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跟踪分析》课题组

一、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所谓“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指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使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转变为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提高增长的质量，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1.从剧烈波动走向平滑化——十次波动的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济增长率（G D 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个周期（见表1和图1）。从1953～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了5个周期。其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 3%，1964年为18. 3%，1970年为19. 4%）。各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峰谷落差，以第2个周期最大，达48. 6个百分点。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5个周期。其中，在已有的4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降到11%～15%（1978年为11. 7%，1984年为15. 2%，1987年为11. 6%，1992年为14. 2%），峰谷落差在6～7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我们以1978年为界，1953～1977年与1978～2004年相比，即改革开放前后相比，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简单算术平均）由6. 5%上升到9. 5%，上升了3个百分点；最大值即最高峰位由21. 3%下降到15. 2%，下降了6. 1个百分点；最小值即最低谷位由- 27. 3%上升到3. 8%，上升了31. 1个百分点；反映波动幅度的标准差由10. 5个百分点下降到2. 9个百分点，下降了7. 6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其突出特点是大起大落，且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 D P绝对下降，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 D P并不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

表1　中国历次经济周期

图1　中国GDP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4年）

从改革开放后各个五年计划时期看，“十五”期间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我们利用增长与波动的关系测算经济增长质量，增长视为福利增加，而波动值越大说明经济中风险加大和福利损失，它们二者之比为增长质量，数值越高越好。我们计算出“十五”期间经济增长质量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质量最好的时期，增长适度且保持稳定（见表2）。

表2　各个经济时期增长质量的比较（%）

注：①增长波动，使用经济增长的标准差进行测量的；②增长质量，是用增长比上波动，值越高增长质量越好；③“十五”期间最后一年为我们预测的9.2%。

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3%，开始进入新一轮周期。^[2]2003年、2004年、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均为9.5%。2005年全年，预计为9%或略高。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9%～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从未有过的。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直所盼望的。那么，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将会出现什么新特点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总的看法是：未来5～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要增强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

2.“适度高位的平滑化”的国际比较

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的经济增长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轨迹。对此做一下比较研究是有益的。

日本。图2给出了1953～2002年日本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从图2看到，日本在1955～1973年有连续19年高速增长，其中，1966～1970年的5年出现过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65年低谷之后的向上走势），GDP增长率处于10.2%～12.2%之间，平均为11.2%，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2个百分点（见图2中用黑圆圈显示的部分，数据见表3）。^[3]

图2　1953～2002年日本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

表3　有关国家和地区GDP快速平稳增长时期

资料来源：IMF，1983，1985，1993，1996；IMF，2002.

台湾地区。图3给出了1960～2002年台湾地区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从图3看到，台湾地区出现过两段平稳增长时期。第一段是1963～1973年的11年，出现了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63年之前的几年，经济已处于向上走势中），GDP增长率处于8.9%～13.3%之间，平均为11%，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4.4个百分点。第二段是1991～1997年的7年，亦出现了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90年低谷之后的向上走势），GDP增长率处于6.1%～7.6%之间，平均为6.7%，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1.5个百分点（见图3中用黑圆圈显示的部分，数据见表3）。

图3　1960～2002年台湾地区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

美国。图4给出了1949～2002年美国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从图4看到，美国也曾出现过两段平稳增长时期。第一段是1985～1989年的5年，出现了经济向下走势中的平稳（1984年高峰之后的向下走势），GDP增长率处于3.4%～4.2%之间，平均为3.7%，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0.8个百分点。第二段是1996～2000年的5年，出现了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95年低谷之后的向上走势），GDP增长率处于3.6%～4.4%之间，平均为4%，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亦为0.8个百分点（见图4中用黑圆圈显示的部分）。

图4　1949～2002年美国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

我国1998～2005年经济的平稳增长，是在1993年后经济向下走势中的平稳。这是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走势低迷的影响，以及克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下取得的。这是来之不易的。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否再走出一条新的向上走势中的平稳轨迹。我国目前所出现的平稳增长，虽然速度也较快，但基本上沿着潜在经济增长率增长。

我们要记住历史上几次“过热”的教训。一些地方追求政绩的盲目扩张冲动仍存在。若一下子盲目地、过大地打开货币信贷的“水龙头”，也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使经济增长率迅速地提升起来。然而，这些都是不可取的。要使经济增长率提升且平稳增长，还要在继续深化改革、继续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深思熟虑地进行。

国际上有关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以美国为例，“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鼎盛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特征是扩大总需求。在“二战”后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总的来说，美国经济的供给面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能够发挥出一定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即便如此，长期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最终还是导致了70年代初之后的高赤字、高通货膨胀、低增长的严重“滞胀”局面。由此，也使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退出了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供给学派等各种新兴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片面强调扩大总需求的缺陷，供给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面，主张以减税刺激企业投资，从而增强供给面的活力。其实，以减税来刺激企业投资，其作用是双重的：既有利于扩大总需求，又有利于促进供给面的调整和改善。所以，在美国，有学者称供给学派是“没有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实际上，80年代初以来，从里根政府到克林顿政府，总的政策趋向是将需求与供给相结合。这使美国经济既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又及时地调整了产业结构，特别是促进了高科技的发展。由此，也使美国的经济波动出现了微波化趋势。

