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1945年的特殊之处

时间：2022-08-09 名人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结合史实,试图从不同方面梳理出1945年之于老舍种种特殊之处。一般而言,老舍在山东七年被认为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然而疾病、贫困与恶劣的生活环境在抗战中期开始便与老舍频频纠缠,其疾苦与贫困的程度在1945年几乎到达了一个顶峰。[4]此外,老舍在1945年分别写给王冶秋的四封信中,也点滴透露出了贫病之痛。岂料到1945年老舍自己也沦落成需要救助的对象,不得不令人感叹。

◎史宁

1945年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间节点,对老舍个人而言也极其重要。以往的研究似乎对此重视程度并不高。当我们重新细致审视这一年与老舍之间互相发生作用的一些事情后,就可以感到这一年份对老舍格外不同寻常。本文结合史实,试图从不同方面梳理出1945年之于老舍种种特殊之处。

一、贫病

1945年可谓老舍一生中最为困顿贫苦的时期。一般而言,老舍在山东七年被认为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不单指他这一时期的写作状态与创作成绩,同时也指他的身体状况与生活条件。山东七年中老舍基本上教书与写作同时进行,有固定收入与稿酬可拿,年龄正值31岁到38岁之间,是一个作家精力和体力的最佳阶段。“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我自己还保了寿险,以便一口气接不上来,子女们不致马上挨饿。此外,每月我还能买几十元的书籍与杂志。”^[1]抗战爆发后,老舍只身一人到武汉、重庆等地参与抗日救亡工作,生活水平相比战前一落千丈。1943年底,老舍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子女从北平辗转到重庆北碚与老舍团聚。此后老舍不仅要对文协的工作尽到领导与组织的义务,还要肩负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然而疾病、贫困与恶劣的生活环境在抗战中期开始便与老舍频频纠缠,其疾苦与贫困的程度在1945年几乎到达了一个顶峰。这从他自己的文章中可见一斑。

三年来,因营养不良,与打摆子,得了贫血病。病重的时候,多日不能起床;一动,就晕得上吐下泻。病稍好,也还不敢多作事,怕又忽然晕倒。^[2]

去年写成的三十多万字,有三十万是《四世同堂》的,其余的是一些短文的。本来想把《四世同堂》写到五十万字,可是因为打摆子与头昏和心境欠佳,就打了个很大的折扣。……我的身体比从前差的很多了,双管齐下实在钉不住!^[3]

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年初,因为生了个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头晕。春初,又打摆子。以前,头晕总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这病。秋间,患痔,拉痢。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4]

此外,老舍在1945年分别写给王冶秋的四封信中,也点滴透露出了贫病之痛。

年前立春日生一女娃,数夜未能安睡,故除夕前二日又患头晕。一歇又歇了一个月,近数日才勉强执笔,续写《四世同堂》。服了四剂中药(为省钱),头昏见好,只是药有轻泻之品,日来老拉肚子。^[5]

年前生一小女,为怕大家送礼,故封锁消息。组缃也不知怎样知道了,托子祥兄带来礼金,已璧还矣。大家都穷,理宜一切从简。因睡眠不足,弟又患头晕,工作全停。……头晕,心绪恶,老想死了倒干脆!……^[6]

这年月,只好穷混吧!一挪动便非拉账不可,近中仍时时患头昏,写作时停,颇为闷闷!^[7]

前些日头昏,发痔,痾痢,倒好像要完蛋的样子。后来,痢先止,痔仍未全好,头昏依然,直到如今。^[8]

身体如此羸弱,缘于经济拮据造成的营养不良。抗战中老舍戒了烟酒茶,吃着平价米,数月不知肉味,久而久之,老舍就因营养不良而患贫血症,时常头痛、眩晕,几乎每年都要犯一两次。一旦病倒,便只能静养不能继续写作。据舒济先生的回忆,老舍创作《四世同堂》时,收入十分微薄。当时每千字稿费,仅相当于今天的28元。3000字才能换2斤猪肉。

