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传递革命接力棒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言传身教传递革命接力棒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笔耕不辍留财富

张万年、迟浩田在纪念文章中说伍修权“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许多有益的思考”。

伍修权撰写的纪念和回忆文章，绝大多数写于退居二线以后担任中顾委常委的十年间，1982年至1984年三年间的笔耕成果尤为丰硕。写作时间较早的，多数也在这一时段内进行了梳理、修改。

伍修权写大人物、大事件，把历史的那一幕定格在自己的文字方阵之中，供后来人品评、思考。在他笔下，多灾多难的1976年，让人掩卷沉思：“几个月内，我们连续失去了三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当时真有‘天柱折，地维绝’之感。……与此同时，更使我们焦心的是，‘四人帮’正打着他的旗号妄图抢班夺权，他们已经把全党全国搞得乱了套，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后果将不堪设想。”[5]他用笔展示老战友的品格、情操，是对逝者英灵的祭奠，对革命精神的传导，更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愤怒控诉：“我们党内有一些老同志，职位不算高，却有很高的品德；名气不算大，却受许多同志的敬仰。他们的经历看起来很平常，但有不少闪光的篇章。”在他笔下，我们看到从30年代的古城兰州一路顶风冒雨走过来的革命者罗扬实的忠勇、淡定：“一生中几次遭受康生之流的打击迫害”，却“丝毫不减弱对党的热爱之情，丝毫不动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的笔端喷射着愤怒，更流淌着希望：“正在他要把愿望化为现实，在各种新型飞机设计中施展自己的才能时，十年动乱开始了，徐舜寿同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于1968年1月6日不幸去世。在最后的时刻，他还说：我不能死，我还没有老，我还能为党工作。他只活了五十个春秋，正当壮年。他的凌云壮志正待实现，国家的航空事业，也亟待发展，有多少工作正等着他去完成，他却不幸早逝了！”这与其说是给这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第一架飞机“101号”的设计者立碑，不如说是对十年动乱的控诉，对炎黄子孙飞天梦成真的呐喊！(www.guayunfan.com)

伍修权笔下的主人公，既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威名赫赫的将帅，也有不无两面评价的悲剧式人物；有自己的革命引路人，也有蒙冤几十年的当年战友。而他的笔耕成果，主要是作为重大党史见证人、重要事件参与者的回忆录，其中纵向的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横向的地域跨度遍及五洲四海。直接打过交道、进入笔端的人物，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是是非非多两面评价的。所涉及的事件，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成功和经验，也有失败和教训；还有成功中的教训，失败中的经验。对这一切，伍修权无不以自己独特的经历为主线，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给后人追忆或评说当年，汲取营养、记取教训留下宝贵财富。正因为此，媒体对伍修权的笔耕成果大感兴趣，竞相使之面世。这些作品的发表、出版时间，大都始于1982年，一直延续到其身后的2009年，历时二十多年而热度不减、关注依旧。邓颖超看了《往事沧桑》，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伍修权时说：“修权，你那个回忆录写得很好啊！”胡耀邦在一次中央会议中间休息时对伍修权说：“修权同志，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你应该这么写，就这么写下去。”1993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登门探望伍修权时，主要话题就是伍修权的回忆录。江泽民提到伍修权回忆长征中过雪山的一段，发表感想说，这说明革命征途中的每次胜利，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都要有坚强的决心。提到伍修权回忆在苏联留学的一段，江泽民说自己也在苏联学习过，两人还用俄语对了话。江泽民表示他特别爱读伍修权1950年去联合国的那部分，说伍修权当年此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令人感到得意和钦佩。关注伍修权笔耕成果的还有外国友人。1985年8月，伍修权一年前访日时结识的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会长茅诚司和日中友协评议员、华文翻译家波多野宏一教授致信中国《世界知识》总编辑，要求由他们将伍修权的回忆录《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因为这“是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外交和加深日中互相理解的重要材料”。