图5给出了“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曲线。1949～1999年的51年中，美国共发生了9次经济衰退，与此同时，也出现过三次较长的景气繁荣期：第一次是1961年2月～1969年12月，历时106个月（8.8年）。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的鼎盛时期。其后，1970年、1974～1975年、1980年、1982年，连遭四次经济衰退。1982年11月～1990年7月，是第二次较长的景气繁荣期，历时92个月（7.7年）。第三次较长的景气繁荣期是1991年4月～1999年10月，已历时103个月（8.6年）。后两次景气繁荣期，中间只相隔了很短的几个月，连续起来看，这两次景气繁荣期从1982年11月～1999年10月，共延续了17年，目前仍保持着一定的增长态势。当然，如此长时间的增长也会使美国经济累积下新的问题。但将扩大总需求与供给面的结构调整相结合的政策趋向的确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以美国20世纪头40年为例，当时还没有现代的政府宏观调控，而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这期间就发生过8次峰谷落差在8.5～21.5个百分点的剧烈波动（见表4），而且每次波谷均为经济的负增长。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经济负增长连续达4年之久。正是在这次大萧条之后，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开始有了政府的宏观调控。

图5　美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49～1999）

资料来源：1949～1958年，GNP增长率，按1982年价格，《总统经济报告》，第289页，1991；1959～1997年，GDP增长率，按1992年价格，《总统经济报告》，第329页，1999。1998～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表4　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资料来源：根据［英］B.R. Mitchell编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年版，第886～897页数据计算。

两类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虽然各自带有不同的体制性特点，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相通的规律性机理，即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投资和生产很容易出现累积性的过度扩张，这种扩张会遇到各种资源供给的制约，越是“大起”，就越会导致“大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一规律性机理仍然会起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候，牢记中外历史上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鉴于市场自发调节的缺陷，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时，以及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又多次重申了这一目标。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既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又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所以，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它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全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宏观调控会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把握好经济增长长期趋势，运用恰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会创造出高速和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周期。2004年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宏观调控防止了经济局部过热和通货膨胀，同时也没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中国经济周期中的增长与波动因素分析

1.潜在增长率

经济周期中的增长与波动的关系比较恰当地描述为“产出—物价”的菲利普斯曲线。这种菲利普斯曲线以经济增长率替代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这一替代是通过“奥肯法则”实现的。“奥肯法则”是指实际失业率相对于自然失业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实际产出水平就会超过潜在生产水平而增长约3个百分点，这样就将完成了就业与增长的替代，构造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理论假定了“现实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偏离”，这一偏离表现为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压力，从而也计算了潜在增长率，并以此模拟了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即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扩张，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升偏离，物价上升，回落亦是相同原理。

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国际经济学界也存在着争议。比如，在2000年4月5日美国白宫新经济会议上，针对美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高速增长，对于美国是否存在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问题就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意见（Whitehouse，2000）：第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高速增长，而不存在什么速度极限。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加尔布雷思教授提出，传统经济理论所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实际上并不存在。他说：“如果存在增长的上限，或失业的下限，或扩张的极限，那么实际情况是，没人知道它们在哪儿。”他主张不要受什么增长极限的约束，而要积极地推进经济增长。第二种意见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是存在的，但在不同时期可以提高。美国耶鲁大学诺德豪斯教授提出，就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看，总体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已被提高。他说：“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个速度极限是多少或它将持续多久，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要高。”第三种意见认为，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现实的经济增长率时而高于、时而低于潜在增长率；而就长期趋势而言，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改变。美国Evercore合伙公司的奥尔特曼先生提出，美国在过去3年里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潜在增长率。在过去的40年里，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波动，但生产率的长期趋势线并没有改变。我们尚不知道，美国较高的生产增长率能否持续。

现在，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即20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的扩张期已经结束。这表明，经济增长的速度极限是存在的。但对于一个中长期，比如说5～10年左右的时间来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下一个5～10年的经济增长率水平比上一个5～10年，可以降低，也可以提高。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确切地判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这一困难就更为突出。尽管如此，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仍然有不少的估计。

关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有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HP滤波法，即通过HP滤波法，得出GDP的趋势增长，这个趋势增长率就是潜在增长率；第二种是生产函数法，即利用总量生产函数，估计潜在增长率；第三种是根据菲利普斯方程，估算潜在增长率。

我们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它反映的是通货膨胀率与实际收入对其潜在水平的偏离。图6是1978～2004年通货膨胀与国内生产总值走势，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变动呈现出某种一致性。

图6　通货膨胀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

根据价格调整方程，我们可以建立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下面，就利用统计数据对二者进行计量分析。为避免伪回归，我们先对CPI^[4]与GDP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变量，于是，我们可以用O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可得回归方程：

CPI= 1.006×CPI（-1）- 0.412×CPI（-2）+ 0.966×GDP- 6.558

其中，t统计量都很显著，DW值为2.036，R2为70%，调整的R2 为67%，计量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回归方程的经济含义：

（1）CPI受其自身的影响。滞后一期（即上期）CPI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同向变动1个单位，这很符合适应期预期假说；同时，滞后两期CPI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反向变动0.41个单位。综合起来，过去CPI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同向变动近0.6个单位。

（2）CPI受GDP增长率的影响。GDP增长率变动1个单位，导致当期CPI变动0.97个单位。这恰恰反映出CPI变动与GDP变动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用CPI来衡量经济是否过热，即GDP的增长是否过快。

根据这个回归方程我们可以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所谓稳态，是指增长率保持不变。稳态通货膨胀率，即没有加速通货膨胀）。根据经验，可以容忍的合理的通货膨胀水平在3%～5%，因此，GDP增长率在8.1%～8.9%之间。而这个区间就可以理解成潜在GDP增长率的区间。如果增长率超过9.5%，显然，通货膨胀率将会超过6%。通货膨胀率为0时的GDP增长率为6.8%。^[5]

表5　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依经验整理。

综合前面的分析，HP滤波法得出的潜在增长率区间为8%～10%，生产函数法（林毅夫等的估计）得出的潜在增长率为8.56%，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得出的潜在增长率区间为8.1%～8.9%。由于HP滤波法和数据性质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只能就此得出过去的潜在增长率，还不能依此就未来得出准确的判断。就未来而言，假定生产函数不变，或菲利普斯曲线方程不变，那么，潜在增长率将在8.5%～9%之间。

