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广
在20世纪30至60年代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接受史上,《骆驼祥子》的接受最具典型意义。它既没有像《子夜》那样被神话定向,也没有像《围城》那样浮沉跌宕,而是始终处于平实稳定的接受常态中,无论是在文学审美观念开放的时代还是一元化的时代,《骆驼祥子》都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与影响。因此,《骆驼祥子》接受的命运实际上较为完整客观地反映出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在20世纪30至60年代接受的历史命运,《骆驼祥子》在接受过程中接受视阈的生成与打开,转向与过滤,透视出20世纪30至60年代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观念的历史嬗变。所以,从审美的视阈考察1936——1966年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的历史命运,《骆驼祥子》就具有了“标本”的意义。
一、1936——1948:接受视阈的生成与展示
1936年8月1日,第22期《宇宙风·编辑后记》里刊登了如下一小段文字:“老舍先生一口气给本刊写了八篇《老牛破车》后休息了一阵,现在暑假已到,就把全部工夫放在给本刊写作上面。除了随笔之外,更有一个长篇在创作中,名曰《骆驼祥子》,决定在本刊二十五期刊起。老舍先生是中国特出的长篇小说家,《骆驼祥子》就是这长长时间中构思成功的作品,写作时又在长闲的暑假期,写作地正在避暑地的青岛,其成功必定空前。本刊得此杰作,喜不自胜,就急急忙忙地报告读者。”这是《骆驼祥子》传播接受史上最初的文字。虽然编辑看到的仅仅是这部新作的开头,但凭着对老舍创作的高度信任,他还是喜不自胜地大胆对它做出了预断。诚然,书业的预告多带有商业气息,夸大性的宣传比比皆是,但这段预告却成功地将预言变成了断言,将“杰作”变成了公论。随后,在《骆驼祥子》出版之际,《宇宙风》(乙刊)于1939年第3期再次刊登广告并以老舍的自得作为自信的筹码:“《骆驼祥子》是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名篇,是名小说家老舍先生的巨著,作者自云这部小说是重头戏,好比谭叫天之唱定军山,是给行家看的。”自此,《骆驼祥子》是老舍的“重头戏”之说广为播扬。1939年3月,《骆驼祥子》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发行,虽然时逢抗战,但小说依然获得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至1949年2月共印行16版。[1]与此同时,《骆驼祥子》的接受也随之展开。据笔者统计,自1936年10月25日圣陶在《新少年》第2卷第8期发表第一篇接受文章《老舍的<北平的洋车夫>》,至1948年11月24日秦牧在《华商报》上发表《哀<骆驼祥子>》,1936——1948年间共有14篇文章及两部论著对老舍的这部“重头戏”(不含预告、广告及消息)进行了评介,也在以下几个方面生成并打开了《骆驼祥子》的审美视阈。
(1)出色的语言艺术。老舍的语言艺术为人所共识,《骆驼祥子》刚刊出第一节,叶圣陶就撰文指出,老舍的语言首先不仅是口头语言,而且是精粹的口头语言,其次又从幽默的趣味显示出来。[2]因是仅看了开头就匆忙写的观感,对于幽默的认识当然是建立在对以往老舍创作的理解上,难免出现偏差,但首肯老舍精粹的语言艺术还是显出叶圣陶敏锐、精当的艺术判断力。更进一步予以概括的是司徒珂,他认为老舍“把说话和行文打成一片,口劲与笔锋相互的联系,一扣紧似一扣,所以简洁,俏丽,明快,机智,真而且美。他是用纯粹的本国语言写小说的中国第一个作者,在他以前没有如此成功的人,在他之后我还没有发现第二者。”[3]梁实秋同样深有所感:“老舍先生的小说第一个令人不能忘的是他那一口纯而干脆的北平话。他的词汇丰富,句法干净利落,意味俏皮深刻。”[4]可以说,出色的语言艺术是《骆驼祥子》接受史中最先为接受者所认同并生成的既定视野,即便是对《骆驼祥子》持批评意见的接受者,[5]也对此表示认同,而老舍因《骆驼祥子》所展现出的语言才华也被公认为老舍语言艺术的杰出范本,至今毫无争议。