通观伍修权及与之直接相关的书籍，可以分为两种：伍修权写的，包括自传和回忆他人的；写伍修权的，包括传记作品和纪念文章。如果说后一种是伍修权用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的光辉一生写在祖国大地上、人民心田里的巨著，那么，前一种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进行的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的忠实记录，也是他以笔代枪，传播革命理想信念，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阵地。

伍修权写回忆录的最初动因是为了完成抢救历史资料的任务，他才会在后记中郑重其事地说明“本书虽然署着我的名，实际上却包含了不少同志的劳动和心血”，并历数耗费了精力、贡献过力量的协助者和合写者。他不仅自己带头撰写回忆录，还鼓励、支持年轻人抢救、整理史料。下面的记述可以窥见其良苦用心：“文武全才的伍老将军历来十分重视党史、军史、革命文献的抢救、挖掘和整理工作。在落实红西路军流落人员政策的过程中，伍老又因势利导地启发我们：‘你们不是掌握了不少西路军的史料吗？我看你们先不要忙于去写剧本、电影之类，应该先抢救，整理这批史料，这是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要被淹没掉。’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同程士荣同志合著了纪实文学集《祁连雪》一书，陈云同志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徐向前元帅题了字，伍修权同志亲自撰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作者为我们搜集抢救并献出了这一批十分珍贵的革命史料，它将成为人们学习传统和鼓舞斗志的良好读物。’别人也许不知道，可是作为作者的我们却十分清楚‘这批十分珍贵的革命史料’、‘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在伍老亲切关怀、具体指导、亲自指挥下才抢救下来的啊！有的甚至就是他老人家亲自提供的啊!”[6]

留下精神财富，需要一种思想，一种思想家才有的可以转化为巨大能量的无形物质。这种思想，是在伍修权历经磨难、锲而不舍的革命征程上锻造出来的，是他从失学起步的艰辛求学之路上养成的敏而好学中积淀起来的。“尽管身世沉浮，岗位转换，重任在肩，公务压身，伍老却始终酷爱读书。一有余暇就手不释卷，悉心攻读，刻苦钻研，直至晚年仍‘痴情不改’。伍老家有四个大书柜，装着满满的几千册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等。书上圈圈点点，多有批注。书中夹有许多书签，以备查阅。……伍老到总参工作的八年和任中顾委常委的十年间，工作繁忙，但无论多累多晚，一定要在当天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及新华社编的两本大参考认真读完。”[7]

晚年伍修权在家中看报

正是这种思想，这份执着，使伍修权从见证、参与到书写历史，以他独特的笔耕成果，给历史、给现在、给未来，留下了一笔超越时空的精神遗产。他在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所著《灿灿红叶》写的序中，盛赞其作品是“以她的晚晴之年，作她更引人瞩目的最后冲刺”，是“她晚年从另一方面对人民作出的新贡献”。这不也是伍修权自己笔耕不辍的写照吗？

应邀在兰州、武汉大学、国家体委作报告

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中顾委成员的又一任务是：“做一个报告员……可以讲现在的问题，也可以讲历史，讲历史我们可是有资格，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革命故事多得很。”伍修权不仅用笔，而且多次应邀作报告，与年轻人面对面地传递革命接力棒。

1983年8月他去兰州时，给兰州军区近千名干部作报告。在简述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有过的经验教训之后，他针对当时年轻人中严重存在的“天南海北都可以，就是不去新西兰”，即只想到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愿去新疆、西藏和以兰州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的思想动态说：“对于这些想法和说法，我借用一句外交场合的话，叫做‘我方表示遗憾’，因为这里头不仅是个苦乐观的问题，也反映了一种人生观或世界观问题，有的青年同志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苦和乐，更不知道他应该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理想和目标。”对伍修权的这次报告，听众普遍认为内涵丰厚又生动风趣，对大家很有帮助。