2．增长贡献分解

我们进一步对增长和波动的贡献做分解，分析增长与波动的贡献因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着分阶段的特征，我们依据可变价格计算的贡献率分五年计划期看（见表6），从增长、消费率和投资比率上也能看到大的发展轮廓，1981～199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74%，“六五”和“七五”消费率为68.89%和57.86%，消费占绝对的带动地位，投资率为33.72%和31.24%，出口贡献为负，消费主导着经济的增长；1991～2000年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八五”期间投资率上升很快，但依然为消费主导，但1993年的投资过热引起了较大的波动，到“九五”期间，投资加出口已经超过了消费，外资和对外依存度显著提高，为了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断提高着投资比率，经济增长开始下滑；“十五”期间投资率超过了消费率，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开始回升，2002年以来增长保持在9%以上的高位。

表6　改革开放后五年计划期的增长贡献的分解（%）

注：①不包括2005年；②按现价计算平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

由于统计局没有公布不变价的统计，我们利用Albert Keidel （2001）计算的中国（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出的）按支出法的1979～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贡献看，与我们的上述结论基本是相吻合的，个别年份不同可以互相进行参考校正。整个20世纪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是最大的，这一期间净出口负的年份多，一直受到逆差的困扰。90年代以来净出口带动崛起，主要年份进出口带动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经济增长慢的年份，净出口带动更是明显，出现了（1994年、1995年、1997年）投资＋净出口贡献超过消费的情景。

我们再进一步细致地分析各个发展阶段中的增长带动和调整因素。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以农村改革开始的，1979～1985年农村居民消费主导着经济的增长，仅有1985年的投资超过消费，也与农村住房投资过快有关。80年代后期城市的改革释放了城市居民的消费热情，1988年的抢购导致了物价上涨过快。按不变价计算的贡献看，1989年经济调整开始则也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下降过速引起的，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最主要的增长贡献和波动因素都来自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农村改革是以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开始的，中间经历了1976年的“四人帮”事件后更是大步向前，一直到1989年调整，调整到1990年，历经了16年的发展，基本属于库兹涅兹的发展周期。

所谓库兹涅兹（Kuznets）周期指15～2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也称为建设周期，典型的美国大移民时代就是这一周期的体现，主要标志是两大因素互相作用推进发展，一个是居民财产购建，另一个是人口转移。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主要早期集中在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进入到“数量型扩张”，农村住房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资产累积；中后期农民开始了就业变动，“离土不离乡”的过程，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城市居民进入了家用电器普及化过程，城乡居民进入以耐用消费品为主导的“追求消费质量”阶段，家庭资产中的家用电器累积加速。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是1994年的汇率改革创造了出口需求，外资激增，制造业高速发展，产业升级；第二是城市化进程启动，1992年土地要素放松管制，价格放开启动了城市化，特别是1997年后住房消费信贷的启动更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两大需求刺激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率提高。

新世纪的近5年是城市化加速的时期，投资起了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这里值得分析的是，由于投资中包含了居民住宅的个人投资（居民住房消费信贷增长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投资比率，高投资中含有了住宅消费导致的构成变化。在城市化住宅消费推动下，高投资带动的增长依然比较平稳，但也要深刻认识到住宅投资的周期具有强幅波动的特征。

从1992年开始的城市建设周期开始，居民不动产的积累在逐步加速，农村人口也进入了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步伐。居民的高储蓄决定着投资规模，1998年以后在积极财政和消费信贷的刺激下，真正城市化建设周期进入加速期，新世纪则更加体现出来，在这一时期内投资将主导中国增长，这一周期应该会持续到2010年以后。随着城镇人口比重超过农村人口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才会引起大的周期性调整，在此期间经济会保持高速平稳增长。

3.增长中技术进步的“正向冲击”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仅从需求因素解释是不够的，从长周期看必然是技术进步才能导致中国整个潜在增长水平提高；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较高的经济增长才能长期维持，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要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发展以来，将经济增长的波动分解为随机的白噪声波动和技术进步的冲击（Shock），技术进步的“正向冲击”上移了增长的路径和改变了增长的斜率，又分成水平和垂直技术进步。按索洛的“经济增长核算”计算，将各类技术进步综合都表现为“剩余”全要素生产率（TFP）。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周期阶段看，需求拉动了中国两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耐用消费品”为需求主导的普及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家庭不动产——住房和汽车的需求为推动。第一阶段是以居民收入平均化为基准的快速普及期，从“老三件、新四件”接连不断的耐用消费品的普及，产品需求周期和供给周期都较短，出现了“消费需求的同步振荡”。第二阶段住房和汽车等的需求驱动着第二阶段的发展，外需也是巨大推动力，这个阶段伴随着城市化建设拓展和进入WTO后加大的对外开放，经济增长的周期明显要长于第一周期。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需求引致了中国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正向冲击”了经济增长，很多学者按索洛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进行的，将经济增长中未被资本和劳动力解释的部分为“索洛余项”，即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增长核算的复杂性，国外很多学者都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计算，虽有差异但结论和趋势大致是相同的，从改革开放到现在，GDP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是正的，大致在2～3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5%～50%，国际学者计算的偏高。增长的趋势是1979～1985年最高，1985～1990年次之，1990～1995年也较高，1997年后下降，2000年到现在有所回升但也要低于1995年以前。