《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载《吴组缃先生日记摘抄》中的吴组缃日记中也有一些1945年关于老舍贫苦状况的反映:

5月3日三时许梅林自北碚迎老舍来。老舍头晕贫血,甚显苍老衰弱。

7月14日昨日接老舍函,述稿费每月二万,连同太太收入,每月不到五万元,故甚窘迫,劝我俟抗战后再作职业作者之计。

9月6日菽园带来老舍、李紫翔兄及盛光勤函。老舍贫血复发,又患痔病痢,有‘深盼死在这里免得再受罪’之语,竟阅,使人万分难过。

9月7日昨日,书致以群函,请提出文协理事设法为老舍筹一笔款子,俾得从容治病。又致舒大嫂函,谓老舍不当严刻律己如此。力求生存健康,为最道德的行为,否则最不道德,文协款若到,务应收用,幸勿过于狷介。

9月11日接梅林函,云援华会赠文协款赠老舍十五万元,又赠我三万,将信转舒大嫂。^[9]

抗敌“文协”在成立之初便有救助贫病作家这一工作职责。岂料到1945年老舍自己也沦落成需要救助的对象,不得不令人感叹。

另外,李长之在1946年初所写《送曹禺和老舍》一文中提到,老舍在北碚的居所,“一床一桌一椅,别无长物”,“老舍的写作生活史简直是拼命,贫血头疼疟疾,没阻止了他那按部就班地写《四世同堂》。连字也是那样不苟,一笔一画,正如那文句是那么斩钉截铁,一字不多不少。我们看见他那一千三百多页的厚稿,简直想哭了,这里不是故事,乃是一个贫血的作家做着输血给别人的工作。”^[10]

诚如斯言。今天我们看《四世同堂》的手稿,面对字迹清晰而工整,且绝少修改的稿纸,绝难想象老舍在书写创作时的苦况。一方面是生活条件的恶劣,另一方面则是身体的虚弱。抗战时期的创作可谓是在贫病交加之下的苦写。正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老舍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写出高质量的作品,其身体与心理上都承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苦痛。

二、黄金抢购案

1945年春,重庆发生了一起黄金抢购案丑闻,老舍无端被卷入其中。抗战时期,由于法币发行量的不断增加,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国民政府为收缩通货,回笼法币,稳定物价,从1943年开始把中央银行所存黄金和向美国借款购买的黄金向市场抛售。1944年9月,又由国家行局举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业务,即储户按照中央银行黄金牌价折合存入法币,到期兑取黄金。由于法币不断贬值,黄金价格不断上涨,黄金遂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而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因牌价经常调整,遂导致投机之风猖獗。

3月28日,宋子文召集财政部长俞鸿钧、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秘书林维英及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郭景琨,在其重庆化龙桥私邸商议黄金加价问题。宋子文告知参会人员,经蒋介石核准,决定自3月29日起将黄金价格由每两2万元提高为3.5万元。下午七时,财政部关于黄金提价的正式公函送到中央银行业务局,准备电告各分支行处。这时,各银行已过下班时间,知道黄金提价决定的人员屈指可数。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3月28日下午及晚上,重庆的国家行局一反常态,通宵达旦地办理黄金储蓄业务,许多达官显贵和银行职员彼此心照不宣,大量购存黄金。一夜之间,售出黄金万余两。次日,有报纸披露了黄金储蓄提价75%的消息后,舆论及各界人士纷纷指责财政部事前泄露消息,丑闻迅速轰动了整个重庆,并传遍了各地。舆论的压力迫使重庆地方法院立案审理。

4月19日,重庆《中央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则《黄金提价舞弊案》的新闻,披露了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四联总处秘书处长刘攻芸关于黄金舞弊案“会查报告”的全文。其中,第三节“交通银行”部分,列举购买黄金一百两以上的大户有“舒舍予等五户共一百五十两,系一金城转账申请书交存,原申请书系杨管北所开支票换取”云云。别的一些报纸,也差不多同时予以刊登。因而引起一些人对老舍的误解,甚而有人乘机中伤。此事在一年以后真相得以公开,私购黄金者名单中的舒舍予系孔祥熙的二女儿为购买黄金而假冒的名字。但在1945年当中,因未能将报载舒舍予所系何人查证,始终无法打消人们对老舍的质疑。

