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脚踩着“革命”与“文学”这两只船__鲁迅与张资平

双脚踩着“革命”与“文学”这两只船__鲁迅与张资平

双脚踩着“革命”与“文学”这两只船——鲁迅与张资平

张资平（1893—1959），小说家，地质学家。原名张星仪，又名张声，笔名秉声、维祖、古梅等。广东梅县人。创造社发起者之一。1926年北伐军到武汉后，任总政治部国际宣传局少校翻译。抗战爆发后赴广西大学矿冶系任教。1940年出任南京汪精卫政府农矿部技正。他不仅参与创办亲日刊物《新科学》《文学研究》，而且担任汉奸组织“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文化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著文鼓吹“东亚共荣”。1941年任《中日文化》主编。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司法当局关押、起诉，后交保释放。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编译工作，修订《实用矿物岩石学》《化工大全》等自然科学著作。1955年被治以汉奸叛国罪，于1959年病故于安徽劳改农场。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有相对优秀的作品。例如，1920年起陆续发表的《约檀河之水》《爱的焦点》《冲积期化石》等，表现出写实主义倾向和人道主义色彩。然而，他也写有许多描写三角与多角关系的恋爱小说，格调低下。

鲁迅批评张资平，为文坛所熟知的就是一个“△”的符号。他说：“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1]这个“△”符号，带有某种程度的嘲讽，也幽默。然而，我以为，只是以“三角恋爱”来论张资平，未必切中张氏小说的要害。张氏的小说也未必就如此单调。小说不是不可以写“三角恋爱”的。《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宝玉和宝钗，就是一个“△”；《家》中的觉新和梅，和瑞珏，也是一个“△”。“三角恋爱”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客观地说，张资平的小说之所以讨鲁迅的嫌，“△”只是一种外在的形象，根本在于他写滥了，他的格调低下。鲁迅说：“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2]性欲强弱，因具体人而异，且这是生理学范畴的问题，把生理学的东西，搬进了艺术作品中，这就使艺术作品无聊了。这是一种低级趣味。

不过，应该说鲁迅对张资平的批评，不是来自于张氏作品本身，鲁迅也没有具体地批评他的某一作品，而是来自间接材料——报刊的介绍之类——的感受。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说：“……但以前的‘腰斩张资平’，却的确不是我的意见。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www.guayunfan.com)所谓“腰斩张资平”，是指他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的事。这部小说自1932年12月1日起在《申报·自由谈》连载，次年4 月22日，《自由谈》刊出编辑室启事说：“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当时上海的小报对这件事多有传播。《自由谈》的编辑与读者一样，对张资平作品表现出了“倦意”，鲁迅与他们不过是有了同感。当然，鲁迅不只是“倦意”，而是表现了直露的厌恶。鲁迅对三角之类厌恶，故而对张氏小说厌恶，这正是鲁迅个性的表现。若以鲁迅所不以为然的公允的眼光看，对没有读过的作品加以抨击，至少是不够理性的。我以为，鲁迅似乎性急了一点儿。

不过，倘若细细琢磨起来，鲁迅性急的根本倒不在于三角还是四角，不在于鲁迅自己不曾读过的那些小说。根本在于像张资平这样写言情小说的作家，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也自称“转换方向”，摇身一变，居然也成了“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1929年12月，张资平在他自己主编的《乐群》月刊第2卷第12期的《编后》中，攻击《拓荒者》《萌芽月刊》等刊物，其中说：“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而至于回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对此，鲁迅反唇相讥道：“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3]此外，鲁迅还在《流氓的变迁》[4]一文中嘲讽了张资平，送给他一顶“革命的文学家”的桂冠，等候着张氏写出类似《九尾龟》一类的“近作”。

张资平与革命连在一起，看起来也不知是张资平有趣，还是这一类的“革命”滑稽。不过，鲁迅对张资平之类的“革命文学家”，可谓是看透了五脏六腑。他说：

“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5]

我以为，鲁迅厌恶的是张资平的善变，而不只是三角四角之类，三角四角不过是可供攻击的一个话题而已。

到了1933年，又有了张资平影射《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姐妹嫁作商人妾”的丑闻。张资平在1933年7月6日《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说黎烈文以资本家为后缓，又以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对此，鲁迅在1933年7月8日致黎烈文的信中说：“吾乡之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张公资平之战法，实亦此类也……”7月14日，鲁迅在致黎烈文的另一封信中，则结合了张资平的历史——1928年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时，他曾翻译一些日本无产阶级文学。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当局提倡所谓“三民主义”文学，他又宣传“民主主义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再次指出了张的善变：“至于张公，则伎俩高出万倍，即使加以猛烈之攻击，也决不会倒，他方法甚多，变化如意，近四年中，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尚在人记忆中，然此反复，于彼何损。文章的战斗，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倘一面另用阴谋，即不成为战斗，而况专持粪帚乎？然此公实已道尽途穷，此后非带些吧儿与无赖气息，殊不足以再有刊物上（刊物上耳，非文学上也）的生命。”如此善变之人，无定见，则无可信赖之根据，谁还愿意与之往来？鲁迅甚至预见到了张资平未来之境遇。

鲁迅的眼光毕竟是锐利的，鲁迅死后，张资平仍然变来变去，结果成了一个汉奸，殊为可叹！

【注释】

[1]《鲁迅全集·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2]《鲁迅全集·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3]《鲁迅全集·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4]《鲁迅全集·三闲集》。

[5]《鲁迅全集·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