表7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分阶段看，1979～1989年，由于改革开放，劳动者、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激励，产业结构开始向均衡方向发展，农业和轻工部门快速发展，技术进步首先来源于原有工业体系，技术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转移，军工向民用转移，结构调整的优化是重要的贡献，按世界银行的计算结构转变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30%，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下降到17%；并且，在开放方面进行了进口替代性的技术引进，如彩电、冰箱、录音机、大众轿车生产线等的引进，耐用消费品的产能的迅速提高，当然最大技术进步的应该是体制改革提高了基础制度效率。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二阶段，技术进步来自于开放过程中的“干中学”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的配置效率。这一时代的特征是国际产业转移。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中国加速了对外开放，1994年汇率并轨改革，加强了中国的比较竞争优势，外资和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外资的进入提高了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很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计算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从结果看，中国从90年代中期成为了一个出口导向的大国，中国在开放中通过“干中学”获得的技术进步和竞争优势，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国际产业转移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优化了就业结构，提高了综合要素生产率。这方面很多人研究了，如世界银行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GDP贡献为1.5个百分点，很多学者的计算认为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在1个百分点以上。

但20世纪90年代后，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过程，经济增长需要新的技术进步的正向冲击，否则一味地靠投资积累，增长的持续是要受到挑战的。

从发展的展望看，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未来的方向是要提高现代服务业来改善结构效率和促进制造业效率了。随着开放的步伐加快，“干中学”的积累应该逐步转向自主创新和提高配置效率的阶段了。

三、经济增长模式的挑战和“外部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增长相互促进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具有很强的内生化的增长逻辑，但这一循环面临增长模式的挑战以及开放后的“外部冲击”，增长的可持续性值得认真对待。

高投资促进了中国的高增长，但上述循环中很重要的条件是政府，政府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无限担保的国家银行体制动员储蓄并集中配置资源实现工业化（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2004），这种增长模式一方面累积了“过剩的产能”，另一方面累积了金融坏账、污染等长期增长的成本。这种增长模式的问题已经逐步显现，表现为投资率的持续提高、综合生产率降低、污染等长期问题日渐突出。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是对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挑战。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特别是加入WTO和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中国经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问题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问题，也将引起外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性评价，形成外部冲击，特别是国内“结构扭曲”引致的资本流动冲击更是对稳定的挑战。

我们接下来通过较大的历史跨度，认真分析了当前增长模式中固有的挑战和开放以后需要应对的问题。

1.“加速积累长期成本”的增长模式

中国高耗费的增长模式有其特殊的发展背景，是政府主导下的赶超策略的发展模式，即全社会补贴工业化。政府的行为特征就是要突破“恶性贫困循环”陷阱，所谓“恶性贫困循环”陷阱是指，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穷国的穷意味着低储蓄，所以没有投资，穷国的穷意味着低收入，没有购买力（纳克斯，1957）。突破贫困陷阱必须提高储蓄和创造需求，政府的作用是重大的：①政府通过“担保”降低了储蓄—投资的风险，大幅度提高了储蓄，并在政府主导下配置了资源；②政府通过干预性政策，超贬汇率、降低各种工业生产要素提高工业产品竞争力，促进了出口，创造了外部需求，突破贫困陷阱。

发展中国家提高工业品竞争力必须靠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这里包含着工业化本身创造的价值和大量其他部门转移的价值，如税收减让，工业用地无偿使用，劳动力没有社会保障，国家利用银行系统压低资金价格提供廉价资金，大幅度补贴基础设施、币值贬值等。因此，工业化的竞争力是全国全部要素通过管制压低价格转移出来的，绝不仅仅是劳动力价格低。由于所有要素价格都被压低提供，因此生产方式一定是粗放式的，主要是靠规模，而且越有规模就越可以多多占用低要素价格带来的潜在补贴。

中国早期是依靠剪刀差和命令经济，通过“扭曲结构”创造自我循环的重工业化。改革开放后政府继续压低了要素供给的价格，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公共服务价格都是无偿或低价地供给工业部门使用，1994年再通过汇率政策强化了工业竞争力，推进了中国外向型的工业化发展，外资引入和对外依存度每年都在创新高，2004年贸易依存度高达70%，作为大国是非常不合理的。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扭曲了要素价格，也决定着资源耗费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追求规模性的增长。要素扭曲的政策同样刺激了各地方大干快上，只要大干快上就能套取中央的要素价格补贴，很多资金、公共工程提供都是在价格被压低下供给的，地方多占资金、公共工程等资源的实质是套国家的利，如一个大型引水工程投资计算下来的水的价格是百元/吨，但补贴使用的支付金额可能是十元以下，乱用水的工业和服务项目的开工短期内就是套取补贴，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虽然这种发展模式一度在突破“瓶颈”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难以为继。国家干预出来了资源耗费，也“担保”出来了金融财政的风险。以政策性支持为基础的粗放增长方式产生的大量宏观成本由政府承担。

（1）高投资下的坏账由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通过金融抑制压低利率，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把70%以上的银行信贷贷给了国有企业，企业的坏账可以不还，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而银行却背上了巨额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最后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买单。早在20世纪末，政府就着手处理巨额不良资产。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1998年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3939亿元不良资产。近年来，又采取措施解决逐步暴露的坏账。2004年初，政府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补充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资本金；2005年，成立汇达公司处置中央银行再贷款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为救助证券公司，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银河证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等证券公司注资并提供贷款达165亿元。由于产生不良贷款的机制并没有彻底根除，“实际”的不良贷款余额仍在上升。2002～2004年政府加速银行业改制，剥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如果剔除这些“剥离”等不可比因素，2004年的不良贷款余额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810亿元以上（李扬、彭兴韵，2005）。

（2）中国历史上的低工资制阻碍了高增长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企业的工资成本被降低，但社会保障成本成为中央政府的隐性债务。代际转移的社会保障成本要求中央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最终向完全的个人积累账户转变。但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已退休职工和制度改革以前就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账”，每年收入的养老保险基金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积累额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即便按1997年GDP 的30%计算，需由中央政府补足的空账总量也超过2万亿元（吴敬琏、林毅夫，2003）。另外，近年来高投资导致快速城市化，虽然转移了部分农村劳动力，但这部分新转移的劳动力并未纳入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此导致未来的潜在社会保障成本进一步上升。

