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红军二打遵义后，彭德怀在上报中央军委的关于部队编制的报告中说，三军团自长征以来减员甚多，近期参谋长邓萍和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又在战斗中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中央军委能即刻派军团参谋长等指挥人员来。[7]中央军委接到彭德怀报告后，任命叶剑英为三军团参谋长。伍修权被派去当叶剑英的助手，于1935年3月上旬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

伍修权亲见彭德怀当面顶撞李德的刚直，到三军团后又亲身感受到他对知识分子干部的尊重，对彭德怀敬佩之外又多了一点亲近感。伍修权常见彭德怀在战斗和行军休息时埋头读书，读的是毛泽东在苏区时送给他的两部中译本，一本是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伍修权见过这两本书上的毛泽东亲笔批语。前一本上批语的大意是：要是在大革命时读了这本书，就不会犯错误了。第二本上的批语大意为：看了这本书，才会知道“左”与右对革命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对这两本书不仅反复看，还特别珍惜。长征后期为了精简文件资料，参谋人员将这两本书卷在别的材料中一起烧掉了，他惋惜不已。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各部队进行了整编和缩编，三军团撤销了师一级指挥机关，改由军团部直接指挥各团，原来的几位师级指挥员调到军团部，原四师政委黄克诚成了军团司令部的侦察科长；原五师师长李天佑成了司令部的作战科长；20年代初参加革命并在苏联学习过的唐延杰在司令部管理科担任副科长。三军团司令部有四个科，即作战、侦察、通讯和管理科，加上一个通讯连和一个警卫连，共有二百余人，这些人归伍修权直接领导，组成了一个为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服务的班子。伍修权那时常跟作战科的李天佑、黄新友、石敬平以及来自朝鲜的武亭等几位参谋在一起，一有情况首先由他接电话并答复处理，重要问题则报告叶剑英，电报也都是先由他受理再交军团首长。

伍修权出任三军团副参谋长时，是长征以来少有的战事平静、内外安定的日子。红军部队顺利地南渡乌江，绕过贵阳，直插云南，每天连续行军，一下甩开了“追剿”之敌。通常一天行军五六十里至八九十里，基本都是白天走，常常在清晨出发，下午或傍晚宿营休息。行军时军团首长骑马代步，伍修权和参谋人员与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所以每天都很劳累，可是到了宿营地后却不能马上休息。由侦察科派出提前到达的侦察员们，这时都回到了司令部，黄克诚立即汇总他们侦察到的周围敌情和社情民情等。李天佑则领着警卫连长等在司令部驻地周围查看地形、布置警戒。参谋们打开这一带的地图，标出部队所在位置、预定的下一段行军路线及目标，特别是通过侦察获悉的驻地及周边的敌情。通讯科在部队宿营后特别忙碌，一到驻地马上架设电台，开始收发报，同时铺设通向军团各单位各部队的电话线路，立即与他们建立联系。常常是到驻地不久，电报电话就都来了，分别报告各部队的行军、到达情况和附近的敌情、社情。管理科的人员也不轻松，大队出发前就派出设营队到预定宿营地看房子、筹粮草，保证官兵宿营后有地方休息，吃得上饭，喝得上水。长征中，三军团的管理科长吴自立是跟着彭德怀一起参加平江起义的，他亲自带领设营队，既负责又辛苦，受到大家的赞扬。伍修权作为副参谋长的职责是尽可能详尽、准确、及时地收集汇总各方面的情况，经甄别、筛选后把重要情况报告给军团首长，然后按军团首长授意起草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通报等也随之发来。军团首长再根据指示和全军情况对本部队下达新的命令，也由伍修权拟定并下发。没有电台和不通电话的部队或单位，就由通讯员徒步送达。(www.guayunfan.com)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对昆明虚晃一枪后掉头北上，向川滇交界地区进发。每日行军，伍修权总是和作战科长、警卫连长及当地向导走在整个大队的前面，在他们前头是人数不等的尖兵小队。每行军个把小时，伍修权就让司号员吹号，让部队小休息一次。到中午就大休息，炊事员赶紧埋锅造饭，干部战士们不久就狼吞虎咽地吃开了苞谷饭。有时饭刚做好，出发的号声就响了，只得用茶缸或瓷碗盛上边走边吃。后来伍修权也骑马行军时，还常常把马让给身体不好或特别劳累的人骑。

这一段长途行军中，伍修权作为部队行军和指挥机关的日常负责人，虽然肩头压着不轻的担子，超负荷地连轴转，感觉却与在李德身边工作时大大不同，觉得当年归国时抱定的效命疆场的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能与志同道合的战友们出生入死、休戚与共，心情格外舒畅。