对于报纸登载所谓舒舍予进入抢购者名单一事,当中有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当时重庆有三家报纸先后刊登消息为老舍辟谣。先是《新华日报》连发两文。第一篇更早在《中央日报》曝光抢购名单次日,以《黄金案中的“舒舍予”与老舍先生无关》为题刊发,内容如下:

(本报讯)关于黄金案昨日各报所披露的大户名单中,有舒舍予买黄金一百五十两。据文协负责人说,此事与名作家舒舍予(老舍)无关,老舍先生仍然在乡下度着贫作家的生活,靠着卖心血及衣服维持全家衣食,与黄金案中之舒舍予其人,毫无关联之处。^[11]

仅隔一天,4月21日又以《关于“舒舍予”》再次进行澄清。几天后,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发表《到底是谁?》一文紧跟《新华日报》为老舍辟谣:“黄金案大概已经成为‘无尾’公案了,查和办都将是空话,我们将永远只能知道老舍先生未买黄金,却永远没有希望知道买黄金的那一位仁兄,是另十位舒先生中的哪一位。”^[12]最末,《中央日报》以《十一个舒舍予作家老舍未购黄金》为题于5月5日第3版发表,似乎是澄清,又近乎做一个必要的交代。《新华日报》《新民报》和《中央日报》是当时重庆的几个大报,分别代表左中右三种政治派别。在澄清老舍购买黄金谣传中先后的表态值得人们深思回味,几乎可以代表当时重庆的三种政治势力对老舍所持的基本态度。经过抗战之后,老舍已经在表面上“被左转”了,成为共产党方面积极争取与团结的对象。上述三种政治势力对老舍的基本态度也间接地影响了老舍1949年之际的政治选择。

三、胜利

8月15日,侵华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结束。山城的民众接连几天都在欢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然而老舍对此却并未发表任何文字。

1945年8月中下旬陪都重庆的报纸上,有关抗战胜利的新闻、评论大都充满喜庆的辞藻,但《大公报》社评却用了“惨胜”二字,好似“众人皆醉我独醒”,表现出难得的冷静和客观。这也是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之所以说抗日战争是“惨胜”,是因为这个胜利得来不易、代价极大。自战争全面爆发起,国民党正规部队前前后后组织了二十多次会战,大都以失败告终。其中有的如台儿庄战役、昆仑关战役等胜仗,实际上都“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甚至更多,是以极为惨重的代价达成了战役目标;而就军力消耗而言,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胜仗,有的战役还几乎全军覆没。而共产党方面在敌后战场组织的抗日力量大都是游击战性质的小规模对抗。根据目前的数据显示,从整个国家看,日本全面侵华期间(不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共有1000多座城市沦陷,3500万人死亡,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这还是并不完整的粗略统计。抗日战争中中国虽取得胜利,但处于下风,付出了远高于日本的代价。从战争本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上,中国未能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胜利,胜利的代价远远超过日本在中国的付出。老舍当时尽管并不知晓这些数据,但是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必然能感受到这个胜利的惨状。进一步探查抗战胜利前后不同地区文艺界人士的反应可以发现,当时身处解放区的作家萧三与艾青分别写出了《延安狂欢夜》和《人民的狂欢节》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热烈庆祝胜利的诗篇。相比之下,重庆的文艺界人士对胜利反响普遍比较沉寂。

在9月26日致王冶秋的信中,老舍提到一句“我也是那样感觉——惨胜或无异于惨败也”。这句话接在身体状况描述之后,“前些日头昏,发痔,痾痢,倒好像要完蛋的样子。后来,痢先止,痔仍未全好,头昏依然,直到如今。”似乎是指的身体健康。但是行文中有“我也是那样感觉”一句,似乎针对王冶秋之前来信中所指之事表示认同。因此这句话有可能是针对自己身体与时局发表看法的一句双关语。否则,在身体状况描述之后突然插入此句,十分突兀。

