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_刘家贵学术文选

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_刘家贵学术文选

韩非是战国晚期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著名思想家。他毕生致力于为新兴地主阶级建构理论体系，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谋求致富图强之术，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其中有许多内容属于封建专制国家调节、管理经济的原则和观点，是我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苏格拉底说过：“管理私人事务和管理公共事务仅仅在量上有所不同。”[1]今天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公司有许多相通的地方。韩非经济管理思想的卓异之处，在于这些虽然是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思想理论原则，却能够与近、现代的经济管理思想颇多符契，仍然给人以智慧和启发。

一、韩非经济管理思想的目标

现代管理学认为，一个明晰的目标是实施经济管理最必要的前提，它为一切管理实践活动提供目的，也规定了范围。管理无非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联合并指导使用资源的工作。所以，当代管理大师无不重视管理目标的确立。他们指出：“经营业务最必要的起步条件就是要有明确的目标。”[2]“我们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尽力去实现它。这便是企业管理工作的根本”[3]。韩非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写道：“故明主之治国，……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必轨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蓄王资，而承敌国之（裂缝），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子·五蠹》，下引凡属同书，只注篇名）又说：“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六反》）富国强兵，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的霸王之业，这就是韩非为其宏观经济管理思想所提出的目标。

韩非这一目标的确定是以他对时代的清醒认识和对形势的深刻分析为基础的。作为站在时代变革前头的思想家，韩非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完全了解时代的需要。他用“争于气力”来概括自己时代的特点，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这是一个较量实力，强者生存，惟力是务的时代，“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韩非正确地把自己的时代称之为“大争之世”（《八说》）。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发展，并战胜对手，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就必须富国强兵。富国强兵，建立王霸之业的目标，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来的。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才产生和形成了韩非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思想。(www.guayunfan.com)在战国时期，富国强兵是一种时代思潮。正是这种强烈的时代需求，极大地动员和激发了全社会的力量，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

二、韩非经济管理思想的价值观念

价值是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的一种基本关系。人们对这种关系的体验和认识，就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它包括文化传统、世界观、信念、意志和情感等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管理不只是一门学问，还应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因为“管理思想就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4]。“管理人员将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他们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将随着人们对经济、社会、政治机构和道德准则的看法的改变而发生变化。”[5]为了实施管理，必须确立若干文化价值准则，并把这些价值准则作为组织内一切成员的共同准则和信念，以保证组织能协调一致地运行。培养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是实施有效管理的基础和前提。那么，韩非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中有没有这样一些文化价值准则和信念作为共同的价值观念呢？如果有，它们是什么呢？我们说，韩非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中是存在这样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的，它们是韩非极力倡导、积极培育的一些文化价值准则和信念。它们包括以下一些内容：以力得富，不念慈惠之赐的观念。韩非说：“明主之治国也，……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六反》）韩非认为，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明智的统治者和管理当局必须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和形成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和事功才能取得财富、地位和官爵，不要指望“无功而显，无劳而富”（《诡使》），侥幸得到国家出于仁慈惠爱的施舍赐予的价值观念。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只有通过增进国家利益才能取得个人的利益，而不能靠损害和减少国家利益来谋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赈济贫穷，或个人因贫穷而指望得到国家的施赐都是同这种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赈济贫穷是古代社会原始共同体内绝对平均主义价值观的遗存。战国时代一部分思想家从缓和贫富对立，维护封建社会长治久安出发，宣扬对贫穷者施以一定的救济，其中也含有人道主义的伦理因素。韩非则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反对救济贫穷。他说：“施予贫穷，则无功者得赏”（《奸劫弑臣》），“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也”（《饰邪》）。他认为救济贫穷，就是使无功者受赏，这会使贫穷者产生侥幸和依赖心理，而不去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另外，这些贫穷者既不给国家增加财富，反而需从国家取走财富，这样的人多了，国家财富就会匮乏，而勤劳节俭的人们又会产生怨恨，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和节俭精神，最终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消极作用。