那时，国民党的大部队已经被甩得很远。当地民团、保安队之类，一听说红军来了，便纷纷望风而逃。这种情况使部队中产生了麻痹思想。1935年4月底的一天，下午两三点钟，部队行进在云南北部寻甸县境的白水一带，向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前进。只见从昆明方向飞来一架小飞机，在毫无遮掩的行军队伍上空盘旋。当时除了相隔甚远的几株小树，一点隐蔽物也没有，人们见来的只是一架小飞机，就没理会。而实际上，那是国民党军队的侦察机，在红军战略转向突然“消失”后，国民党“追剿”大军为了追寻红军踪迹，连续派出侦察机四处搜索，终于在云南北部发现了目标。敌机转了两圈飞走不久，来了四架作战飞机，远远地就向行军大队俯冲下来，对无处隐蔽的部队轮番轰炸扫射，低飞时连飞行员的脑袋都看得见。彭德怀下令用步枪、机枪对空还击，敌机才掉头飞走。伍修权赶紧集合部队检查损失情况，只见杨尚昆被弹片击中了右小腿。彭德怀本人没事，他骑的骡子却中了弹片，不能再走了。负伤的还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志坚，是腿部重伤。跟伍修权走在一起的向导不幸中弹牺牲。整个军团机关和部队，在这次空袭中伤亡一百多人，成了三军团二进遵义以来的最大损失。此事惊动了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周恩来派在总政宣传部工作的李伯钊带领一个救护小队赶来帮助救治伤员，部队则继续向金沙江前进。

彭德怀和伍修权等接受了这次的教训，让各部队指定了对空观察哨，组织机枪射手随时准备对空射击，防止敌机再来空袭，并从这一天起改为白天休息，夜间行军。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滇北、川南之间的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这里河道狭窄，水急浪高，又很难找到渡船，部队只得设法架设浮桥。

军团首长派伍修权到正在洪门渡执行架桥任务的十三团去，现场指导那里的架桥工作。当时的十三团团长是原五师师长彭雪枫，政委是甘渭汉，伍修权到后和他们一起，指挥、督促部队架桥。那里地贫民穷，架桥材料非常难找。大家把有限的木料，用绑腿带子拧成的绳子捆在一起，但一到江心就被急流冲散卷走。后来连绑腿带子也用光了，再也找不到别的材料，伍修权同团里的干部商量后，向军团首长报告了情况。

军团首长命令他们将部队带到上游几十里处的皎平渡，随中央纵队及本军团部队从那里乘船过江。十三团遵命连夜奔向皎平渡，其他部队也都转向这一渡口。江边坡陡路窄，部队连日架桥未得休息，指战员全都疲惫不堪，有人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睡着了，不断有人掉队。搞过政治工作的伍修权带着通讯员，一边走一边招呼大家跟上队伍，十三团于6日天亮前赶到了皎平渡。中央纵队此前到达这里时，先找到一只小船，干部团过江后，冒充白军收拾了对岸的守敌，又弄到几只船，一共有了七只木船，每只一次能渡十来个人，刘伯承组织指挥全军在此渡江。

三军团到达时，中央纵队已经过江，伍修权奉命负责本军团的渡江指挥。他严密组织、沉着指挥，让已在南岸集结准备上船的部队，隐蔽在附近的丘陵地带，防止白军空袭骚扰。又指定各部队指挥员，将队伍分为十来个人的一个个小队，排在江边的沙滩上，按顺序上船。伍修权坚守在金沙江南岸指挥部队渡江，四天四夜没有休息，直到三军团的最后一船官兵渡江时，他才一起向北岸进发。

一过江，伍修权即率后续部队随大部队向川南会理一带赶去。回到军团部时，司令部已为他安排好宿营地。伍修权饭后倒头就睡，起床后又马上随队出发，参加进攻会理的指挥工作。会理是四川南端的一个重要市镇，扼守着通往云南的要道，踞守在那里的是川军刘元瑭部的一个师。三军团从南向北接近了会理，城南有一片开阔地，川军的这个师凭借城墙严防固守，部队在对方火力下无法通过。军团首长决定派工兵从地下挖坑道，打算从坑道里送上炸药炸开缺口，并摧毁其火力点。伍修权和李天佑奉命去工兵连，指挥和检查督促坑道作业。战士们日夜不停地挖掘了近一个星期，终于打通了一条地道，将炸药送进去并装好了引线。军团首长也将主力团调了上来，准备炸开城墙后冲进城里占领会理。哪知因炸药量不足，没能炸开城墙，川军的火力反而越发凶猛了，部队还是攻不上去。军团首长当机立断，报中央军委批准后放弃攻城，和中央纵队绕开会理城，继续插向四川境内。

中央红军通过西昌一带进入被称为“倮倮”的彝族地区后，刘伯承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拜为兄弟并赠送枪支，红军得以由此顺利通过，开到了长江另一支流大渡河畔。这里曾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覆灭之地，国民党派飞机来河边撒传单，扬言要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大渡河没能挡住红军，一军团从安顺场渡口强渡过去一部分，其余部队又冒雨连夜北进，5月29日夺下了大渡河上的唯一通道——泸定铁索桥。

三军团后续部队通过时，桥上已铺设了临时找来的各种木板。伍修权在桥上见下面惊涛骇浪奔腾呼啸，到桥头又见弹痕累累烟尘处处，可以想见夺桥战斗的艰险与激烈。

过了泸定桥，由于前方川军挡路，中央红军只得折向天全、芦山一带，向海拔四千多米、空气稀薄、地势陡险、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挺进，踏上了长征途中最难走的一段行程。6月12日，中央红军从夹金山南麓的硗碛出发，开始翻越夹金山。三军团在山下一个名叫金汤镇的小村寨停留了一天，将强渡大渡河以来筹集到的粮食做成干粮，穿上了所有能御寒的衣服，第二天一早即出发登山。

