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遇革命引路人陈潭秋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幸遇革命引路人陈潭秋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22年秋，伍修权升入五年级。因为个子高，他坐在教室的倒数第二排。从个头到年龄，他都是小伙子了。

当时每个年级都有一位级任老师，除教学之外，还负责所在班级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与学生的接触比一般任课教师多。伍修权此时的级任老师是陈潭秋。

陈潭秋是湖北黄冈人，与董必武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早期领导人。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武汉，他按照大会宗旨开展活动，任务之一，就是壮大革命队伍，伍修权成了他发现、培养的对象之一。

陈潭秋给五年级上国文课和历史课。通过这两门课，他向学生传授了许多社会知识和革命思想。讲授历史课时，他反复启发学生，不要仅仅从帝王的更迭来看待历史的演变，而要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考察历史的进步。他还给学生讲解社会发展史，从劳动怎样创造了人类本身，讲到新的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要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每个想要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必须站在推动社会前进的方面，而不是站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面。(www.guayunfan.com)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各种代表人物竞相登上历史舞台，各派治国方略众说纷纭，有主张教育救国的，有提出实业救国的，听起来都颇能吸引人。陈潭秋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指出这些办法治标不治本，认为彻底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推翻反动统治，根除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才是救国富民的唯一道路。

伍修权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切身的感受使他格外爱听陈潭秋讲的这些道理，从中受到的教育、启发也更深，常常提出一些自己想不明白的问题。有一次，他问陈潭秋，许多像自己这样的穷孩子都上不起学，该怎么办？陈潭秋说，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要根本解决问题，只有彻底推翻旧社会，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穷孩子才能都获得上学的机会。

陈潭秋还常带学生走出校门，把社会当课堂。一次，他们来到停泊着许多外国舰船的长江边，陈潭秋指着炮管又粗又长的列强的军舰，以及不断吐出洋货又吞进中国特产的外国商船，要学生们好好想想，为什么外国舰船能在中国内河长驱直入，洋人为什么能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他用眼前的事实剖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告诉学生们只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彻底改变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才能求得民族的独立解放。

有一次，伍修权过江去汉口，在租界的大街上，见一个坐黄包车的洋人下车时，车夫让他付钱，那人傲慢地掏出钱随手扔在地上。车夫强忍着屈辱低头拾起来，发现钱数不够，就要洋人再给一点。那洋人听而不闻，扬长而去，车夫和周围的人敢怒而不敢言。这种事情几乎天天都有，伍修权过去见了，最多对车夫表示同情，此时却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认识到只有改变社会制度，推翻反动统治，国家才能独立，才能富强，劳苦大众才能不再遭受这样的侮辱欺凌。陈潭秋对伍修权的认识深感欣慰。他让伍修权参加党团组织的外围活动，读进步书刊。在他的熏陶下，伍修权的视野逐渐开阔起来，从自己一人一家的境遇，渐渐扩大到对整个社会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他说：“我感到这位陈老师不仅是我学习上的老师，更是我人生的导师……。他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明亮的思想之窗，使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6]

陈潭秋

经过一年多的教育、考察，陈潭秋与当时武汉中国共产党组织中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何恐，于1923年冬介绍伍修权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他同时入团的还有附小的两个同学。陈潭秋和何恐主持了伍修权等人的入团仪式。由于条件的限制，这个仪式没有大会宣誓，而是在下课以后，由陈潭秋和何恐把伍修权等带进一间小屋子里，通知他们，组织上已经批准他们加入青年团，还对他们讲了青年团的任务、对团员的要求、今后的工作等等，同时决定伍修权和另两名一起入团的同学组成高师附小的第一个团小组，伍修权为第一任小组长，这年他15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被伍修权视为“一生中第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他说：“社会的不平，国家的不幸，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这些开始观察社会和思索人生的少年的心。陈潭秋同志成为我们思想上的启蒙人，也成为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7]

伍修权入团后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和物色志同道合者，将他们吸收到团组织中来，以扩大革命队伍。在上级党团组织的领导帮助下，他们最初的三人团小组，后来扩大为十名，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高师附小的重要助手。伍修权加入青年团后，虽然遵照组织纪律，不能向父母兄长透露，但是家人还是慢慢发现了他的一些秘密。父母看到他藏在家里的传单、内部刊物等，总是叮嘱他多加小心，并帮助他把那些“违禁品”藏得更严密些。