(2)成功的人物形象。这是《骆驼祥子》接受中随后生成却稍有分化的期待视野。小说刚一出版,毕树棠就认为,作者写骆驼祥子朴实、倔强、死板,“含着辣又嚼着甜,软不是,硬不成的劲儿,实很出色。”[6]祁龄也认为老舍清晰地揭示出祥子堕落的性格轨迹并指出:“骆驼祥子的一身,不但是每个北平人力车夫的一身,简直是所有北平的苦力、手工匠人的一身”。[7]司徒珂则以祥子“代表着一群干苦活的弟兄们的一个典型”相称。[8]更具慧眼的是梁实秋,他将祥子的得失视为全书的得失,认定《骆驼祥子》的意义就在于祥子形象的成功塑造。[9]当然,并不是接受者的视野都相互交融。吉力就觉得刘四爷形象最成功,虎虎有生气,[10]许杰则说:“写得最成功的,还该算到虎妞。”[11]而王任叔却认为老舍是用现象学的方法处理他的人物的,祥子是“在他这一种方法上概括成为一个世俗的类型,不是典型”。[12]不过,王任叔的视野随之沉入历史。
(3)文本的艺术价值。作为一位杰出的平民艺术家,老舍对于北平的一切——北平之人、北平之象与北平之味烂熟于心,信手写来,惟妙惟肖。这一创作个性在《老张的哲学》中就为人称道,[13]至《骆驼祥子》更达到顶峰。毕树棠对此赞叹不已,他认为《骆驼祥子》的艺术价值首先就体现在老舍“写出了北平的真美,言语,风俗,习惯,气象,景物,所有色色形形的调子,无论美丑好坏,都是道地北平的,用北平的滋味一嚼模,就都是美的”。[14]而华思更将老舍对北平图景栩栩如生的艺术再现作为全书的中心形象。他说:“这是北平,中国大众的北平,北平的污浊与活力,北平的美好与丑恶,北平的颜色与味道,这是本书的中心形象,这幅图是忘不掉的。”[15]显示出论者敏锐的艺术感受力。
(4)人性的切入点。《骆驼祥子》是老舍将偶然听来的两个车夫的故事糅合、扩写而成的。为集中精力写好这部小说,老舍辞去大学教职,一改以往幽默夸张的创作个性,以平易写实的手法叙述祥子的人生悲剧并以之为支点带动全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老舍为什么能够成功并使《骆驼祥子》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梁实秋说:“他在另一方向上找到发展的可能了。”“哪一个方向呢?就是人性的描写。《骆驼祥子》有一个故事,故事并不复杂,是以一个人为骨干,故事的结构便是随着这一个人的遭遇而展开的。小说不可以没有故事,但亦绝不可以只是讲故事。最上乘的艺术手法是凭藉着一段故事来发挥作者对于人性的描写。《骆驼祥子》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榜样。”[16]的确,转向写人,即专注于从人性的视角深入发掘祥子的性格特征及其悲剧意蕴,是老舍准确找到艺术的切入点进而排除幽默,明确目的,从容淡定地创作《骆驼祥子》并取得成功的关键缘由,也是理解老舍从三起三落的车夫故事中获得启悟并融创康拉德创作精髓的一把钥匙。不过,这一视野虽早已发现,[17]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而学者呼应并新拓梁实秋的这一视野则是在半个世纪以后了。[18]
(5)域外接受心理与文本意义潜势。1945年7月,《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出版,美国新闻处前总编辑华思读后立即发表文章,高度认同这部表现“一个想到北平谋生的青年农民的偶有的快乐与数不清的烦恼的直朴的故事”,将它视作了解中国普通人民的人道主义及其不可毁灭性的一本“最适当的著作”,认为它能在美国传播,是“中美了解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他说:“这本书不但把普通中国人民表现得真实而且平易可解,并且把中国人民写得温暖,不单调,谦和而又勇敢,全世界都可以从本书理解到,为什么那些深知中国人民的外国人,这样的珍爱他们。”他认为,作者在本书的朴素风格中,不朽地雕刻出一个好人的形象,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城市的心灵,具体而微描绘出一个阶级的悲剧,一个长期忍受痛苦的勇敢的心灵,一个动荡变乱的国家的狼狈之况,使读过这本书的读者对于中国普通人民再不会感到陌生,“这不是过奖,是对本书应有的评价。”他对老舍的人物选取以及由之传达出的意蕴十分赞赏。他还说:“对于美国读者,选择一个洋车夫作为全书中心人物,是值得赞美的一个想头。从美国人的关于人类尊严的混乱的概念说来,我们很自然地以为,一个人把自己卖做拖别人的牲畜,是堕落到极点了。