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白山黑水，领导抚顺工运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踏上白山黑水，领导抚顺工运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中苏边境武装冲突骤起，为应对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在上海培训班学习的全部东北籍同志派回东北，同时加派一些干部到东北工作，杨靖宇就是其中之一。7月下旬，杨靖宇从上海出发，乘船由营口上岸，随即转赴奉天（沈阳），与满洲省委接上关系。从此，他在这块土地上连续战斗了11个春秋，直至把热血忠魂永远留在了这里。

这时的东北，与全国一样，沦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榨，较关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日本侵略者眼里，“满洲”早已不再是中国的领土，而是所谓“大日本帝国”的“生命线”。

当年领导确山暴动时，杨靖宇所面对的主要敌人就是奉系军阀中的一股势力，如今，肩负着党的重托，杨靖宇亲身来到了白山黑水，与奉系军阀，特别是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着艰难曲折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是陌生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杨靖宇的信念依旧坚定、斗志仍然旺盛！

这时，中共满洲省委已成立近三年，东北革命斗争已在各地展开，但仍然存在着基础薄弱、干部能力不足、总体力量薄弱等许多问题，就在杨靖宇到东北前夕，党中央为加强对东北革命斗争的领导，经谢觉哉推荐，已于6月7日决定派刘少奇（化名赵之启）出任满洲省委书记。7月14日正式到任，杨靖宇到东北后，就在刘少奇为书记的满洲省委领导下工作。(www.guayunfan.com)

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后，立即对东北革命格局进行了重新部署，其中，距沈阳咫尺之遥的抚顺受到格外关注。这里是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大煤矿，其中最著名的是千金寨煤矿，这里因煤量多质好，又有“日进斗金”的“吉兆”，已成为抚顺煤矿的代表。当时抚顺有产业工人9万余人，其中矿工6万人，满铁工厂、铁路、电厂各1万人。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这里就完全沦陷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成为“国中之国”，不仅工矿业主要由日本人经营，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管理权乃至警察权都完全由日本“行政当局”行使，中国官厅无权过问。在这累积如山的民族仇、阶级恨之下，受害最深的，自然，也只能是矿工，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以下是矿工。”日本资本家为了疯狂掠夺煤炭资源，实行野蛮的“人肉开采”政策，强迫工人在无起码劳动安全保障的条件下，进行采掘作业，并随意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甚至对矿工们用血汗换来的微薄工资，日本资本家也不放过，他们采取了货币兑换（当时抚顺金融极为混乱，煤矿发薪用日本金票，但中国人习惯使用银元，奉系当局的“奉票”也大量发行、急剧贬值，加之兑换差价，工人工资所剩无几）、操控物价、放高利贷，甚至开设赌场妓院、贩卖毒品等方式，无非是想在中国工人的嶙峋瘦骨中再榨出几滴油来。然而更险恶的是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日本资本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裁减员工、降低成本；一旦发生瓦斯爆炸、矿坑塌顶、冒水等事故，死伤矿工就是成百上千，那些失业和伤残矿工的命运，甚至可以用“生不如死”来形容。“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这样悲惨的歌谣，记述的还只是抚顺矿工的“家常便饭”。

1927年10月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立后，一直把产业工人集中的抚顺与奉天、大连、哈尔滨一样作为党的工作四大重点部位之一。1928年8月，抚顺特支成立。至1929年上半年抚顺党的工作已有一定进展，秘密工作开始向炭坑、机器厂、发电所“渐次进行”，但整个工作局面尚未打开。1929年5月15日，省委在一份报告中说：“抚顺最近有十二名同志，都系小铁厂工人。矿工内无组织，支部会难成，小组会同样，工作难进行”。又说：“抚顺因工作人能力弱和幼稚，工作不能进展。矿工总有五千之众，总未打入。斗争日有，情绪特高，最近工作时间减而工资亦减，生活苦，需要得力同志前去发展”。同年6月7日，省委工作会议在研究各地现状讲到抚顺时说：“抚顺，半年多只有十二三人，工作人无方法，需派人去”。在谈到干部人员时，认为时任抚顺特支书记安平（又名安达、关世杰、关维汉）幼稚。以上，就是杨靖宇被派往抚顺担任特支书记，开展工运工作的背景。

赴任之际，刘少奇与杨靖宇长谈竟夜，谆谆嘱咐杨靖宇：“一项新的工作必然要存在着许多困难，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想办法，克服与战胜这些困难”。[1]短短的一句话，却饱含着沉甸甸的信任和期望。以后在抚顺工作的事实证明，杨靖宇不愧为善于“想办法克服与战胜困难”的“得力同志”。