在稍后的重阳节,老舍曾与于右任、程潜等一同到重庆上清寺登高赏花,归来后赋诗二首,从这两首颇具杜诗手笔的五律中人们似乎可以窥探抗战结束之际老舍内心复杂的心理:

干戈余痛在,菊酒不胜情。风雨八年晦,贞邪一念明。双江秋水阔,万树远烟平。缓缓移帆影,思归白发生。

劫后逢重九,登高倍有情。黄花连影瘦,霜叶入云明。蜀道知艰苦,乡思系太平。文章能换酒,笑傲遣余生。

(《乙酉重阳于程两诗翁招饮赋此述志并以致谢》)^[13]

这可能是老舍对于抗战胜利的一种个性化的表达。

抗战胜利对于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情节处理上会有一定的调整和更改,但影响应该不会太大。老舍动笔写这部小说之际已经对全篇的基调与情节走向定下了大致的框架。在发表于1944年11月18日的《<四世同堂>预告》中,老舍说道:“故事发生在北平。时间是从七七抗战到抗战的第七年。”“敌人制造饥荒,四世同堂变成四世同亡”。^[14]尽管小说最后写到了胜利,但并未过度渲染积极喜悦的情绪,相反,作者将妞子的惨死做了大篇幅的描写,平添了结尾的悲凉气氛,小说仍然算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尾。这应该是老舍创作过程中迎来抗战胜利权衡之后的处理结果,同时也是在呼应“惨胜”的时局。

四、《民主世界》

1945年,老舍还发表过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民主世界》,最初发表于1945年9月至12月的《民心半月刊》。目前对这部小说比较一致的看法为,这是老舍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开端,因故没有完成。至今对这篇小说的关注非常有限,因为其篇幅实在太短,往往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笔者判断,这篇小说应该不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其体量大约是一个类似于《不成问题的问题》篇幅上下的中篇小说。理由如下:

(1)老舍在开始创作《四世同堂》以后,除了散文、杂文一类小文章,再也没写过其他小说。他多次对外表示过要孤注一掷、集中全力写完百万字的长篇《四世同堂》。“为了继续作痴人,我现在还吃着平价米,忍着头昏,在写长篇小说。我没工夫,也没精力,再写别的。您要短文,我一时还没法照办;我必须一气写完那长篇,正如同我必照旧安贫乐道那样。”^[15]这也从一个方面看出老舍对写作《四世同堂》一书的重视与决心。

(2)老舍在1945年已经不具备同时创作两部长篇小说的能力,尤其是体力。1936年,老舍在写作《骆驼祥子》中后期又开始写作小说《选民》。1937年,更是同时创作《小人物自述》与《病夫》两部长篇小说。那正是处于他山东七年的黄金时期,因辞去教职专心做职业写家,必须要多写才能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另外当时他的身体条件也完全可以胜任这种高强度的写作。而1945年老舍处于贫病的惨境,几乎无法兼顾两个长篇小说的写作。

(3)从目前仅有的前三章文本结构分析,每章内容相对独立,章节之间的情节没有直接的关联,更像是三个小故事的集锦。把其中任何一章独立出来都可以成为一篇相对完整的小小说。假若后面的内容继续保持这种结构,那么很难组织成一部长篇小说的体量。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目前留存的篇幅过于简短,还暂时无法窥探老舍整体的创作走向。我们不能保证第二节里的裘委员将来一定不会和第一节的水仙馆发生关系;也同样不能肯定第一节里的馆长下面就不会变成第三节里的绅粮。真若如此,那么这部小说最终写成一个长篇倒是大有可能。

(4)从小说文本及语言上来看,老舍采取了之前经常运用的直露的讽刺与人物漫画化笔法。这种写作手法一般在他的中短篇,尤其是短篇小说中使用最多,特别是《赶集》《樱海集》中的篇章多有所见。而长篇小说除了早期的三部长篇则很少见到。