然而事实上这正是普通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独立精神,他虽然献身于这样一种低贱的工作,他却非常有把握,决不会因此失去了人类的尊严。把自己卖身做这种工作,绝没有使他感觉到他比他拉的客人有所不如。骆驼祥子是一个极为动人的人物,遭受到人类与社会残酷的痛苦,他受苛待,受折磨,受打击,但他从没有失掉骄傲之感,对于他的工作的尊严与价值,从未失掉信心。作者清晰地传达出中国古老文明的这一目不识丁遭受蹂躏的子孙的个人价值与民主的个人主义,作者也就一方面浮雕出这种好人本性中固有的将来的希望,一方面也描绘出那使他陷害于如此狼狈的中国的绝望的情况。”[19]这同样是极具重构意义的接受视野。然而,华思这一客观公正而非心存偏见的接受视阈长期以来被遮蔽,也失收于老舍研究的各类史料中,殊不知华思对于《骆驼祥子》故事内核的理解,对于文本意义潜势的解读,对于祥子形象的内涵,以及国外接受者对于文本的接受心理的展示等,已开启了我们认同与重构、修正与跨越的新视阈,例如,将《骆驼祥子》视为一部捍卫人类尊严与价值的小说的视点就充满张力,但学界至今仍无人呼应,偶有的承续与扩展亦未实现真正的跨越,令人遗憾。
此外,也有接受者将《骆驼祥子》的成功归于结构与线索紧严以及写出了祥子的悲剧性等,[20]但也仅是点到为止。
1936——1948年是中国历史沧桑巨变的时代,也是审美观念开放交融的时代,《骆驼祥子》的出版虽然相对而言有些生不逢时,但仍有众多的接受者对这部不以强烈的时代气息见长而以深刻的人性刻画取胜的文本投去了审美的目光,接受者各具视野,见仁见智,尤其在语言艺术、人物形象、艺术价值、艺术切入点、域外接受心理与文本意义潜势等介入点上生成了有待实现的期待视野,为《骆驼祥子》的接受深化开启了通道。其中,出色的语言艺术为接受者所公认,成为《骆驼祥子》接受的既定视野,之后的补充只是丰富与完善,并无歧义与改变。成功的人物形象虽略有分歧,但总体而言,将祥子视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则是接受者的共识。颇具发散潜势的是文本的艺术价值,接受者高度认同老舍对北平之象与北平之味入木三分的刻画,虽然只是稍稍触及并未充分打开,却为之后老舍创作风格及文学史地位的定向打开了通道,成为理解老舍之所以为老舍的标志性视阈。此外,《骆驼祥子》的人性书写及其意义也终于在50年后得以承续并形成新的接受视阈。但是关于域外接受心理以及文本意义潜势的接受等因接受视阈的遮蔽而中断,至今未能形成有效的接受链,令人期待。
二、1949——1966:接受视阈的转向与过滤
1950年8月20日,老舍在《人民日报》发表《老舍选集·自序》。在自序里,老舍检讨了自己创作《骆驼祥子》时处理人物命运的不当以及主题的低沉,并表达了“继续学习创作,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么去创作”的愿望。随之,一向不愿修改自己已公开发表的创作的老舍,违背自己的意愿,对将要收入《老舍选集》中的《骆驼祥子》做了重大修改,不仅删除了许多“不必要的”情节,而且删去了倒数第二章的一半与最后一整章,为新时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尽可能符合规训语境的《骆驼祥子》。[21]《老舍选集》于1951年8月由开明书店公开发行,《骆驼祥子》的改定本也成为50——70年代的通行本。但是,老舍试图以遮蔽祥子的堕落结局与凄惨命运的方式改变原有的立意与结构的姿态,并没有在接受者那里得到认可。王瑶就以旧版本为例肯定了《骆驼祥子》在老舍创作中的突出地位后,又指出结尾虽倾向于集体主义的进展但思想性较弱的不足。[22]随后,丁易、刘绶松、蒋孔阳等人也在其新文学史及相关论著中维护了这一视野。诚然,王瑶的视野形成于小说修改版未刊行之际,但丁易、刘绶松、蒋孔阳的视野则建立在小说修改版发行之后。问题不在于老舍是否对文本进行了修改,而在于接受者如何在文本中生发出新的理想主义色彩,批评作者旧的个人主义思想,借此彰显文本“应有的”审美效应。《骆驼祥子》的原版恰恰是介入者生成与过滤这一指向的模板。这是接受者在《讲话》理念的引导下探索成功的新路向,也是新的历史语境下接受者普遍遵循的新范式,它的形成与确立标志着《骆驼祥子》的接受视阈彻底转向。