韩非提出的第二个价值观念是私有产权不可侵夺和互利的观念。韩非所生活的战国晚期，国家授田制早已废止，私人土地所有制已经基本确立，韩非是坚决维护当时正在形成的私人产权的。他批驳当时有人提出的“与贫穷地，以实无资”的主张说：“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显学》）这简直就是一篇封建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宣言。韩非不愧是卓越的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他清醒地认识到明晰的私人产权对促进封建经济发展的意义，而随意地侵夺人们的私有土地财产，势将妨害经济的发展。韩非的理论当然是剥削者的理论。他对于贫富分化的解释也有意回避了剥削这一导致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但却是符合历史要求的进步主张。与此相联系，韩非进而将整个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抽象为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主人同佣客、舆人（造车者）、匠人（制造棺材者）同他们的顾客，乃至父母同子女，君主和臣下，都各怀“自为自利之心”，各以“计算之心相待”（《六反》），相互都要计算利害得失，谁也不愿吃亏，谁都不能只是取得而不付出。只有互利才能使这些关系得到维持和运转。这实际上是私人产权确立在社会关系上的反映。私人产权使任何交换活动都成为有代价的，这就是法家基于计算利害的报酬原则。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

韩非提出的第三个价值观念是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私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君主）利益的观念。他是坚决维护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利益的思想家，认为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矛盾的、对立的。私人利益的扩大、膨胀就会危及国家利益。他说，“公私之相背也”“私行立而公义灭”（《五蠹》）“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晋之分，齐之夺，皆以群臣之太富也”（《爱臣》）。因而必须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前提下谈私人利益，必须使人民确立“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外储说右下》）的信念。

韩非提出的第四个价值观念是崇尚农业，贱视工商的观念。他是重本抑末的积极提倡者。韩非所理解的财富，主要是农业所生产的菽粟布帛等耕织产品。这从他的“富国以农”（《五蠹》），“能趋力于地者富”（《心度》），“磐石千里，不可谓富。……不可谓富者，磐石不生粟”（《显学》），等等说法可以证明。这是在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普遍的财富观。这样，他也和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一样，把农业视为本业，而称工商业为末业。说：“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诡使》）他斥责“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是“邦之蠹也”（《五蠹》）。以农为荣，以商为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不独韩非为然。不过，韩非将这种观念纳入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作为协调人们的行动，追求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他主张“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末作”（《五蠹》），即重农抑工商。

三、韩非经济管理思想的效益原则

经济管理必须注重效益，有明确的成本意识。不讲效益，经济管理就失去了意义，韩非经济管理思想的特出之处，就是他十分重视经济效益，具有明确的成本意识。他写道，“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则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者，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南面》）。在先秦思想家中我们还找不出第二个像韩非这样重视经济效益，有如此强烈的成本意识和经济核算观念的思想家。韩非说“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他所说的功也就是效益，或效率，即用较少的支出，取得较大的收入。他说这是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道”，即规律或原则。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有成本——效益的比较，只有那些消耗少，收益大的经济活动才是经济上合理的有效活动。对于那些入不抵出，经济效益低下的则应加以惩罚、禁绝。更为难得的是，韩非还提出，政府的一切行为也应受“成本—效益”法则的检验，也不可违背入多出少的效益原则。他说：“法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八说》）把韩非的上述说法同现代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让行政机关实行经济核算”的口号比较一下，我们不能不承认韩非见识的卓越超群。