（3）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高增长目标，低价出售土地使用权，以此降低招商引资项目的成本，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导致局部行业产能过剩，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在土地转让权含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不力的背景下，土地和信贷市场不能给出真正的市场定价，产生巨大的套利空间，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共谋，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过度扩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4）。

（4）中国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开采的宏观成本居世界前列。由于资源定价扭曲，企业不承担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高投资的粗放型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以环境污染与破坏为代价。这方面的宏观成本有多大很难精确衡量，世界银行（1997）首次提出了真实国内储蓄（Genuine Domestic Savings）的概念与计算方法,估算了能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耗减、二氧化碳和颗粒物排放合计造成的净损失。世界银行的估算表明，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十分惊人，1981年最高曾达到30%，随后逐步下降到1999年的最低点3.8%。需特别警惕的是，从2000年开始环境和资源成本又有轻微上升，2003年已经回升到6.23%，这说明中国高投入、高污染和高能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仍在延续。

以上几方面的宏观成本具有一个共同点：由于原有的扭曲机制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高投资产生的宏观成本不是由投资主体承担，高投资产生的新的宏观成本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更严重的是，如果每年产生的宏观成本得不到及时化解，长期积累下去政府也会不堪重负，必然会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包袱。

这种“扭曲要素价格”补贴工业的模式，必然在宏观稍微放松的条件下就会导致地方和企业的高投资冲动，而这种冲动表现为宏观上的投资激增、微观的产能过剩。新世纪以来投资加速，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3.5万亿元，2004年增加到了7万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四年增长将近一倍。“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万亿元，“十五”期间可能超过29万亿元。这几年，工业领域投资过度，产能快速增长。2004年的宏观调控也是针对局部过热，特别是几大基础品行业，如电解铝、钢铁、电力和煤炭等。

中国产能过剩从消费品扩散到了基础品，见表8。如果依据发改委对水泥、铝、钢、煤的预测和看法都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大量产品进行了国际扩张，耐用消费品类出口占了产量的50%，也基本饱和。从产能利用率看，国际上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长期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70%以上，而我国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0%，严重过剩的客车、电力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可能会下跌到50%。另外，基础品加工能力过剩，而基础品所需原材料和能源又大量依赖于进口，如铁矿石、石油等。

中国的供给问题短期内表现为产能过剩和资源不足，从中长期看表现为长期供给成本的持续提高，表现为：①国内资源消耗成本上升，过度工业化造成了空气、水和土地的过度污染和消耗，未来这些资源价格会大幅度提高；②要素成本偏低，劳动力缺少社会保障的成本、资金要素以大量坏账补贴的资金价格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和产出效率高的现象也是不可持续的。

表8　中国部分产品的利用率（%）

注：**为该年度产能利用率的预测数。

中国过度的工业产能和资金密集化倾向也越来越难以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了，因此，在中国现有阶段不是投资高低问题，核心是投资是否起到了吸纳劳动力转移；如果仅仅是短期地形成了过度的工业产能，而没有吸纳劳动力，这种高投资就会形成产能过剩，既无结构效率，也无技术进步，不会提高长期供给线。

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激励了产能过剩性增长，必然“加速积累长期成本”，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固有的问题将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

2.“外部冲击”

中国的“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增长模式在开放条件下很容易引致“外部冲击”。“外部冲击”是指开放的宏观经济中，国际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国内经济产生的波动性影响。全球比较突出的例子是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了“石油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在经济增长形态上突出表现为“滞胀”；“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的冲击，产生严重通货紧缩下的衰退都是典型的外部冲击的例子。

2004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增长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到2005年底，预计外汇储备可能高达8000多亿美元，资本流入越来越强，地产和国债价格一路上行都不断出现国际资本的身影。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初始性调整，处于不稳定的汇率制度，预计仍需要进一步调整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外资流入将会继续，人民币资产价格将继续走高。除了金融压力外，大宗产品的压力更为巨大，铁矿石价格在连年上涨的情况下，2005年初上涨71.5%，石油期货价格一直在60美元左右高位徘徊，而且还有很强的上升压力，高盛的报告已经预计高点为105美元（2004年预测为60美元，基本达到），其他大宗产品价格也因“中国需求”因素上涨，双重的外部冲击压力直抵国门。

（1）汇率预期和非FDI流入。资本流动与汇率预期是高度相关的，资本流动衡量常用“非FDI指标”。“非FDI资本”是指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储备变动额减去经常项目差额，再减去直接投资差额后的余额。该指标的最大特点是：①包括了证券组合投资，如中资银行减少国外资产导致的外汇流入、海外上市以及增加从外国借款等流入；②包括了误差与遗漏项，从而反映了官方控制之外的资本流动。通过非FDI，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出一国的资本流动（既有流入也有流出）。

非FDI在中国比较稳定，1990年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非FDI流出（也可以理解成资本外逃），到亚洲金融危机的1998年，由于预期汇率贬值，这种流出达到顶峰。1998年以后，非FDI流出逐步减少，到2003年发生逆转，人们开始预期人民币升值，是大量的非FDI流入，特别表现在对外借款和减少海外资产的流入。到2004年，非FDI流入额达到一个高峰，2005年中国承诺了“出其不意”的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压力更大，非FDI仍加大流入。2005年第二季度非FDI流入超过150亿美元，而外汇储备总额也超过7000多亿美元。

2004年，除了人们减少海外资产导致的外汇流入，特别突出的是短期外债激增，短期外债1043亿美元，新增加了273亿美元，短期外债占外债余额的45.6%，也可见非FDI的流动性特征，它的流动方向和汇率预期高度相关，有很强的“易变性”，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的指标就是短期外债激增。