转向一,对文本的理想主义色彩与审美效应的强调。早在1948年10月,许杰就对《骆驼祥子》的人物处理进行了批评,认为“在这部作品中,非但看不见个人主义的祥子的出路,也看不见中国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23]。新中国成立后,希求文本的理想主义色彩就成为时代的群体期待,无论是丁易的叹惜:“前途看不出一点光明”,“没有给受压迫者以光明的希望”,[24]还是刘绶松的苛求:“使祥子这样的人物得到这样一个结局,是不真实的,是不应该的,故事的结尾太低沉了,太阴惨了!”[25]或是蒋孔阳的责难:“《骆驼祥子》的整个气氛,尤其是结尾,就显得太阴沉了,闪现不出任何一点新时代的阳光”,[26]都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在塑造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中,应当表现出旧社会对他们的欺压与不平,表现出他们作为被压迫者不屈的灵魂与高尚的情操,表现出他们对革命的追求与赤诚的向往,表现出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期盼与果敢的追求,当他们为未来感到迷惘的时候应当为他们指明前行的方向或至少暗示出光明的前景。而“未显示出劳动人民斗争的目标和胜利的远景”则被视为文本的不足,[27]或不真实的反映。[28]虽然有接受者对此并不认同,如思齐就认为,不能据此得出作品的结局是不真实的结论,“《骆驼祥子》是一部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社会城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的,具有不可磨灭的社会价值的文学作品。”[29]但占据主控地位的依然是对文本的理想主义色彩及审美效应刻意强调的时代视野,它同时也衍化为衡量一部作品真实与否以及是否具备新质素的重要指标,成为这一时代具有主流地位的接受视野,直到1980年代后才渐行渐远。也正如此,这一时期一度引发的关于祥子形象真实性的争论最终化为历史的印痕。
转向二,对文本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倾向的定向。与文本的理想主义相关联,对文本思想内容与艺术倾向的介入也自然定向在对黑暗社会的揭露与批判、对集体主义观念的认同和对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即证明个人奋斗的徒劳无益上,文本的价值亦定向于此。蒋孔阳说:“《骆驼祥子》可说是一部对于人吃人的旧社会的控诉书!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骆驼祥子》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思想价值。”[30]公兰谷也予以认同:“作者意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令人痛恨的事实:在旧社会,劳动人民个人的努力往往是徒然的,劳动人民勤奋、要强,想做个好人,但到头终不免成为社会的牺牲,而趋向于堕落。这是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意图所在,也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31]这与蔡师圣的视野:“小说相当深刻地反映了二十年代旧中国社会的阴森可怕,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和罪恶,作者以同情的态度生动地描写人力车夫工人的悲惨生活,严正地指出祥子逐渐失去生活理想而走向堕落‘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根本原因是旧社会的残酷和不合理”,以及“《骆驼祥子》主题思想的深度还在于:作者揭示并批判了祥子个人盲目奋斗道路的错误”,[32]视界交融。这种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以扬抑分明、对立统一的接受理念衡定文本艺术价值的群体视野,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视野”,它不仅左右了这个时代的接受指向,也对《骆驼祥子》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典型的个案便是梅阡推翻老舍《骆驼祥子》原有的意旨与艺术图式,按“时代的要求”改编成话剧《骆驼祥子》,并阐述了之所以如此的理由与现实的基础。[33]岂料,这一传播尝试虽一时引起较大的反响,但终至成为时代的悲剧与历史的遗憾。
