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辑铁路出奇兵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通辑铁路出奇兵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在东北抗联第一路军1938年的战绩中，历时近一年的通辑铁路破袭战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辑铁路的两端为通化和辑安，全长115公里，而当时的通化还是伪“省会”重镇，仅此足见这条铁路之重要了。它是梅河口至通化铁路的延长线，故又有梅辑铁路之称。向北经梅河口可直通四平，向东又与朝鲜铁路连接，一旦建成，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物资最为快捷的通道，至于对运输兵员武器镇压中国人民的“便利”，更加不言而喻。正如“满铁”在1942年11月编撰的《通辑线建设工事志》中的自供：“通辑线的意义是重大的。从大陆经济政策和维持东边道治安的观点看，说它的重要性是其他的建设线路所无与伦比的。”[19]为此，日本侵略者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3月耗费巨额人力物力，特别是大量奴役中国劳工，开始了预期两年（至1939年3月）的通辑线工程建设。当然，所有这一切，早已引起杨靖宇的关注，他告诫战友们：“这条铁路对我们活动不利，它即为掠夺我国丰富资源服务，又妨碍我们开展游击战，必须不断破坏它。”[20]1938年初，杨靖宇在指挥部队开辟老岭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同时，也一直在积极筹划破坏通辑铁路。3月上旬，杨靖宇派人对通辑线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了详细侦查，这里位于老岭山脉老岭站与黄柏站之间，隧道分为两段，全长近4000米，是整个通辑线最为艰巨的核心工程。为此，日寇在这里的十一道沟设立了发电所、十二道沟设立了供应仓库，架设了电网，驻扎着日军守备队一个小队和伪满铁路警备队一个连，在日伪军和“东亚土木株式会社”监工把头们的刺刀皮鞭下，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吃着猪狗食、干着牛马活。在认真分析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便衣手枪队化装成建筑工人混入工地，与随后开始进攻的大队人马里应外合，“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工期，解放劳工，要达到我们的目的”[21]。

修筑中的通辑铁路(www.guayunfan.com)

3月13日，在杨靖宇亲自指挥下，警卫旅第一、三团五百余人兵分三路，同时向老岭隧道工地、发电所、供应仓库出击。晚7时，由于化装成劳工的手枪队员在进入工棚时被敌人发觉，于是首先开火，杨靖宇随即率大队人马跟进。奇袭老岭隧道战斗就此打响。关于这场战斗，《通辑线建设工事志》记载：

昭和十三年（1938年）3月13日，距通化71公里的老岭隧道西口。

通辑线从离通化60公里附近至辑安间，是重叠的山岳地带，反满抗日匪的活动极为猖獗，不断派便衣在老岭工程区努力搜集情报，黄昏时分，突然有共产匪200余人分别袭击了东亚土木会社现场、十一道沟发电所及十二道沟供应仓库。袭击十二道沟供应仓库的匪团约百余人，主力包围了旁边栅栏，并越过供应仓库的警戒线，接近正门。其余匪破坏铁丝网，从而重重包围供应仓库建筑物。

正站岗的满人警员唐连中、李清山一面紧急射击，一面急报。久保调度员立刻急报老岭守备队并老龄工区，在漆畑警备助理的指挥下，戌亥警备员和久保调度协力应战，因寡不敌众，遂壮烈战死。

匪团之一部约50余人袭击十一道沟发电所及机器库，但在宫光电气助理以下全体充分准备，与其应战，终于击退。

在第一老岭隧道西口东亚土木会社现场，匪团一部约100余人，对后山一带的宿舍，采取了包围队形，正等待开始攻击。当听到十二道沟供应仓库方向枪声后，即从各方面蜂拥而入，极为惨暴，一部分人员打开一条血路逃入第一老岭隧道内，其他人在匪团凶恶袭击下全部殉职。[22]