图7　非FDI资金流动（1982～2004）

与FDI比较起来，非FDI资本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流动性”非常强。对投资者来讲，流动性强易于规避风险，但对于流入国来讲，受冲击的可能性增大。这就是为什么对待非FDI当局需要更为谨慎的原因。当前讨论的“热钱”主要的依据就是非FDI，很多人再加上经常项目和FDI中“偷藏”的热钱，非正规渠道的人民币资产的流动（如中央银行注意到的中国周边国家使用人民币的状况）等，热钱过千亿。与2003年非FDI转折相匹配的是房地产价格似乎也同步启动，特别是上海地产价格，一路飙升，似乎有着关联。

（2）大宗商品涨价和“成本推动”。与热钱相比，大宗产品价格激增对经济的影响更是直接，特别是2005年以来在连续价格上涨的基础上更加快了上涨的步伐，铁矿石在年初涨价71.5%的基础上，仍要继续加价100%，铜价格连创新高，石油价格原预测在45美元左右，现在已经开始纷纷调高预测数。高盛刚刚发表的石油价格报告指出，现在刚刚处在石油价格飙升的初始时期，2005年石油价格最高将达到每桶105美元的高价。高盛2004年年初的报告指出石油价格最高将摸高到每桶60美元，基本上是达标了，2005年的预言拭目以待。

大宗商品的价格近年来越来越偏离了所谓供给—需求定价原则，更多地体现了“投机定价”的特征，由于大宗产品供给缺少弹性，一旦加入了新的需求因素后供求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均衡，投机定价机制就起作用了。“中国因素”、“印度因素”和新兴市场的需求因素导致了新的供求不平衡，投机定价决定着大宗商品的价格。

大宗产品价格激增直接危及经济增长。大宗商品价格是构成产品成本的基础，因此，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直接导致所有物品价格的成本增加，产品价格成本的增加直接削减了生产者的利润或导致亏损，在无法向消费者转移的条件下，减少产出是必然的，导致了经济增长减速。减少产出引起供求不平衡，有时会导致物价上涨，大宗商品价格激增将产生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压力。

成本推动的核心因素是对利润的影响，利润盈亏直接调节着供求的基本关系，本文以钢铁涨价为例探讨成本推动的影响。根据当前CVRD粉矿的价格25.86美元/吨计算，71.5%的涨幅将是18.5美元，约153元人民币，按照1.6吨铁矿石生产出1吨成铁计算，吨铁成本将上升244.8元人民币，由此计算，铁矿石涨价所引发的钢铁成本上升在6%以下。在此背景下，若将其成本上涨因素向下游转嫁，则多个行业受压。家电行业中钢铁约占可变成本的20%～30%，在公司没有任何转嫁能力的情况下，若上游钢板价格上涨6%，则行业平均净利润下降60%；汽车行业也是用钢大户，其中钢板成本在整车制造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但对于底盘生产商和其他一些零部件生产商的影响则比较大，平均来说钢材成本占原材料成本的40%～50%。在钢材上升6%的情况下，行业平均净利润下降54%。近一段时间，家电开始小幅度涨价，而汽车则大幅度降低产量，头两个月汽车产量下降了23%，说明了成本推动对价格和生产的影响。

石油的冲击则更为严重，它涉及化工的基础品和能源两项，是成本推动的最重要的力量。由于成本推动的链条较长，因此显现特征滞后，容易被短期的数据所掩盖。中国的大宗产品高度依赖于国际供给，同时国内正在加快城市化步伐，需求旺盛，外部持续的大宗产品价格上涨的冲击会越来越显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波动均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3）“外部冲击”的宏观效果。从“外部冲击”的宏观效果看，大量非FDI的流入对宏观的影响是直接的，对国内经济与金融体系已经产生了冲击。

不依赖于国内需求而被迫资金投放。资本流入引起过热。大量资本流入，会引起外汇储备增加从而外汇占款增加，外汇占款的增加必然引起基础货币增加，从而M2增加，国内需求增加，并最终会引起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中央银行针对这种情况一般采取对冲操作。这种对冲操作包括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限制再贴现与再贷款。中央银行主要采取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方式收缩商业银行过度流动性，缓解基础货币的过快增长。2004年中央银行共开展110次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6690亿元。其中，通过回购（正回购与逆回购）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1840亿元；剩下4850亿元的基础货币回笼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完成的。^[6]应该说，这种对冲方式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长期来看，主要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进行对冲的方式也有很多局限。

不依赖于国内贷款的资金供给。资本流入引起“资金过剩”：①外资成为了投资的主推动力。2004年贷款额度完成了计划的93%，贷款增长只有14%，增速并不快，但投资增长高达25.8%，外资投资增长高达52%，三资和私营紧随，成为主要推动力。大量资本流入引起信贷限制的缓解。②大量资本流入对现有银行信贷具有“挤出”效应，大量的银行资金转向了国债市场。银行间的利率和交易所回购利率持续走低表明资金的过剩。日本汇率重估和资本流动放松管制后也产生了外资对本国资金的挤出，出现了大量银行资金进入地产和债券市场的特征，个人和机构也容易产生流动性幻觉倾向于过度借贷，这些因素的逐步积累最终会导致脆弱性上升，从而对宏观稳定产生负面冲击。

“过剩的资金”导致资产价格上升。2004年宏观调控后的经济增长和投资似乎有所收敛，但房地产和国债市场资产价格上升。由于非FDI流动性和汇率预期的预期，资金积极进入资产部门。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看，资产部门中不动产和固定收益部门的容量比较大，而股票部门较小且不透明。一国汇率升值引起固定收益部门和不动产部门都会透过“久期”乘数来发挥效率的，价格上涨是非常明显的。2003年，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2004年国债指数也大幅上升，利率调控后依然快速上升。