这一时期也有接受者对阮明、曹先生、虎妞等人物形象的不足提出了不同的认识,[34]但在今天看来已无须赘言。
1949——1966年的《骆驼祥子》接受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向并过滤的,一元化的审美观念使接受者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将文本的审美观照转向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美学观照,“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接受导向,使接受者注重彰显文本的社会效应,注重滤去潜在的不应有的文学杂质,寻求符合新时代标准的文学元素。因此,强调并定向《骆驼祥子》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思想倾向就成为介入者一致的接受视阈,视点交融,视界重合也就不足为奇了。新标准的确立及其所强调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将文本的审美感知限定在狭隘的政治视野中,无形中隔断了原有的开放的接受视野,特别是对于《骆驼祥子》这样一部不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非主流文本,强力嗅寻其中的政治意味恰恰不是《骆驼祥子》所透含的接受阈值,这就使得这一时期《骆驼祥子》的接受较之前一时期而言,非但没有拓宽接受的视阈,深化原有的视野,生成有效的接受环链,反而更加逼仄,更加偏离,直至中断。当然,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求证历史来路的合法性,寻求文本意识形态的从属性,也属常规,甚至无可厚非。但集体臣服,以立场替代方法,以现实代替历史,一味地苛求作家,削足适履,以“理想的”要求“现实的”,以“未来的”要求“历史的”,使介入者的个体视野衍化为大同小异的群体视野,特别是一些看似已形成了接受环链,并短暂地转化为“既定视野”,却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而自然断裂并沉入历史深处,文本接受环链的生成与接受视阈的新拓,不得不重新从起点出发。历史的教训意味而深长。
20世纪30至60年代,被视为中国现代有影响的杰出的长篇小说只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少数几部,经过1950年代新文学史的筛选与官方的确认后被经典化,其中《子夜》更被神圣化。而人物灰暗,主题低沉,缺乏“时代性”的《骆驼祥子》虽“灰头土脑”(当然,《家》的境遇也不好),但毕竟是较为“中性”的一部。《子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的经典化,缘于主题的“时代性”与艺术书写的政治功利性,它们的“升”缘自它们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寻找到了“契合”的基点,缘自它们对主流中心话语的积极应和,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观念下,它们赢得非常的声誉也在预料之中。然而,当文学一旦回归到文学的场阈中来——回归到人学的意义上来,回归到审美的品格上来,政治的功利性的水分就会被无情地挤干,它们的审美阈值也就不再被无限放大,它们的审美意味也随之急剧蜕变,从中心置换到边缘,从天空滑落至地面也就在所难免了。只不过《骆驼祥子》的接受有些“错位”:在审美观念开放的时代逢遇战争语境,在审美一元化的时代逢遇政治语境。开放的审美观念将文本视为作家艺术能力的具体体现,一元化的审美观念将文本视为作家世界观、创作观的艺术呈现,前者关注“写得怎样”,后者关注“为谁而写”,二者的错位自然导致受视阈的转换,导致接受视野的隔断,导致接期待视野的彻底转型。处在夹缝中“错位”的《骆驼祥子》自然只能始终处于边缘中的经典这一尴尬的历史语境中。
不过,《骆驼祥子》的接受又是幸运的,在开放的时代接受者们给出了新拓的基点,虽然多是印象式、扫描式的把握,但仍为后来者进一步开启文本的审美意蕴打开了通道;《骆驼祥子》的接受也是不幸的,“错位”的接受观使两个时代的接受视野无法对接,扩展,深化,而那些看似理性、导向性的接受视阈在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时,最终淡出历史。当然,这不仅是《骆驼祥子》的接受命运,也是那个时代“《骆驼祥子》们”的接受命运。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释】