伍修权升入六年级后，级任老师是张朗轩。他是陈潭秋的密友，思想进步，学识丰富，朴实可亲。张朗轩对伍修权也十分关心，从课外到课内都给予许多帮助、教育和指导，被伍修权称为“又一个终生难忘的恩师”。出于当时的纪律规定，伍修权没有也不便问张朗轩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确信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长者。

当时，武汉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伍修权遵照上级的要求和布置，参与组织了种种革命活动。1924年春天，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高师附小三年级以上的同学，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走上街头，与武昌各校师生一起，联合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领导这次游行的钱介磐（又名钱亦石）是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又是武汉国共合作机构的负责人之一。伍修权带领团小组成员，事先制作了一批写好标语口号的彩色纸旗，游行前分发给同学们，又在行进中边走边领着大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在这次游行中，伍修权还负责附小游行队伍殿后的一个笛鼓队。笛鼓队由几十名同学组成，有十几支竖笛、几支铜号、两只大军鼓和十来只小军鼓，一路上号笛鼓乐齐鸣，成了游行队伍中一支格外引人注目的小分队。

1924年夏天，伍修权从高师附小毕业。同年秋，介绍伍修权入团后不久被中国共产党派到安源，组织发动那里铁路和煤矿工人斗争的陈潭秋又回到武汉，继续以高师附小为红色据点，并使之成为共产党在当地的重要指导中心。伍修权对母校充满感激之情，为自己启蒙教育阶段接连遇上陈潭秋、熊器叔、张朗轩等老师而庆幸。他回忆说：“在毕业离校时，我对这个小小的革命摇篮万分留恋。我在这里的生活，实际上影响和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8]

1924年7月，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毕业的伍修权升学无望。他不得不找一份工作，从经济上分担一点家庭困难。好在这时他已有了不断关心帮助他的组织与战友。当地的开明人士在武汉开了一家共进书社，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出售进步书刊，兼卖一些文化用品。伍修权打听到那里要招收学徒，就跑去应聘并被录用。书社内已有一男一女两名共青团员，伍修权去后就加入了团小组。

因为伍修权刚进书社，环境和业务都不熟悉，书社经理开始只让他干杂活，如搬运书籍、给学校送书之类。但不管什么工作，伍修权总是努力做好，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武汉是长江沿线“三大火炉”之一，夏天很热。这给伍修权添了一份季节性的活儿——为经理扇扇子。那时没有电风扇，只能在房子里吊个大布幛子，用绳子不断拉来拉去，伍修权常常因此而汗流浃背。他的勤恳淳朴、吃苦耐劳得到书社经理的赏识，干了一段时间的杂活后，被安排帮着誊写账目，也参加书店的一些业务工作。伍修权上学时成绩就很好，有这个扎实功底，干得比较顺手，加上对工作认真负责，又待人随和，大家都很喜欢他。

伍修权虽然有了稳定的工作，但仍为不能继续读书而深感遗憾，总渴望能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愿望不久真的实现了。原来，在书店时，他常常见到或接待在附小读书时的同学和老师。这些师友也为他的失学惋惜，三番五次动员他继续读书。伍修权只得将自己不得不来此谋生的无奈告诉他们。几个家境较好的同窗好友经过商议，决定凑钱帮他交学费。伍修权喜出望外，经过补考，他插班进了武昌高师附属中学的初中一年级。

1924年冬复学后，伍修权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学习中。只是高师附中离他家约有十里路，他每天步行上学，来回得两小时左右。上小学时离家近，中午回家吃饭，现在可不行了，如果在学校搭伙，又得花不少钱。于是，伍修权中午通常到街头小摊上买个大饼充饥。有时几个铜板的零用钱也没有了，只得饿肚子。有一次，他家里也断了炊，连着几天揭不开锅。尽管饿着肚子，伍修权仍然强打精神去上学。一个同学发现他气色不对，问出隐情后，马上解囊相助，送他一枚银元，让他去买东西吃。伍修权感激地接过银元，但并没有买吃的，而是放学后赶紧跑回家，把钱交给父母，以解全家燃眉之急。

伍修权读初中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高潮中，各派政治势力异常活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组织也不例外。