持续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易导致“滞胀”。相对资金流入的效果而言，微观则更多地感受大宗产品涨价带来的冲击，如果短期价格冲击因素能逐步消除，对宏观的影响不大，还能调整投资者的投资预期，降低产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平稳。但如果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持续的冲击，“滞胀”是经济增长最大的威胁。

开放条件下资本的流动、外部需求和供给冲击等因素对国内投资具有硬约束，高坏账、高污染、高能耗的增长方式必须转型，投资结构需要转向低能耗的、低污染的产业，投资效率需要提高，否则高投资和高增长将难以持续地循环。

3．增长动力转换

城市化和外部冲击直接迫使“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的道路”转变，核心就是逐步消除“结构扭曲”，将原来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逐步按市场的方式校正，对要素进行重估。在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最无价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水和空气在城市化过程中都成为了稀缺资源，需要重新估价，工业所需的要素成本在重估中将逐步上升。

需要重估的要素价格体现在：①土地，城市化将土地推向了稀缺资源评价的第一项，2004年紧缩“地根”就是从供给的角度进行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滥用耕地等土地资源进行开发区补贴工业化的做法，但没有解决土地资产的价格估价和形成机制问题；②劳动力供给价格也开始改变，不能再按“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生存成本定价了，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劳动力成本包含了更多的失业、安全等社会保障性成本，劳动力价格上升；③资金价格也将随着利率市场化定价；④自然资源保护和环保成本，以及公共物品价格都已经被重估而上升；⑤税收、地方财政和汇率等方面的特殊“补贴”也将在国际化中被矫正。总之，城市化和开放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的主导，价值转移的顺序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从传统赶超时期的全国补贴工业化到从工业化的价值向城市化部门转化，特别是城市服务业。

中国2003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52%，甚至高于20世纪美国、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20世纪70年代日本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3%，是历史最高水平），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33%）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50%）（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5%），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6%）。中国2004年更是重化工的一年，这种全面补贴工业化的模式导致了“过度工业化”，未来随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准入和管制的放松，在消费需求升级的带动下，服务业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近期的汇率小幅升值和未来进一步的汇率浮动范围的扩大将直接加快中国要素价格的重估速度，产业结构和增长的动力机制的转换是必然的，制造业收益在要素成本压力下收益逐步下降，大量资金转向城市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从而带动城市就业，并满足消费服务升级的需求。

随着城市化和开放进程的加快，要素价格的重估和外部大宗产品涨价的冲击将直接导致制造业的要素回报率下降，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才能阻止制造业的停滞，因为这对中国劳动力转移是非常不利的。

日本1970～1980年资本回报率达到顶峰，接近30%，1983年广场协定后其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到10%，并还在下降（见图8）。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可解释的原因很多，但汇率因素是最重要的，这其中包含了要素重估等很多因素。

资本回报率决定着资本流动方向，制造业回报率下降会导致大量盈余资金转向资产部门，国内和国际资金都会沿着资本回报率进行投资。制造业核心是通过并购重组加大资源优化，加强自主创新和加大规模，提高竞争力和资本回报率。但对股票市场不发达的中国，无法通过资本市场收购与兼并来配置资金，强迫企业增长方式转型，就会导致制造业部门的停滞。

图8　日本的资本回报率

亚洲金融危机前有关亚洲全要素生产率之争是非常有意义的讨论，核心是东亚企业在失去政府干预（要素补贴）后有没有持续竞争力，没有持续竞争力则将表现在贸易逆差和投资回报率低上，这都会引起资金的大规模流出，贸易逆差和投资回报率低是引起资金“齐步走”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当前高储蓄—投资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要素重估下的资金回报率等的争论都指出了中国所处的阶段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但过快的生产要素重估，特别是在国际化强制要素重估过快是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非常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挑战是资源无法并购重组，克服“资源错配”进行动力转换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国的汇率升值和改革对制造业具有负面的冲击，但它对矫正资源错配也是有效的，中国制造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多年累积的竞争力问题不大，而服务业有了成长的机会。1983年广场协定后，日本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也说明了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中国到了一个结构转换的时期，从过度的工业化向服务业转换，单一的增长引擎向双引擎过渡，带动中国的内需增长，而不是依赖外部资源和贸易环境。

随着汇率的变革，中国发展面临着转型，制造业出现竞争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以内需为主的服务业等消费升级类的发展会加快，产业和就业结构都面临转换，中国经济的景气循环在转换，即重化工阶段的景气结束，服务业的景气来临，这将延长中国增长的景气周期。

四、宏观政策选择

1.减低冲击，转换增长模式

（1）发展资本市场，强化要素配置。OECD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素不能优化配置，无法提高要素生产率，只有“通过消除工商部门重组所遇到的现存障碍，更好地融合在不同规则下分别发展起来的各国经济部门，从而为更有效地利用国有资源打下基础”（《世界经济中的中国》OECD，2002），实质上就是认为中国最需要通过无所有制障碍的并购重组，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促进发展。

在外部冲击下，大量的竞争性企业在成本压力下利润缩减是明显的，如果不能通过价格、技术和规模（投资和并购）转移，利润下降将是必然，微观主体必须寻求新的增长路径。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和并购等逼迫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是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的选择了。资本市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转型的核心，通过资本市场强化要素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

资本市场是分担风险的核心，“通过资本市场可分担国际风险，减少生产率、国际贸易条件等方面的冲击”。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成熟就能轻易地吸纳资本的流动，当前资本市场的非流通股改革和创新是关键，特别是如何利用好香港资本市场已经关乎开放和缓冲外部冲击的成功的关键了。