1983年伍修权重返兰州时应邀题词

1983年11月，伍修权应邀回故乡，参加武汉大学校庆期间，对武大师生员工及校友、来宾共七千余人作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报告。伍修权是作为武大校友应邀参加校庆的。他少年时期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附属于武昌高等师范，而武昌高师是武汉大学的前身之一，他也就成了武大校友。应邀在校庆大会上讲话时，伍修权说：“我本来不是武大的学生，只算是附中的校友，由于你们校领导政策宽大，把我也算做武大校友了，我感到很荣幸。”他的话引来全场热烈的掌声。在校庆大会上，学校领导向人们介绍到伍修权时，有一位在场的外宾听到他的名字，惊讶地问：“伍修权，是不是1950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被称为大闹联合国的那一位？”当人们证实就是他时，那个外宾更为惊讶地“啊”了一声，为自己能与这位国际舞台上的名人一起赴会而深感荣幸。当时在场的武大师生员工，更为拥有这么一位中外知名的老校友而十分自豪。也正因为此，他在参加校庆期间应邀所作的长篇报告，虽然主要是讲中共党史，听众对此并不陌生，但由这样一位校友现身说法地讲，效果就出奇地好。

1984年11月，伍修权应国家体委之邀，在北京体育馆对几千名运动员和体委机关干部作了长达近四个小时的报告。这个报告是配合国家体委整党工作的一项内容，在讲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伍修权说：“我希望你们都能做一个坚定的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有的（虽然是个别的）青年人政治上糊涂得很，结果干了蠢事，例如登过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胡某，由于自己意志不坚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引诱、包围和利用，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其实她有什么‘难’要‘避’呢？她根本不懂什么叫政治，结果反而成为人家的一颗‘政治棋子’，被用来攻击和诬蔑我们的祖国，引起了国际间的争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同时也断送了自己……据说她以后有次参加什么比赛，不仅没有得到冠亚军，名次一直被排到第五十几名以外，连再参加比赛的资格都没有了。这里面除了技术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她原来凭借祖国给予的强大精神力量没有了，她成了一个失去灵魂的人。”

1983年伍修权回到当年就读小学与老师们在一起

参加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

1985年遵义会议50周年时，当年亲历这次会议的人，健在的已不到三分之一。中共中央决定在当年遵义会议召开之日，在北京和遵义同时举行5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由杨尚昆出席并讲话，伍修权去遵义参加纪念活动。

伍修权在离开北京前与杨尚昆商定，在遵义举行的纪念大会上，他将使用杨尚昆在北京纪念会上的同一讲话稿。伍修权一行到达贵阳后，在中共贵州省委领导陪同下，和应邀参加纪念活动的各地来宾一起，转赴主要的纪念活动地点遵义市。车队进入遵义市区，只见满街灯火通明，到处是今非昔比的高大楼房和宽阔街道，到处沉浸在由横幅、彩旗、彩灯、彩饰等营造的喜庆气氛中。

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的内容之一，是举办关于遵义会议的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者来了一百多人，提交了七十余篇研究论文。伍修权作为遵义会议的亲历者，同当年也在遵义的红军干部、退居二线后担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的童小鹏，被邀请先去参加学术讨论会。伍修权应邀在会上即席讲话，他说，对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最初人们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因为长征途中开过多次各种会议，但是遵义会议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是当时任何会议所不可比拟的。我们应该本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发掘新的史实，提出新的看法，为党史研究和现实需要做出新的贡献。

1985年伍修权参加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时在当年坐过的位置上留影

纪念活动的另一项，是为建在遵义市郊的凤凰山红军纪念碑和烈士陵园揭幕剪彩。伍修权等揭开红色帷幕，露出了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题词“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绕过纪念碑是原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之墓。邓萍是红军1935年第二次进驻遵义时牺牲的，伍修权与他曾同在瑞金红军学校工作，并且就是在他牺牲后才到三军团担任副参谋长的。他在墓前凭吊了这位熟悉的烈士，又向随行人员轻轻介绍邓萍不仅有较高的军事才能，而且多才多艺。他还向人们说起也在二进遵义的战斗中牺牲的三军团十团参谋长钟伟剑，他们在红校一道工作过。邓萍墓后边是一排排“红军坟”，墓区前也立了碑，伍修权逐字逐句读完碑文，沉重地说：“长征和革命的胜利，是多少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