来到抚顺后，杨靖宇首先接上组织关系，然后在组织安排下打入煤矿，做了一名最为辛苦的矿坑工人。由于矿工中山东人居多，杨靖宇便自称是与河南省东北部毗邻的山东省曹州人氏，继续使用化名张贯一，也称“大马”或“老马”。关于杨靖宇到任前后的抚顺工作情况，刘少奇在7月29日给中央和全总的报告中写道：“抚顺有同志十一人，内有五人不十分可靠，最近党派参加生产者二人，CY二人，已有二人找到工作。此地办工人小学校及工人学校很有可能，计划办一个或两个工人学校”。

开始时，工人们对这位新来的矿工不摸底细，怕是矿上派来的侦探，对他都抱以怀疑的眼光。有时工人们一起唠嗑，他一来大家就不唠了。杨靖宇想接近这些矿工，可大家不愿跟他说话。杨靖宇初到东北，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加之没有在矿工中从事工作的经验，这使他很焦急。但他深深地理解矿工兄弟们，理解他们在摧残压迫下的本能反应。基于这种情况，杨靖宇和矿工们打成一片，一起吃苦涩发霉的饭食，一起在潮湿阴暗的坑下采煤。而这对于杨靖宇来讲，绝不仅仅是工作的需要，更是他对劳苦大众的本能情感。正如他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所说：“在白区做工人运动，不能于工人之外，必须职业化在工人之中，和工人同寝、同食、同作、同息，才能很好地了解工人的要求，领导工人斗争，组织与教育工人，自己才能得到最好的掩护”。[2]

不仅如此，杨靖宇更进一步，他想方设法帮助工人解决实际困难，以取得工人们的理解和信任。1959年，东北烈士纪念馆以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为基础，由工作人员葛荫昆整理撰写了题为《杨靖宇将军在抚顺》的报告稿，并发表于辽宁省委机关刊物《共产党员》杂志当年第15—16期，再现了当年的情景：

一天黄昏，老虎台矿里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由煤洞里出来，由于几天没有吃饱饭，全身不住地打晃，他刚爬上地面，疲惫的身子再也支持不住了，又往前勉强迈了几步，便摔倒在地上，接着吐了两口鲜血，人事不省了。醒来，他发现工头正站在他的眼前：

“先生，我家六口人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请求借我……”

老工人操着低沉的声音刚说了一半，那四楞眼睛的工头，马上咆哮起来：

“混蛋，谁管你吃饭没吃饭，明天不上工就开除你！”

老工人听到工头的叱咤，无力地闭上眼睛，他又昏迷过去了。

就在这天的夜里，杨靖宇将军来到老工人的家里。

“大叔，你认得我么？我是……”

“啊，你不是我们矿新来的工人老马么？”

“是的，咱们都是穷哥们，都是被压迫被蹂躏的煤黑子，平常苦命就连在一起，谁有个天灾病祸更要互相照顾啊！”

老工人望着杨靖宇将军那高大的身材，方方的脸型，粗黑的两道浓眉毛，觉得这小伙子太可爱了。真的，这位老工人，从矿山刚一开采就来到这里刨煤，他受的痛苦最深，他很愿意把他的苦水，向这位新来的小伙伴吐一吐，于是他把杨靖宇将军拉到床边，有气无力地说道：“老弟，你还年轻，你没有受到老哥哥这样苦，我在这个煤窑里已经干了二十多年，因为我命大，多少个大灾大难都逃过去了！”接着这位老工人就把他几次躲过大水、片帮、冒顶的苦难经过细心地述说出来。

杨靖宇将军听后，马上启发他说：“大叔，我们穷人为什么挨累受罪还吃不上饭呢？”

“这是命啊！”老工人低沉地说：“人家那些吃香喝辣人就是天生的福！”

“不能这样讲，大叔——”杨靖宇将军说：“有钱有势的人，用命里注定来欺骗我们，我们可不能信这套，我们每天每天劳动，刨出上千上万车的煤，可是我们却没饭吃、没煤烧，而那些不劳动的人，却天天吃大米白面，是我们的血被这些日本鬼子、汉奸走狗们吸干了啊！我们要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才有活路！”

老工人听到杨靖宇将军的话，不住点头，那枯涩的老眼，放出异样的光彩。

这时睡在老工人身旁的小孩，饿醒了，他咧着小嘴叫着：“爸爸，我饿呀，我要窝窝头……”

