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至1959年间国内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变幻莫测。多数知识分子并不理解形势变幻的意义，在“争鸣”和“反右”的运动中随波翻腾，一些学者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以至生存的权利。1956年1月，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泽东提出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250]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公开否定斯大林。4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个人崇拜。12月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首次提出了区别对待两类社会矛盾问题，“反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251]强调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教条主义、百花齐放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也是对斯大林的教训的汲取；但苏联全盘反斯大林引起毛泽东的警惕，这样风向就转为反修正主义。这本来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情，但由于学者的鸣放超出预料而转为“反右”。政治上从反教条到反修的逻辑制约着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反思的进程。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52]1956年下半年，全国不少地方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罢工、罢课和请愿事件。[253]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195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冯友兰列席，与毛泽东分在一组。会场设在毛泽东住所，由毛泽东主持。冯友兰回忆说：“在开会中间，毛泽东叫我发言，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在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好好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254]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党内开展整风，整顿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255]毛泽东同时也提出反对修正主义。他说：“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256]又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257]4月11日，毛泽东邀请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胡绳、周谷城、王方名、黄顺基以及田家英、陈伯达等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毛泽东鼓励学者鸣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略论“百家争鸣”》，提出只要经过认真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无论是否成家、人物大小、鸣的好坏，都可以鸣，至于争鸣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则看个人自愿；文章指出，“双百”方针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研究自由的具体化。在鼓励学者争鸣的同时，“反右”也在展开。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已经浮出水面。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评论，此后全国开始全面的“反右”斗争。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提出“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258]7月，毛泽东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小估计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59]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作《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否定“八大”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60]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261]会后，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262]认为人民公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除了造船、钢铁、电力外，下一年全面超过英国。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追击条件论》的文章，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263]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者文章《神话似的现实》，说“党把一切胜算操在自己手中，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要胜利就能取得胜利，神话也能变成现实”；[264]“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就会创造比神话还要美妙的神话”。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条件论者”错在哪里》的文章，认为条件论者没有看到人这个重要条件。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曙光的文章《立足现实大胆想象——谈客观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不是主观唯心论，而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它是一个具有充分革命精神的口号。”[265]德麟发表文章认为：“规律是可以消灭的，消灭的办法就是消灭产生这个规律的前提。如果我们能够消灭产生某种规律的前提，我们就完全可以消灭这种规律。”[266]此后全国兴起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河北、河南、湖北、广西等地不断放出粮食高产“卫星”，最高亩产达13万斤。
1957年前后中共对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和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67]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在对待知识分子上重安排，不重改造，不敢改造知识分子。[268]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还需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269]毛泽东在发表于6月19日《人民日报》上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270]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中提出：“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271]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反右在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
毛泽东既希望旧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又担心资产阶级夺权；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以及匈牙利事件强化了毛泽东的担忧。所以他一方面号召“反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修正主义”；一方面号召“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又提出“反右”。“反教条主义”和“反修正主义”，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界的两个侧面：由旧知识分子组成的哲学史家要求反对教条主义，而出自革命阵营的学者则要求反对修正主义。无论反对教条主义还是反对修正主义，其实都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毛泽东并不太信任旧知识分子，他和周恩来都提出了培养新知识分子或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他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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