1月15日下午，伍修权又去当年设在原遵义天主教堂的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及遵义会议历史文物陈列馆，参加了重新修复并正式开放的剪彩仪式。他一一回答了记者们关于遵义会议和长征历史中的许多问题。他的谈话和形象，通过新闻媒体出现在电视、广播和报刊上。

重登娄山关是这次纪念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伍修权不顾年高，也兴致勃勃地和一大批也已七八十岁的老红军一起去了。1月16日一早，车队离开遵义，直奔娄山关。车到娄山关下，伍修权就甩开手杖，把大衣一脱，领头走上闻名遐迩的如铁雄关。他站到“娄山关”碑前，和大家一起欣赏毛泽东手书的《忆秦娥·娄山关》诗词巨碑。还登上又一处山崖，在刻有红军书法家舒同新题的“娄山关”巨字的石壁前，再次和大家合影留念。接着又不要别人搀扶，一步步走到当年发生过激战的关口小金山上，在那里残存的作战工事前和新立的遵义战役纪念碑下，一边凭吊参观，一边评说当年。

1月17日，即当年遵义会议闭幕之日，遵照中央决定，在北京和遵义同时举行纪念大会。这天伍修权被迎进以红军进攻遵义时的作战地点“红花岗”命名的礼堂内。大会在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主持下，由伍修权作此次纪念活动的主题讲话，他登上讲台后未念讲稿，而是说了这样一段开场白：“此时此刻，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也同我们这里一样，由中共中央召开同样内容同一主题的盛会，我手里的这份讲稿，也就是与此同时，由杨尚昆同志在北京纪念会上讲的同一个稿子，我现在的讲话，等于是他的讲话在遵义的同声转播。让北京和遵义，从中央到地方，用同一语言同一声音，来纪念伟大遵义会议的50周年……”这别开生面又富有深意的开场白，使伍修权的讲话虽然与杨尚昆用的是同一份讲稿，却不乏他特有的热诚和机敏。

纪念大会的当夜，市内举行了盛大的花灯焰火晚会，全城鞭炮、锣鼓、军乐、广播乐曲特别是万民同庆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一位与伍修权一起观礼的老红军感叹说：“如果不是当年的遵义会议，我们别说在这里看景观灯，恐怕连尸骨都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伍修权激动地说：“还应该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的正确主张，我们可能根本到不了遵义，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早就被敌人消灭了，长征和中国革命的结果，就很难想象了！”

1985年伍修权作为主宾赴贵州参加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图为伍修权（右）与童小鹏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合影

活动期间，他约了童小鹏一起，再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的小楼上忆当年。在参观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等的住处时，他看到留着长胡子的周恩来照片时说，长征时周恩来是留了胡子，但是没有照片上这么健康，当时很瘦，这张照片是长征结束后在陕北拍的。他在朱德住处见床上有条棉褥子，说那时从总司令到小战士，讲究官兵平等，只在稻草上面加被单，谁都没有这种褥子。在刘伯承住处见到床头挂的斗笠，他取下一边摸着一边说，长征时我们就是用它遮风挡雨躲太阳。会议室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作战室”，伍修权看着桌上的马灯和西门子皮包电话机，怀念地说，现在看这些东西既破旧又落后，可是红军就是用这些来战胜白军的，没有这些就没有后来的胜利和今天的强大军队和现代装备。他和童小鹏还抓起电话耳机试着摇了几下，似乎接通了那些难忘的岁月。

在会址小楼的墙外，有一株高过楼房的老槐树，伍修权说过去好像没见这棵大树。纪念馆的陪同人员说，红军来时它才是棵小树芽芽，几十年下来就长成了这么棵大树。伍修权感叹道：“是啊，树苗长成大树，革命发展壮大了，我们人也老了。可是这里的一切，我们都不能忘记，它们都是艰难斗争的历史见证。”