这次战斗中，抗联部队毙伤敌12人，烧毁12栋建筑物、3辆汽车和大批建筑材料，破坏全部工程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衣物一批，解放劳工1700人，造成敌伪损失20万日元，从这一连串数字中，人们自然明白为什么日伪当局称此役为“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然而，这“最巨大的一章”还只是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砸向通辑铁路的第一记铁拳，从3月13日至1939年1月16日，在310天里，杨靖宇指挥抗联第一路军，在通辑线与日伪军进行了25次较大规模的战斗，除老岭隧道战斗以外，其他具体战况如下：

3月14日下午5时，杨靖宇又率部在老岭西南方约10公里的十七道沟，与前来应援的驻六道沟的日军角田部队和伪警察队120人展开激战，予敌以一定杀伤，将其击退。而后，战士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将在老岭隧道工地战斗中缴获的物资运至附近山上，隐蔽收藏起来，部队经老秃顶子、吊水湖、蚊子沟返回到蚂蚁河、大东岔一带山林中。

3月18日，在距通化71公里第一老岭西方约8公里的1285高地，与日军角田部队交战4小时，毙日军1人，伤多人。

4月1日，袭击水洞站北方3公里的水洞沟“集团部落”，缴获大批粮食、食盐、胶鞋等物品。

4月10日，再次袭击水洞沟“集团部落”，缴获玉米175公斤及衣物、食品若干。

4月27日，在石湖站西18公里处，与通化县伪警察“讨伐队”交战。

5月9日，在距通化101公里阳岔西北7公里小青沟，袭击了东亚土木会社坑木采伐场，缴获衣物、食品若干，解放劳工15名。

5月17日，在老岭西南方约10公里的1500高地，与濛江县伪警察队交战。

7月5日，在距通化42公里的果松站东南方约9公里处602高地，伏击了由七道沟开往作业现场的敌人汽车1辆，毙伤敌12人。

7月29日，在距通化85公里附近的老岭至大青沟间，袭击了敌人由辑安开往老岭方向的敌铁路工程专用汽车1辆，敌死伤10人（日警备队7人，伪满军3人），俘敌2人，并将汽车焚毁，缴获武器、服装及其他物品若干。日伪记载：“老岭附近一带进入7月以来，匪情日益险恶，局面异常紧张……于7月29日11时30分左右，迫近距通化85公里附近老岭至大青沟间，突然受到山上下来的共产匪杨司令的部下150余名包围袭击……”

8月14日，在距通化101公里的阳岔西方11公里处，袭击东亚土木会社搬运采伐木材的汽车4辆。

8月19日，夜11时，袭击了辑安县青沟子“集团部落”，与伪警察署佐藤警长交战，烧毁炮台、割断电线，解除了敌人武装，缴获许多物品。

9月14日，于当日晚8时袭击辑安西北约30公里的陡沟子“集团部落”，随后与伪满军及台上伪自卫团交战约4小时。

9月20日，在向三道沟移动中，于午后1时在陡沟子与伪满军“讨伐队”相遇，展开遭遇战。

10月6日，利用夜半月明之机，分兵袭击了距通化42公里的果松东南六道沟、七道沟、郝家街三处“集团部落”。在六道沟与加藤准尉指挥的驻屯日军展开战斗，烧毁伪警察分驻所房屋1栋，缴获白面20袋、高粱米4袋，解放吉川组、今田组、神谷组劳工30余名。

10月13日，晨2时，袭击了果松西方约80公里的大西岔“集团部落”，与当地驻屯伪满军及伪警察交战1小时。缴获敌人步枪7支、子弹250发、手枪1支。

11月9日，在距通化15公里水洞北方约12公里的966高地，与活动在水洞站一带的伪满军杨岳部队交战半小时。

11月12日，将通化至水洞间13.8公里地方的电杆砍倒，切断电线，使电话线路遭到破坏。之后，敌人派出通化山本部队，以装甲列车警戒线路，又派出保护建设的日军出击，“满铁”现场工人即赴现场抢修，此事件使从通化发出的旅客列车晚点半小时。