老工人叹口气，拍着孩子说：“睡吧，苦命的孩子，等爸爸病好了，领来工钱，咱们也煮上一顿香甜的干饭……”

杨靖宇将军望望窗外，夜已深沉了，他怕影响老工人休息，准备告辞。临走前，他从怀里掏出两块银洋，放到老工人的床边：

“大叔，这里有两块银洋，留着你治病和买口粮吧！”

“这怎能使得呢？咱们都是穷人！”

“不要介意，正因为咱们都是穷哥们，才要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啊！”

几天以后，老工人恢复了健康，他回到矿井时，经常向工人们宣传杨靖宇将军讲过的道理。杨靖宇将军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了，再没人拿他当外人看待了！一到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团团地把他围住，听他讲革命斗争的道理。[3]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通过不断接触和同甘共苦，杨靖宇取得了工人们的信任。他身材高大，高颧骨，面目清瘦，两道浓眉下闪烁着一双有神的眼睛，显得很是机灵。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什么特别嗜好。工人们见他耿直、热心、关怀人，便亲切地称他为“山东张”或“张大个子”，都视他为亲兄弟、主心骨。较杨靖宇稍晚被党组织派到抚顺的邹立孟回忆说：“1929年夏天，团省委让我到抚顺矿去考工，以便打入矿区搞工运。团省委组织委员陶惠明带我到抚顺站附近一个闹市场靠北边的一间小屋里见马同志。陶向他传达了省委指示后就回沈阳了。我同马同志在一铺炕上住了七天。他是河南人，身体非常魁梧，强壮有力。他生活很简朴，我们每天吃的只是火勺，豆腐脑，他还边吃边说：‘从前在家乡要能吃上这样饭都不容易呀！’这人讲话幽默风趣，不紧不慢，很有节奏，生动有力，我听得出神。看来他对抚顺矿区的工人斗争很熟，向我讲了许多同资本家斗争的事，我受到很大的教益。他每天晚饭后都出去，很晚才回来，后来因我身体检查不合格，没考上工，又返回沈阳”。

在同工人们的接触中，杨靖宇很快了解了抚顺煤矿的全面情况，确定了工作重点部位，他决定把工人运动的准备工作集中在抚顺煤矿的八大坑（古城子、杨柏堡、大山、东乡、龙凤、老虎台、万达屋、搭连）和南满大厂、发电所。在组织工人斗争中，杨靖宇采用多种方式接近群众，了解工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状况及迫切要求；耐心进行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觉悟；注意根据实际情况，即广大工人认识水平，采取他们乐于接受的形式，如“拜把子”、组织“兄弟团”，建立音乐团、足球队、识字班（工人小学校）等，把工人团结组织起来。他不急于向工人提出马上组织暴动、开展政治斗争等过高要求，而是先从经济斗争入手，只提经济斗争口号，如建立“互助储金会”、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薪、缩短工时等，通过日常经济斗争，为工人群众争取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时在斗争中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这样做既符合工人思想、生活实际情况，又不会被日本资本家、汉奸工头抓住把柄，同时也能在斗争中锻炼群众，以便逐步把群众斗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即政治斗争的阶段。

杨靖宇采用这种切合实际、由浅入深的办法，使得抚顺工人斗争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时任满洲省委秘书长的廖如愿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述：“抚顺矿工斗争，工人反对工头，改善待遇的斗争，计参加群众达八十余人，曾有多次骚动，完全为我们所领导”，“每天都有各种斗争的发动，工人看到我们的传单，奉为至宝”。

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在较短时间内，打开了党在抚顺工作的新局面，党团组织得到恢复，工人斗争逐步发展。古城子、东大井、老虎台等重要矿井和矿工居住区都有了党的秘密活动。发电所工人组织的足球队也有党团员在其间从事革命宣传组织工作。对此，日本人惊呼：“特别是像张贯一是共产党满洲省委员抚顺支部书记的职务，最近来到抚顺的……积极的进行发展党员的活动。他们的目的是首先成立煤矿的全体华工的工会，然后再对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进行打击”。[4]