参加董必武百岁诞辰纪念活动

1986年3月，湖北省举办纪念董必武百岁诞辰的活动。伍修权被家乡父老聘为主宾，并由他作为北京派来的代表，作纪念活动的主要讲话。

由于当时全国的整党工作还在继续，董必武又曾是党和国家政法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伍修权的讲话中，就把联系实际讲讲如何学习董必武作为主线。经过他反复修改的讲稿，在引述了董必武关于政法工作的言论和行动后指出：“今年年初，中央领导同志就端正党风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负责干部，包括我们许多老干部，在端正党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要做出表率。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每个党员和干部自觉遵守党纪国法，真正奉公守法，不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另一方面是各级政法机关和每个政法干部，必须如董老所教导的那样，严格执行法制，任何至亲好友以及名人高官，一旦触犯法纪，决不徇私留情。”

这次纪念活动分在两处举行。先是3月4日上午在武汉市武昌区董必武1920年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旧址的广场上举行。伍修权去后和当地领导及来宾一起坐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面对着几千名席地而坐的青少年学生和干部群众即席讲话，说了自己在少年时期，怎样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等的教育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又讲了中共召开一大时，只有包括董必武在内的13名代表，全国各地共有50多名共产党员，逐渐发展成现在有几千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党，成为领导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伍修权说：“我们今天来纪念他的百岁诞辰，决不只是一个缅怀前人的纪念仪式，而是一个学习革命先辈，继承光荣传统，回顾历史经验和发展革命事业的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切实行动。”

武汉市的纪念大会一结束，伍修权即和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一起乘车过江北上，一路颠簸赶到离武汉200公里左右的董必武故乡——大别山南麓的红安（原名黄安），去参加定于3月5日即董必武诞生之日在那里召开的又一纪念大会，以及董必武学术讨论会等一系列活动。在学术讨论会上，伍修权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董必武研究者发表了即席讲话，回忆了他与董必武的一段往事。60年代他随董必武到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参观考察，了解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其时董必武已近八十高龄，但每到一地都深入了解查询各种情况，认真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虚心态度和细致程度，根本不像一个高龄领导人，倒像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奋发青年”，“直到晚年还表示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并谦虚地说学到老也学不了”。他强调，当前“更需要像董老那样刻苦钻研和不断探求新的知识，继承发扬他那种孜孜不倦、始终不懈的学习精神，做到如董老那样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

在红安县的董必武百岁诞辰纪念大会上，伍修权才正式按稿子讲述了董必武一生的贡献与业绩，并再次强调了纪念活动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今天来纪念董老的百岁诞辰，决不是走个形式，而是要真正地遵循董老的教导，发扬董老的作风，实现董老的遗愿，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更快发展。在这方面，我愿和大家一起努力，为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而共同奋斗！”同一天，他又为董必武纪念馆及其塑像揭幕剪彩，还作为主宾参加了其余各项活动，当晚观看了反映董必武早期革命活动的汉剧。在第二天祭扫烈士陵园时，伍修权对烈士纪念碑和墓群默哀行礼后，看到刻在碑上的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他深有感慨地说，仅仅一个红安县，就有好几万革命烈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授衔时，这一个县就出了二百几十位将军，董必武、李先念还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董老曾任代主席），说明红安人民对革命的伟大贡献。作为历史过来人，应该永远牢记人民群众和革命先辈的功勋。

由于伍修权是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那次回武汉还肩负了解检查湖北省整党工作的任务。就在他离京前不久，中共中央又连续下达了几个关于严守党纪国法、反对不正之风以及不准公款吃喝的具体规定。主人生怕违反规定，严格执行四菜一汤的规定，伍修权却认为这样很好。老家的亲属来了，宾馆留他们和伍修权一起吃饭，他马上让警卫员补交了几位亲属的伙食费。伍修权这样严格遵守党纪、执行规定，在当地传为美谈。

不过，当地接待人员不知道，伍修权这次在武汉期间也“特殊”过一回：董必武百岁诞辰的第二天，即3月6日，是伍修权78岁生日。为了身体力行发扬董老的精神，并抵制公款吃喝风，他不让随行人员将这事透露出去，只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就着食堂的普通饭菜，自掏腰包喝了点酒，办了一次秘密的生日小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