亚当·斯密通过一个制针小厂考察了影响工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因素。韩非则通过批判“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这一“无术之言”（《难二》），全面考察了影响农业自然经济的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各种因素，同时也就揭示了提高封建自然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各种途径和手段，为国家实行对经济的宏观管理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他指出：“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而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饮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难二》）在这一大段论述中，韩非提出了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率的各个方面，包括：农业生产必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考虑节令、时间因素。这对农业生产活动无疑是第一位的因素，违背了农业生态规律也就谈不上农业的经济效益。韩非在另一处曾说：“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功名》），“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用人》）。正因为时间因素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显得特别重要，韩非提出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管理当局要不夺农时，“不以私欲害人事”，即不因为满足自己一己的欲望滥征徭役，妨害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韩非提出的第三方面是要探索土地的性能和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做到生物特性和环境条件相协调。第四个方面是要利用和发挥各种工具机械的作用，这些机械的发明简化和减轻了人的劳动，“用力小而致功大”。在另一个地方他说：“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功名》）。韩非完全认识和肯定机械技能对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说明他的抑工商并不是抑制正常实用的手工业和商业，而只是要抑制“綦组锦绣刻画”“玩好”一类奢侈品的生产和贩卖活动。第五个方面是要促进商品流通，发展对外贸易，使日用器械充足，节俭财用，反对奢侈品。韩非认为这五个方面的问题都同封建自然经济的经济效益有关，也是封建管理当局必须注意和处理好的问题。提高经济效益要靠生产者和管理者的努力，所以说，“入多，皆人为也”。

此外，韩非还涉及直接或间接同经济效益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他对于让人们频繁地变更职业会造成社会宏观经济效益的损失有深刻的了解，说：“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徒，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亡五万人之功矣。然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解老》）亚当·斯密曾指出专业化分工所以能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6]。韩非则从反面论述了职业固定和专业化分工的意义，认识到频繁地变更职业会因时间损失而丧失经济效益。他进而推论说：“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宰（原作泽，形近而误，故改之）。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解老》）国家政策法令的变动会引起人们利害关系的变动，并引起人们职业的变动，从而造成经济效益的损失。韩非是主张保持政策法令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尤其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方针政策更应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做到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7]。

最后，韩非也看到了专业化分工对市场需求的依赖关系。他用鲁国的一个手工业者徙越的故事表达了这种见解，指出：“以子之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说林上》）也就是说如果从事商品性生产而不顾市场需求，也就不会有经济效益。

总之，韩非多方面地分析论述了影响经济效益的各种情形，表现了他对经济活动的效益的高度重视，对经济效益这一经济管理的核心和灵魂有深刻的认识。

四、韩非经济管理思想中的人

韩非对人的论述的重点之一，也是如何发挥人的积极性。他把这方面的思想凝炼为“因人情”“得人心”这样一个命题。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八经》），又说：“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功名》）人情、人心有时称作人性，在先秦法家那里是一个意思，就是指人们好利恶害，追逐自身利益的本性。如同西方思想家将追逐私人利益的“经济人”看成合乎理性的人一样，我国古代经济学家大部分也肯定这合乎人的本性。如慎到说：“人莫不自为也”（《慎子·因循》），商鞅亦声称：“人之生（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君书·开塞》），又说：“民之于利也，若水之趋下”（《君臣》），韩非继承这种观点说：“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外储说左上》），“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难二》）。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计算之心”，或“自为自利之心”。韩非认为作为统治者和管理当局必须认识人的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使其政治或管理的政策措施顺应人的这种本性，进而利用它来争取人心，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这就要给人民一些利益，“利者，所以得民也”（《诡使》）。但这并不是说韩非主张对私人谋利活动采取放任主义的态度。他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念出发，把个人利益仅仅看作是实现封建专制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他虽然认识到个人利益是发展经济的一种动力，但认为个人追逐利益的活动只有在封建国家利益所规定的范围内，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才被承认是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市场伦理价值观念为根据，主张对个人的谋利活动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认为个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增进社会的利益，达成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看到的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和谐一致。在这点上显示出东西方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巨大差别。但韩非也知道，抹煞、否定私人利益并不能保证和增进国家的利益，统治和管理的艺术就在于把这两种矛盾的利益协调起来，在私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求得某种平衡。韩非把正确而恰当地运用赏罚二柄作为协调公私利益的手段。用厚赏重罚，鼓励一切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禁绝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举动。他说：“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难二》）韩非对于用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来激励人的积极作用有深刻的认识，特别强调厚赏的激励作用，说“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民”（《六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显学》）。厚赏不仅仅会对受赏者起到直接的激励作用，而且会对其他人起一种示范效应，使全国的老百姓都受到鼓励和推动。他特别指出了赏罚严明的重要，妄赏滥罚的危害。认为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才能区分良莠，鼓励人民，威慑奸宄，“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用人》），“赏罚不阿则民用”（《六反》）。如果赏罚不明，诚实劳动，勇敢参战者得不到应有的鼓励和荣誉，损公肥私，作奸犯科之徒不能给予应得的惩罚，或者不遵法度，妄施赏赐，使无功者受赏，都势必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发生利害方向的误导，损害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显学》）。“偷赏则功臣堕其业”（《主道》）。他说：“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奸劫弑臣》）韩非痛心疾首地批驳了当时一些暗主昏君“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五蠹》）的种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他称之为“六反”。说“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六反》）。

