5，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235页。
(65)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316页。
(66)陈显远编：《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67)以上王、陈、何三家皆乾隆年间移居西乡县上高川地方。
(68)《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7页。
(69)张沛编：《安康碑石》卷6，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352页。
(70)《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页。
(71)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1，见《章氏遗书》卷24。
(72)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1，见《章氏遗书》卷24。
(73)郧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郧西县志》，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5页。
(74)同治《东湖县志》卷5《疆域下》。
(75)乾隆《广元县志》卷7《风俗》。
(76)民国《云阳县志》卷23《族姓》。日本学者森纪子《清代四川移民经济》亦论及川东，并据民国《云阳县志》对移民氏族作了统计，但结果略不相同。参见《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4期，1987年。
(77)民国《紫阳县志》卷2《建置志》。
(78)《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79)卢坤：《秦疆治略》。
(80)吴振蒶：《养吉斋余录》卷5，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页。
(81)《清仁宗实录》卷61。
(82)《清仁宗实录》卷63，参见同书卷53，嘉庆四年十月谕。
(83)阮元：《蝟经室四集·诗》卷10《荆襄杂诗九首》。
(84)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记述较多为研究者引用，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即卓秉恬、卢坤记述的多为嘉庆、道光时期的流移状况，有论者用来说明乾隆以前的情况是不合适的。
(85)同治《郧阳志》卷1《舆地志》。
(86)康熙《郧阳府志》卷9《风俗》。
(87)同治《竹溪县志》卷14《风俗》。
(88)乾隆《郧西县志》卷5《赋役》。
(89)乾隆《郧西县志》卷3《公署》。
(90)张道南：《营制说》，见同治《郧西县志》卷18《艺文》。
(91)乾隆《郧西县志》卷《武备》。
(92)光绪《大宁县志》卷1《风俗》。
(93)光绪《太平县志》卷2《沿革》。
(94)嘉庆《达县志》卷19《风俗》。
(95)龚景瀚：《坚壁清野议》，见嘉庆《达县志》卷46《艺文》。
(96)卢坤《秦疆治略》之编辑，即与揭示秦巴山区以人口变动为契机的社会变迁、提出相应对策密切相关。卢序云：“方今南山开垦日广，游民聚集日多，治理情形较当时尤为紧要。而数十年来生齿繁众，即平原各属风气亦与往昔不同。”
(97)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3。
(98)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
(99)光绪《孝义厅志》卷3《风俗》。
(100)民国《云阳县志》卷23《族姓》。
(101)道光《城口厅志》卷6《风俗》。
(102)参见乾隆《广元县志》卷7《风俗》。
(103)童兆蓉：《上陶方伯模》，见《童温处公遗书》卷5。
(104)民国《镇安县志》卷9《风俗》。
(105)嘉庆《山阳县志》卷6《田赋》。
(106)王锡之：《留聂午侨》，见民国《商南县志》卷12《杂录》、卷2《风俗》。
(107)咸丰《阆中县志》卷3《户口志》。
(108)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109)光绪《孝义厅志》卷3《风俗》。
(110)山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111)洪锡畴：《李处士传》，见道光《城口厅志》卷20《艺文》。
(112)《处士林常怀一家数口同时死难合传》，见道光《城口厅志》卷20《艺文》。
(113)《王氏宗谱序》，晓道河《王氏宗谱》，转见《皋岚县志》编纂委员会《皋岚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页。
(114)严如熤：《稽查山内匪徒禀》，见《乐园文钞》卷7。
(115)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
(116)民国《镇安县志》卷3。
(117)民国《镇平新编简要县志》。
(118)道光《西乡县志·户口》。
(119)光绪《佛坪厅志》卷1《田赋》。
(120)史念海等：《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1)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对陕南地区清代接纳的流民来源与人口地理分布、人口密度、性别构成等作过定量分析，可供参考。《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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