(5)小说最初发表于《民心半月刊》1945年9月9日的创刊号。纵观老舍发表长篇小说的惯例,除了《小人物自述》外,没有一部长篇在非文学类新刊物上发表。同样,老舍一般应约给新刊物写稿往往都是篇幅不大的中短篇小说。另外,刊物广告上故意写长篇连载也可能是一种刻意招徕读者的虚假广告。

小说最终未完成的原因推测有二。其一,从时间上来看,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老舍刚好接到赴美讲学的邀约,故无法继续完成创作;其二,写完前三节后老舍体力不支,无法继续创作两部小说,便将这部小说割爱,集中全力写作《四世同堂》。此篇遂告中辍。其中第一个可能性更大些。

五、旅美

获得抗战胜利的消息后,老舍原本给在山东的好友王统照写了一信,希望能在青岛替自己物色一所小房。老舍久想重新恢复战前自己在山东时期悠然有序的日子,远离政治生活与各种文艺论争,专心做职业写家。但是文艺界同仁大多希望继续保留文协这个组织,继续选举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老舍遂打消恢复职业写家的计划。恰在此时,老舍接到来自美国国务院的信函,邀请他赴美讲学,为期一年。

梳理这段史实我们应该注意一个情况,即《骆驼祥子》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到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之间的时间间隔很短,大约只有两个月。据孟庆澍先生的研究文章,英文本《骆驼祥子》在美国“每月一书俱乐部”1945年7月列入“八月之选”。随即获得瞩目与热销。老舍本人最早获知该书畅销消息的时间不详。据现有的资料,只有1945年9月26日老舍致王冶秋的信中最早提及,“‘骆驼’因无国际版税法,无法要美金。美国的批评极佳,销路可观,或者因此也许‘施舍’给我一点,唯无确息耳。”^[16]据笔者另一篇文章《老舍致梅林佚信的再发现》中的判断,老舍最早获得赴美讲学的消息大约在1945年10月初。这样看来,大概可以推测负责美国“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的费正清在筹划1946年—1947年度赴美知识分子的候选者名单时刚好完整地看到了《骆驼祥子》英译本,十分欣赏,于是在已经入选的张孝骞、侯宝璋和赵九章等五位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之外又特意增加了三位文艺家,其中之一便是老舍。

老舍决定赴美的原因,我们熟知的有以下因素:第一,可借此机会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抗战以来文艺活动取得的成就;第二,有可能的条件下休养身心并腾出时间安心写作;第三,可以领略和学习美国先进的文化,开阔视野。除了上述三点以外很可能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原因,是为了获取《骆驼祥子》英译本的相关酬金。当时《中国文化》杂志专栏曾撰文:“中国未签字于国际出版协定,故老舍无版税可抽,但或可获得一笔礼金。”^[17]因小说在美畅销,即使没有版税,也能够获得一笔酬金,这对于战时饱受贫病折磨的老舍,无异一笔正当的收入。考虑到抗战期间老舍生活的惨况,他产生这种想法完全在情理之中。相较于文协同仁及友人为自己的捐款,这笔酬金更加名正言顺。之后的史实也证实了这一点。经过到美国之后的种种努力,老舍确实分到了《骆驼祥子》英文本50%的版税。对当时的老舍而言,这已经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

以上便是笔者从1945年当中选取了几个典型事例为切入点来粗浅地分析了老舍与时局之间的关系。通过粗略分析,我们可以大概发现上述五个事件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微妙关系。本文对1945年的老舍这一课题挖掘得尚不算深入,但是希望此文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继续深入研究,或许会有更加重大的发现。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出版社)

【注释】

[1]老舍:《四大皆空》,《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

[2]老舍:《贫血集·小序》,《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3]老舍:《今年的希望》,《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页。

[4]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页。

[5]老舍:《致王冶秋·二》,《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5页。

[6]老舍:《致王冶秋·三》,《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页。

[7]老舍:《致王冶秋·四》,《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页。

[8]老舍:《致王冶秋·五》,《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7页。

[9]转引自张菊玲著《几回掩卷哭曹侯——满族文学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