韩非关于用赏罚手段来贯彻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协调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激励人民努力耕战，富国强兵的分析是很深刻的。经济管理中的行为学派认为，人的行为总是受某种动机支配的，总是由需求所决定的，一个人的成就需求越强烈，他的行动也就越积极。而对一种行为的肯定或否定会鼓励或防止这种行为重复发生。对人们的行为给予物质和精神鼓励，使其成就需求得到满足，就起积极强化作用，反之，就会使人心灰意懒，产生激愤和不满情绪，起消极强化作用。爱尔维修也说：“如果美德却没有利益，那就没有美德。”看来韩非很懂得这些道理，他反复强调了严明赏罚对于宏观管理的重要性。

与此相联系，韩非将那些淡于功名，“不利重赏”“见利不喜”，亦即没有强烈的成就需求的人称之为“不令之民”，主张予以坚决排拒，甚至杀无赦。理由是他们“不可以赏使”（以上均见《奸劫弑臣》），“上虽厚赏，无以劝之”（《说疑》）。这虽然是从地主阶级国家功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但从经济管理思想的角度来说，则是有一定道理的。

除了大量涉及个人和国家的论述外，韩非的论述也涉及雇主和工人的利害关系问题。他写道：“夫买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钱布而求易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且熟云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功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外储说左上》）。这是一段人们很熟悉的文字，但似乎还没有人从经济管理思想的角度发现它的重要性。科学管理学之父泰罗说过：“管理的主要目的应是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的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获得最大的利益”[8]，也就是实现高工资和低成本的结合。泰罗认为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办法就是通过雇主和工人的合作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韩非也认为庸客和主人从互利出发可以实现合作，主人“费家而美食”，“调钱布而求易（好）”就是支付给工人高工资，庸客疾耘耕和尽功，就是用紧张的劳动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了低成本和高工资的结合，满足矛盾双方的最大利益。

韩非管理思想中对人的分析的另一部分内容是关于人才的识别、选拔，干部的任用等，这也属于人的管理的重要内容。现代有的管理者甚至认为“完善的经营管理最先决的条件必须要用人恰当”[9]。韩非在这方面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定法》），就是根据能力给予官职，依照所任官职要求应尽的职责。恪尽职守，做出成绩的赏，玩忽职守，或能力不够者罚或降职。他批评商鞅以斩首之功定官爵，“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的制度说：“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定法》）又说：“以知术之人为工匠也，工匠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坏弓折，知术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故国乱而主危。”（《外储说左上》）看到了用人不当的危害性。这就有一个识别人才，判定其能力大小，并将其安置在适宜的岗位的问题。韩非提出，识别人才不能只凭相貌、言辞，而要通过实际工作来考察，“试之官职，课其功伐”（《显学》）。他说：“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鸟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也，任之以事，则智愚分矣。”（《六反》）正因为韩非强调在实践中考验、识别人才，他提出了任用官吏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高级官吏、将军应经过基层锻炼，从被证明确有才干的人中选拔。另一个原则是反对兼职，并明确划定各自的职权范围，“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用人》）。这样有利于做好工作，提高才干，也不致发生争乱。