11月13日，在距通化15公里的水洞北方约13公里地方，与日军谷崎部队展开战斗。

12月13日，在距通化15公里的水洞北方约13公里地方，再次与日军谷崎部队交战2小时。

1939年1月12日，在老岭西南口大壶沟山，与日军中川游击队激战3小时，毙伤日军10人。

1月16日，在距通化15公里的水洞南方18公里的楼子沟，与伪满军陈明部队交战1小时。[23]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自1938年5月起，抗联部队对通辑铁路的袭扰明显加强了，而且日益逼近伪省会通化，这是与杨靖宇和魏拯民率领的第一、第二两军主力的会合分不开的。在杨靖宇和魏拯民的指挥下，抗联战士继3月13日老岭隧道战斗之后，又于6月19日至25日的一个星期中，三次袭击通辑铁路工地，6月19日夜11时，第一路军部队600余人兵分三路，同时出击阳岔工程分区今井组合宿舍、第十一号和十二号老岭河桥梁工地办公室（以上距通化101公里）、土口子隧道工程、东亚土木会社值班室（以上距通化109公里），焚毁全部建筑物和器材，毙敌10人、俘虏日本工程师竹内仁助和小林喜一（后被日方赎回）等80人、解放劳工700余人，造成敌直接经济损失22万日元。从此，6月19日成为日寇“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成的最悲惨的日子”。24日和25日，杨靖宇又率部连续袭击土口子隧道工地、东岗辑安工区和伪满军骑兵第五团团部（后两地距土口子9公里），战斗中，抗联战士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捣毁了敌人据点，切断了通信线路，将敌人已建成的铁轨扒掉、山洞炸塌，还缴获大批物资，迫使通辑铁路停工两个月。两次战斗中，全歼土口子工地守备队，击毙日军警备队长铃木义雄等10余人，解放劳工250余人，日寇自供：“匪团对骑兵第五团的袭击是相当猛烈的。”

通辑路土口子铁路桥

战火纷飞的沙场，有时也会出现令人捧腹的花絮。土口子两战后，日寇虽然在内部已经认输，但终究碍于面子，由辑安日本指导官出面致函杨靖宇说：“土口子一仗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满洲国来说，不过是等于被蚊子叮了一口。”杨靖宇看信后，对战士们说：“这位日本指导官很有点阿Q精神。来而不往非礼也，咱们也给他回封信。”在回信中杨靖宇写道：“你很有点文学天才，你的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可惜不尽恰当，如果四万万中国人民每人叮你们一口，那你们这些侵略者，也就难以活命了。”

在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的连续打击下，日本侵略者寄予厚望的通辑铁路建设，只能收获人财两空的结果，尽管日伪当局不断加强防范，甚至动用了警犬和警鸽，但结果仍旧是“昭和十三、十四的两年间（即1938年和1939年——引者注），通辑线建设工程期间的匪情极为严重，加上重叠的山岳地带，给警备带来很多困难，沿线的匪团大多是共匪，以杨靖宇为首的约600人的集团最顽固且极凶暴，由于他们无休止地疯狂干扰工程，以致使工程遭到数十次袭击，受害很大”，[24]一度陷于瘫痪状态。直至抗联第一路军司令部向辑安以北山林地带转移后才得以复工，最终建成时已是1939年9月，比原定计划推迟半年之久，各项直接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在通辑铁路战斗中，还有一项足以载入史册的战绩——日本反法西斯国际主义战士福健一夫（又作富健一夫、福间一夫）参加抗联。他是东亚土木会社派到土口子隧道工地的绑架子工工头，平日为人善良，不欺侮中国人，1938年6月24日被俘后，抗联原准备将他教育释放，但他主动要求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恳切表示：“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好的事，我是个工人，反对这种做法。我国的平民百姓也反对这么干，眼下只有制止这场战争，才能挽救中国人和日本人。”[25]