（2）消除扭曲，降低全球化风险。中国面临经济开放新阶段，积极克服政府干预导致的“结构的扭曲”，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和完善，优化资源配置，同时通过宏观政策组合稳定经济，降低经济发展的风险，这包括消除贸易与外资政策双向激励的政策扭曲。在资源动员上，要从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转变，矫正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中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各项政策，降低中央政府的潜在“宏观负债”的风险敞口，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方式分担风险，如四大国有银行上市等，从而降低经济的易受冲击的特性。在此基础上积极积累探索处理全球金融危机的办法，利用国际资金流动的机会，而降低其冲击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对“扭曲”的强行矫正。

（3）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行空间优化配置。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消除政府干预导致的“经济扭曲”，重新估价经济、自然和社会资源，发挥市场的作用优化配置资源，降低宏观风险，推进空间（最平面的理解是指土地，但准确地理解为以地域为依托的经济多维资源空间）的优化配置，转变增长模式，保持经济的平稳和可持续。

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是多层次的政府体制，导致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低规模运营，寻求降低成本的城市化政策已经时不我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地规划和地方政府改革，配合实现的手段就是集中，撤并乡镇，进而削减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形成中央、省和市三级，不但对于城市化有利，对地方、农村的财政改革也都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正面临着城市化发展的高潮期，解决好与城市化相适应的政府体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优化配置空间资源。

在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政府长期规划的核心放在产业政策上，政府关注的是产业的规划，在进入城市化阶段，政府规划的重点应该放在空间（国土及多维资源）规划上，将有形的资本、人力、社会保障等资源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都放在空间上来讨论，才能被综合规划和协调在一起，并通过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和就业资源相匹配的问题，带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过程，可能会受到国际化过程中的资本流动的“外部冲击”造成城市“泡沫化”，但只要能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消除扭曲合理配置空间资源，就可以化冲击为动力，将发展的动力进行转换。在短期会出现波动，但随着“要素价格扭曲”的矫正，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力发展服务业，就会进入真正的城市化发展带动阶段，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2.宏观政策谨防新一轮经济过热，防止外部冲击

在前面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因素进行分类时指出，冲击还可分为持久冲击和暂时冲击。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正向技术冲击，属于持久冲击。现在，要指出的是，就近期的1～3年看，还存在着可能出现的、较大的正向暂时冲击。目前，从GDP增长率的季度数据看，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限区域运行（9.6%～9.9%），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限（9%左右）回归，经济增长的位势并不低。就近期的1～3年看，有几件“大事”，如2006年开始实行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7～2008年党政换届，2008年奥运会等，所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一轮“大起”。以“换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的几次“大起”，如1983年GDP增长率上升到10.9%，1987～1988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1.6%和11.3%，1992～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也都含有“换届”因素的影响。为了防止2006～2008年经济的“大起”，以及避免随后2009～2010年可能出现的“大落”，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患于未然，特别是防止各地借机追求政绩，大兴土木，大上项目。如果能够较好地调控2006～2008年可能出现的“大起”，那么就能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国内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和经济波动趋于平稳的情况下，防止国际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从外贸看，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很高，由1978年的不到10%（9.8%），上升到1990年的30%，又上升到2000年的44%，2004年高达70%。在出口方面，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在进口方面，将面临国际上石油、矿产品、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价格与供给保障问题。因此，需要对外贸的高度依赖进行必要的调整，在促进进出口继续适度增长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外贸冲击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贸易增长应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贸易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外资看，今后，外资流入除采用FDI（海外直接投资）形式之外，更多地将采用非FDI形式。非FDI资本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流动性”非常强。对投资者来讲，流动性强易于规避风险；但对于流入国来讲，受资本流动冲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加紧完善针对非FDI的监控体系，防止非FDI的大进大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

3.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么情况下转换宏观调控的方向，在什么情况下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及在规范市场准入和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应该建立和健全明确的政策规则，以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中，是要“政策规则”，还是要“相机抉择”，在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起至今，也一直存在着争论。在宏观调控中，所谓相机抉择，是指政策制定者根据经济周期波动不同阶段中经济运行的不同态势，机动灵活地采取逆向调节政策，其目的是熨平经济波动，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这被比喻为“逆经济风向而行事”的政策，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由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但是，后来在实际政策制定中，这种反周期的相机抉择政策演变为不受任何约束的、任意的“纯粹”相机抉择政策。比如，在美国，在任的执政政府事先承诺要采取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但后来在总统大选中，为了赢得大选，改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生产和扩大就业；而在大选之后，通货膨胀显现出来，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改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这种纯粹的相机抉择政策，产生了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人为地制造和加剧了经济波动，丧失了公众对政策制定者的信任。政策制定者事先承诺要做什么，与其后来实际上做了什么之间的不一致性，被称做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情况下，当局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市场参与者行为与预期的不确定性，而市场参与者行为与预期的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影响了当局政策的不确定性。这样，市场参与者与当局之间形成了博弈，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针对相机抉择政策所带来的问题，美国学术界提出要制定一种“政策规则”，以限制宏观调控政策的任意使用。所谓政策规则，是指政策制定者在决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遵循的一种事先确定的规则。然而，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因为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按照一个不变的规则行事。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中，实际上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的方法，也就是把一定的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相结合，避免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目前，在中国宏观调控中，采取的是“双稳健”政策，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一种松紧适度的中性调控政策。在执行中，并不排除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或针对新出现的某些问题，而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微调，但这种调整或微调也不宜频繁。总的来说，在经济形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时，应注意保持宏观调控基本政策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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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研究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形势跟踪分析》的子课题“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的最终成果。该重大课题总负责人：陈佳贵。该子课题负责人：刘树成。本报告执笔人：刘树成、张平、张晓晶。

[2]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可从2000年算起。

[3]在原文中，日本GDP增长率的数据为IMF1985年本的数据，现调整为1993年本的数据。

[4]CPI从1985年才公布，1985年以前的以零售价格指数来代替。

[5]也有学者将潜在增长率理解成通货膨胀率为0时的增长率。

[6]2004年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为15072亿元，年末中央银行票据余额为974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