[1]陈思广:《<骆驼祥子>的版次及其意涵》,《出版史料》2011年2期。
[2]圣陶:《老舍的<北平的洋车夫>》,《新少年》1936年第8期。
[3]司徒珂:《评<骆驼祥子>》,《中国文艺》1940年第6期。
[4]梁实秋:《读<骆驼祥子>》,《中央周刊》(重庆)1942年第32期。
[5]许杰:《论<骆驼祥子>》,《文艺新辑》第1辑,文艺新辑社1948年版,第35—44页;秦牧:《哀<骆驼祥子>》,《华商报》1948年11月24日。
[6]毕树棠:《骆驼祥子》,《宇宙风·乙刊》1939年第5期。
[7]祁龄:《杂谈<残雾>并及<骆驼祥子>》,重庆《时事新报》1939年12月5日。
[8]司徒珂:《评<骆驼祥子>》,《中国文艺》1940年第6期。
[9]梁实秋:《读<骆驼祥子>》,《中央周刊》(重庆)1942年第32期。
[10]吉力:《读<骆驼祥子>》,《鲁迅风》1939年第14期。
[11]许杰:《论<骆驼祥子>》,《文艺新辑》第1辑,文艺新辑社1948年版。
[12]王任叔:《文学读本》,珠林书店1940年5月版,第192页。
[13]知白:《<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天津《大公报》1929年2月11日。
[14]毕树棠:《骆驼祥子》,《宇宙风·乙刊》1939年第5期。
[15][美]华思:《评<骆驼祥子>英译本》,《扫荡报》1945年8月27日。
[16]梁实秋:《读<骆驼祥子>》,《中央周刊》(重庆)1942年第32期。
[17]陈子善:《梁实秋与老舍的文字之交》,《明报月刊》1989年278期。
[18]王润华:《<骆驼祥子>中<黑暗的心>的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3期;温儒敏:《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春之卷。
[19][美]华思:《评<骆驼祥子>英译本》,《扫荡报》1945年8月27日。
[20]许杰:《论<骆驼祥子>》,《文艺新辑》第1辑,文艺新辑社1948年版;李兆麟:《与刘民生先生论<骆驼祥子>》,《上海文化》1946年第8期。
[21]之后老舍还对《骆驼祥子》做了重要修改,详见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67页。
[2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232—233页。
[23]许杰:《论<骆驼祥子>》,《文艺新辑》第1辑,文艺新辑社1948年版。
[24]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72页。
[25]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74页。
[26]蒋孔阳:《谈<骆驼祥子>》,《语文教学》1957年3期。
[27]方白:《读<骆驼祥子>》,《文艺学习》1956年6期。
[28]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74页。
[29]思齐:《<骆驼祥子>简论》,《语言文学》1959年5期。
[30]蒋孔阳:《谈<骆驼祥子>》,《语文教学》1957年3期。
[31]公兰谷:《老舍的<骆驼祥子>》,《现代作品论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32]蔡师圣:《略论老舍的早期小说》,《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2期。
[33]梅阡:《谈<骆驼祥子>的改编》,《戏剧论丛》第4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155页。
[34]公兰谷:《老舍的<骆驼祥子>》,《现代作品论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68—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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