五、韩非经济管理思想中的“管理者”

每一种经济管理理论都必须塑造和提出理想的管理者，对管理者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知识、个性和领导风格提出看法和评价。这些看法和评价可能因角度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韩非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粗线条的描述。韩非认为统治者或管理者应该严厉，认为从严管理反而比宽容软弱更能保护人民。《内储说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子产相郑，病将死，谓游吉曰：‘我死后，子必相郑，必从严莅人。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严子之形，无令溺子之懦。’子产死，游吉不肯严形，郑少年相率为盗，处于灌泽，将遂以为乱。游吉率车骑与战，一日一夜，仅能克之。游吉喟然叹曰：‘吾早行夫子之教，必不悔之于此矣。’”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说明韩非主张管理者必须有严厉的作风，对下属决不放任姑息，而是严格要求。另外，韩非认为一个好的精明的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的管理者不必是一个懂得专门业务的专家，他的才能主要不是去做好许多具体的专门技术工作，而是要善于抓住那些关系全局的关键所在，“勿失其要，乃为圣人”（《扬权》）。那些具体的技术业务应交给下属去办，这样既能充分发挥下属的积极性，也便于自己集中精力去解决主要问题。他写道，“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正，令事自定，不见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主道》）。又说，“使智者尽其虑，而君以断其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主道》）。放手让部下去工作，把他们的才智充分发挥出来，这才是聪明的管理者。这里有一个多管与少管的辩证法，管得太多，事必躬亲，不仅不胜其劳，而且会使下级无所措手足，束缚其积极性，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现代管理学派中批评一些管理者迷恋于复杂的管理技术，造成对管理艺术的无知，缺乏对整体的感受和把握能力，韩非对于个中三昧是颇能体会的，认为只要懂得这个道理，并能在实践中实行，一个管理者可以从容不迫，优游自在，“诚明于臣之所言，则虽弋驰骋，撞钟舞女，国且犹存也”（《说疑》）。

六、韩非经济管理思想中的情境思想

管理中的情境思想认为，在经济管理中，没有一种可以适应所有环境条件的最好的计划和方法，必须随机应变，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即实行权变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模式。韩非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心度》）他提出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五蠹》）的主张。他说上古、中古和当代人民经济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不同，统治者或管理当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措施也就不同。“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行，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五蠹》）韩非用守株待兔这个故事讽刺那些不知变通，抱残守缺的人，表达了他的情境思想。

现代管理学派中的权变学派大大突出和强调了管理中的情境思想。他们否认经济管理中存在所谓“通用方法”“最佳途径”和“标准建议”，管理当局必须明确每一情境中的变数，了解这些变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并认识到每一种管理情境中原因和结果的复杂性。事实上，“所有的管理思想都有一种权变的风味，反映着变化的时代和变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10]。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经济管理思想，如果不能随时代、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就会被人们所抛弃。

上面我们对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作了初步的评述。韩非所讨论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治国方术，上述言论有许多并不限于经济方面。不过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就负有直接控制、管理经济的职责，韩非的上述言论又可以说无不直接和间接与经济有关，广义地说也可以算一种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以往的一些学者对韩非经济思想重视不够，评价不高。我们则认为韩非是先秦思想家中最具有经济头脑的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中有不少新颖而独特的见解，远在同时代的许多人之上，韩非的经济管理思想也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2]［美］雷·怀尔德：《管理大师如是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163页。

[3]［美］雷·怀尔德：《管理大师如是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163页。

[4]［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5]同上书，第8页。

[6]［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页。

[7]《道德经·六十章》。

[8]［美］丹尼尔·A.雷德：《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9]［美］雷·怀尔德：《管理大师如是说》，陈卫平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7页。

[10]［美］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