杨靖宇在抚顺从事工人运动期间，所面临的斗争环境十分恶劣。遍布各地的日本特务随处都在窥测党的秘密活动，党在抚顺的工作已经三次被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杨靖宇时刻保持冷静头脑，高度警惕，一改在河南轰轰烈烈开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采取极端秘密隐蔽的工作方法，但又绝不因秘密隐蔽而放弃斗争。8月14日，日本资本家因“采炭所”机构膨胀、产量减少、金票毛荒，决定要裁减矿工。矿工若被裁减，就意味着失去维生活命之路，于是大家都来找杨靖宇，让他拿主意想办法。杨靖宇考虑到经过多方努力，发动工人展开斗争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应及时发动工人展开罢工斗争，要求日本资本家收回裁减矿工的决定，给矿工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以维护工人利益。他对矿工们说：“弟兄们，我们绝不能再这么忍气吞声了，不能让日本人骑在我们的头上，要拿出力量和日本鬼子较量一下，工人的力量是大的，不能小瞧自己。我们每天刨出来的煤，日本鬼子用来开工厂、造机器，我们要不刨煤，日本鬼子的火车、轮船都得寸步难行。”然后他用两只手打着手势对大家说：“我们矿工这两只手就能卡住日本鬼子的命根子。过去，把头们敢那么大胆的欺侮我们，就是因为这两只手没有卡住他们。大家要团结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杨靖宇一席话，使矿工们心明眼亮，根据工人们的一致建议，在古城子坑成立了由杨靖宇领导的罢工指挥部。

8月16日，日本资本家裁减工人的布告一张贴出来，杨靖宇便果断决定罢工。他对一些矿工骨干说：“我们要有步骤地干，要掌握主动权，打击敌人要打在节骨眼上。”接着他对罢工时间、步骤、纪律等作出详细部署。当日12时，随着汽笛一响，罢工开始。矿工们按杨靖宇的布置安排，立即展开了罢工斗争。发电所工人把电闸拉下，运输车停驶，机器停转，照明灯停亮。运输工人们推翻了铁轨上的翻斗车，铁轨叉线路被扳道工卡死，煤矿一片混乱。在杨靖宇带领、指挥下，各系、班、组，采煤掌子上的矿工群众冲进日本资本家的炭矿办公处，与之展开说理斗争，提出召回被裁减工人、增加工资和不准加班加点的合理要求。并表示矿上不答应工人们提出的这些条件誓不复工。这次斗争共坚持四天。8月19日，日本资本家不得不答应矿工们的要求，宣布收回裁减工人的决定，适当给工人增加工资，不再随意让工人加班加点，斗争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斗争，工人们再次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工人自己的力量，更加相信杨靖宇所讲的，都是为工人谋生存、求出路的正确道理。

面对工人力量的日益壮大，日本侵略者心惊肉跳，唯恐工人斗争的烈火蔓延，对组织领导工人斗争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警察特务倾巢出动，白色恐怖笼罩抚顺全城。当时，在反动势力严酷统治的形势下，党的工作尽管采取秘密方式进行，但仍由于某些环节一时出现疏忽，而导致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更加不幸的是，名为抚顺地下党成员的范青，实际就是早在1927年即已在大连叛变投敌的内奸胡杰三，这就使抚顺地下党的处境更加危急。7月26日晚，地下党员王振祥等在老虎台附近张贴标语时被日本警察发现，虽侥幸逃脱，但敌人仍寻踪追击、加紧侦察。8月29日，范青探出王振祥住址，随即密报日本警察署。30日上午，王振祥被日本警察逮捕，挺刑不过而很快叛变，并供出杨靖宇和抚顺特支的情况。晚7时，奉抚顺日本警察署长大林太久美的命令，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带领羽田、高山两名内勤及宋巡捕等警察特务，在叛徒王振祥引领下，将杨靖宇住地抚顺市欢乐园福合客栈包围，逮捕了刚刚返回住所的杨靖宇。至9月5日，被捕的地下党员和工会会员达十余人，抚顺特支和工会组织再次被破坏。

《奉天每日新闻》关于抚顺地下党被破坏的报道

杨靖宇等被捕后，中共满洲省委对这一事件十分关心和重视，曾派人打探消息以便设法营救，当时在东北担任巡视员的陈潭秋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1929年9月4日，在向中央递交的《关于满洲政治经济及党务的报告》中，陈潭秋写道：“抚顺原只在零散工人中与手工业工人中有同志七、八人，但非常涣散，不易形成组织。最近党、团各派一个负责，已在抚顺工人中发展同志三人，党亦新发展同志一人。此次破获，党团负责同志均被捕，仅团员跑出一人。昨天，党团省委及跑出来的团员同志开会讨论抚顺善后及以后工作问题（昆弟参加），决定党团再各派一人去抚顺，调查破获的情形、入狱同志的情形及准备以后工作如何进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