由于长途跋涉和连日奔波，又常常忍饥挨饿，伍修权的身体日渐虚弱，军团首长为了照顾他，已不再让他带队行军。部队开始还有队列，走着走着就不成队列了，指战员们根据各自的体力一步步奋力前行。不久伍修权和警卫员也落到了大队后头，他们相互搀扶着慢慢向山顶挪动。最后一段路，他们几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山上的空气格外稀薄，令人喘不过气来，山风卷着雪花迎面扑来，只觉举步维艰。他们就数着步子走。先是走一百步即站住大喘几口气再走；渐渐地一百步走不动了，就减掉一半，走五十步歇一次；不久五十步也不行了，又减为三十步。不能再往下减了！伍修权看见路边山坡的雪地上，一个又一个筋疲力尽的战友，坐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他心如刀绞，忍住泪水，咬紧牙关鼓励警卫员，也鼓励自己说：“走不动也得走，否则只有永远躺在这里了!”两人你搀我扶、一步又一步，终于凭着顽强的意志，倾全力挪到了山顶。这时已是下午4点来钟，各路部队相继上了山。爬到山顶时，人累极了，但是又感到突然有了信心，有了希望。下山就顺利多了，尽管山上一会儿下雨下雪，一会儿出太阳，气候变化无常，指战员们下山时还是特别有精神。

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之后，在峡谷口上一个叫达维的藏族村寨附近，遇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由李先念担任政委的第三十军。1935年6月，在达维所属的懋功（今小金）县城，举行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

部队从懋功出发到黑水、芦花，等着红军的是草地，这又是一段与死神较量的严峻征途。部队在草地南缘的黑水、芦花稍事停留，筹集了一些粮草，7月踏进了草地。这时伍修权腿上长了一处脓疮，不走路都肿胀疼痛，一动更难受，医生每天为他挤脓上药。

部队一进草地就遇上了反动头人率领的藏族骑兵，他们在国民党的唆使下，不断袭击红军。彭德怀对战士的伤亡十分痛心，他让伍修权提出对策。伍修权很快列出了几条：第一条是坚定沉着，占领有利地形；第二条是集中火力，着重打马，马的目标大好打，骑兵没有马就完了；第三条是打退骑兵后不能徒步追击，不要脱离有利地形，只能用火力追击。彭德怀说这几条很好，当即命令迅速传达下去。部队在运用中果然很有效，打死、缴获了一些马，分吃了不少马肉。活马则立刻拉来使用，因为伍修权腿上生疮，就分了一头骡子给他骑。张震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先头部队过草地时，遭受阿坝头人——华尔功成烈骑兵的袭击。华的骑兵有几千人，在草地机动快，看到红军分散或人少时，就突然袭击。开始，部队没有对付的经验，受到些损失。于是根据上级指示，在部队开展打骑兵的训练。伍修权同志提出了战胜敌人骑兵的战术，训练打骑兵的队形，即部队分三路前进，按骑兵来的方向，分卧姿、跪姿、立姿三种姿势，统一发口令，用密集火力打它。”[8]

后来伍修权担任红十团参谋长，途经草地北部边缘班佑一带时，就用自己提出的步兵打骑兵之法，亲自带队打退了袭扰之敌，也打死了不少马，十团指战员饱吃了一顿马肉，还给友邻和后续部队送了一些，这是后话。此时，有了骡子代步的伍修权又可以带队行军了。草地上分布着泥滩水洼，人马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沼泽。他让司令部的侦察小队走在部队前头，负责寻找有点树丛、水草也较少之处作为宿营地。宿营时，他和警卫员弄来些杂草垫在地上，再铺上一条破军毯，两人合裹着另一条毯子，上面再支起一块油布，勉强挡挡风雪。但风雪交加时很难熬过长夜：风把油布刮得飞了起来，湿淋淋的毯子、衣服冻成了硬壳。有一天行军时，部队被一条河挡住了。在河边发现了不少泥鳅，大家就叫它“泥鳅河”。这条河虽不算大，却湍急冰凉，水深及胸，因是雪山上融化下来的雪水，人一下去就会被冻麻木，很容易被激流冲走。伍修权赶到时，见到军团政治部宣传队的几十个人，其中有些是十来岁的红小鬼，个子小，体力也弱，面对河水不知如何是好。伍修权忙把司令部的几头骡马调过来，加上自己骑的那匹，让个子瘦小的骑上去，个头大一点的拉着马尾巴跟过去，来回几趟，大家都安全到了对岸。

过草地的第四天，伍修权看到一个掉队的年轻人在路上艰难地挪着步子，已经筋疲力尽。他不顾自己腿疮未愈，急忙滑下骡背去拉他，一看原来是军团部的文书黄玉昆，忙把他架上骡子驮到了宿营地。经过救护治疗，黄玉昆终于走出了草地。几十年后，他成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伍修权救他走出草地的感人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