杨靖宇被他的真心诚意深深感动，又考虑到吸收日本战士入伍对战斗特别是瓦解敌伪军有特殊作用，遂允其所请，分配到教导团（同年7月后改编为警卫旅）机枪连二排当战士，当时部队战士都有编码代号，以免泄露姓名，福健一夫的代号是8号。关于这位日本战士的抗联生涯，与之朝夕相处的王传圣记忆犹新：

福间一夫，30岁，中等身材，脸色黑黑，有满脸大胡子，老实忠厚，很能吃苦，沉默寡言，纪律性很强，作战勇敢顽强。据说他家里有妻子和孩子。

1939年秋天，韩仁和带领机关枪连二排二班和我们少年铁血队在濛江县境内准备过冬粮食时，我们经常和福间一夫开玩笑：“福间一夫同志，中国革命成功了，你怎么办？”“你们中国革命成功了，中国共产党给我写一封信，我拿着信找日本共产党去。”

有一次，韩仁和问福间一夫：“你想参加中国共产党吗？”福间一夫笑了笑说：“我为什么不想参加中国共产党？能要我参加吗？”“你很好地干，将来会要你的。”福间一夫眼光一亮，问道：“中国革命成功了，我在中国行吗？”“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中国革命成功了，你是一个革命战士，有功于国家，只要你要求留在中国，当然中国政府会把你留下的。”

福间一夫听了韩仁和秘书长的话，非常高兴，说：“中国人好。日本军队心坏了的。他们来到中国，什么坏事都干。一定要把日本军打走。”[26]

是的。“中国人好。日本军队心坏了的。他们来到中国，什么坏事都干，一定要把日本军打走。”这就是一位善良正直的普通日本人发自肺腑的真言，这朴实的话语，足以戳穿一切“王道乐土”“大东亚圣战”的无耻谎言。正是为了“制止这场战争，挽救中国人和日本人”，福健一夫在异国他乡，与东北抗日联军并肩战斗两年零五个月。1938年秋的一个夜晚，杨靖宇在率部转移时遭遇日军巡逻队，危急时刻，福健一夫以流利的日语，成功地使部队化险为夷。为此，杨靖宇号召全体同志学习福健一夫的正义感和国际主义精神，以消灭日本法西斯的实际行动，解脱中日两国人民的苦难。抗联战士对这位异国战友也十分关心，在斗争实践中建立了水乳交融的亲密情感。1940年初，福健一夫随韩仁和北上桦甸，同年11月，在前往穆棱四道河子筹粮的归途中，于东宁二道沟与敌交战，身负重伤，落入敌手后不屈就义。

噩耗传来，抗联战士悲痛不已，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抗联战士们都铭记着福健一夫的音容笑貌。1941年，抗联一路军在《磐石游击队的历史》中记载：“1938年我们破坏梅辑路时，抓来日本工人中有一名富健一夫者，坚决要求参加我队抗日。我们收留以后，他在队内确表现出勇敢、吃苦耐劳的模范，在政治上起了不少的作用。可惜在1940年牺牲了。”随后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1932年——1941年阵亡统计表》也记载：“姓名：福健一夫；性别：男；民族别：日；职别：机枪连队员；是否党：空白；牺牲年月日：1940.11；牺牲地点：东宁二道沟。”周保中赞誉福间一夫：“作战坚决勇敢，为人聪明机警，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27]1954年，周保中在中宣部《党史资料》第9期上发表供党内中高级干部学习的抗联简史《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和东北抗日联军》，其中也特地提到了福健一夫的事迹。王传圣深情地回忆说：“这位具有正义感的反侵略战士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同他并肩战斗过的抗联战士无不为之痛惜万分。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未能打听到他的家乡和亲人，以表示我们的敬仰和怀念。”[28]如今，在他最后洒尽热血的东宁，遵照抗联史研究专家、原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靖宇传》作者赵俊清的提议，修建了福间一夫的塑像。同1933年舍身为抗联部队输送子弹的日本共产党党员伊田助男一样，福间一夫也将永远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所铭记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