读初中的伍修权仍然是青年团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他经常按照上级指示，在课余时间特别是晚上，外出散发传单，在路口张贴标语，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每次受领任务后，伍修权通常先去实地察看，摸清情况，回来再在团小组内商定对策。执行任务时，常常由一两个人先同警察故意纠缠，分散其注意力，其他人趁机迅速贴出标语，分散离开，再到新的地点相机行动。伍修权还在街头向过往行人分发传单。街上是什么人都有的，分发传单时就得识别不同的对象，有的人会接受宣传品，有的人则不予理睬甚至投来白眼，遇到反动家伙还可能挨揍甚至被抓。伍修权注意观察，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一眼就能看出什么人可以给传单，什么人得离远些。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陈潭秋、董必武等在武汉组织、主持了一系列革命活动，还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工作、学习文件。一次，伍修权接到通知去高师附小，在母校临街楼上的会议室里，参加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党团员骨干分子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不仅与陈潭秋重逢，而且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当时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国共产党汉口地委委员长，又是正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和湖北省临时党部委员。林育南、刘昌群、李子芬、何恐等当时武汉革命活动的活跃分子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1925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许多重要活动。当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为了悼念他，陈潭秋、董必武等在武汉公开组织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伍修权等年轻的党团员都参加了大会服务工作，从会前分发通知、布置会场，到大会开始后维持秩序，在场内散发或出售宣传孙中山先生在国事遗嘱中提出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及“三民主义”等思想、主张的书籍和材料。

不久，上海发生了日本资本家屠杀上海纱厂工人顾正红和英帝国主义在南京路屠杀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由此引发了全国各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五卅”运动。武汉的中共组织又发动党团员分散到武汉三镇，宣传“五卅”惨案真相，揭露列强的暴行。伍修权所在的团小组被分派到江北的汉口市内，三人为一组，在街头向各界同胞宣传，历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欺凌同胞的暴行，号召大家起来反抗侵略，抵制日货。听众多时达上百人，少时也有几十人。大家还在街头唱反日歌曲：“高丽国（指朝鲜），琉球岛，与台湾，地不小，可怜都被他（指日本）侵吞了。为奴为仆眼前到，这国耻，几时消……”歌声传递着中国人民的屈辱与愤怒，感染了不少听众。这次活动受到国民党军警的粗暴干涉，当军警持枪舞棍驱散人群时，伍修权他们立即转移阵地，继续进行宣传活动，一坚持就是好几天。

陈潭秋为了深入工人群众，发动工人运动，在武昌城郊江边上一个叫徐家棚的工人聚居区，开办了一所工人子弟学校。伍修权等几个共青团员，利用课余时间，去那里帮助他开展工作，参与建校、教学、家访等一系列活动。伍修权深知，这所学校对于工人子女，就像几年前自己就读复式班一样重要，因此干得格外起劲。初来时，这里没有校舍，他们就和工人们一起，找来些竹架和稻草，搭起一座约20平方米的大敞棚，在地上垒起土坯砖块，再架上木板木条，就成了课桌和板凳。工人们把10岁上下因没钱而上不了学的孩子领来了，这些孩子成了这所子弟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徐家棚的“草棚学校”开办以后，陈潭秋常常因为有别的重要任务而不能来，就由伍修权等按照他的布置，轮流来这里开展日常教学工作。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伍修权他们也常来这里辅导学生。陈潭秋还让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人们的疾苦，倾听工人们的愿望。伍修权也曾是一个上不起学的孩子，他与这些学生及其家长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陈潭秋布置的这些工作，他干得得心应手，而且从中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和课本里学不到的东西。在这里，他不仅扩大了眼界和生活圈，还启迪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除了陈潭秋直接领导和布置的工作外，伍修权还参加了武汉地区党团组织开展的其他活动。何恐经常组织他们上团课，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何恐的工作方法灵活多样，多次组织团员到武昌的风景名胜区去上团课，这样一来增加了大家的学习兴趣，效果自然很好。伍修权从陈潭秋等的言传身教中接触到的阶级斗争理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在活动中得到加强。何恐还邀请当地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和懂得马列主义的武汉知识界、教育界进步人士，来为团员们讲课或主持学习讨论。伍修权在这段时间里先后听过彭泽湘、许之桢和自己熟悉的钱介磐、张朗轩、熊器叔、何春桥、刘季良、江子麟等高师附小、附中老师的专题讲座。团课上，他们还常常可以读到一些革命书刊。伍修权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著作，还看过《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中国共产党内部刊物或由共产党人主办的刊物。有时，何恐还拿来国家主义派办的《醒狮》杂志，让他们与革命书刊比较着看。

陈潭秋等革命家的诱导引领、初中阶段的早期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逐渐使伍修权成长为青年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