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立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确立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作出了重要贡献_关于蔡元培的故事

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大学教育。20世纪初期他在北京大学的革新，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大事件。

从1917年到1923年初，蔡元培实际在校任职的期间，是北大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期间，北大完成了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它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重镇，为我国革命事业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这段时间里，蔡元培对教育事业的热忱，革新的勇气和成就，以及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贡献，使他的名字和北京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兴利除弊的改革，化腐朽为神奇，使陈腐不堪的旧北大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有人把他在北京大学建立的业绩，称之“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他对北大的整顿和革新，可以说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盛事。

仅从学校的发展来看，这时北大学生人数顿增，1912年学生注册人数为八百多人，而1919年则达到两千多人。教员人数也由1912年的53人增加到1918年的217人。这是北大发展的一个兴盛时期。(www.guayunfan.com)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曾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生机勃兴的情景和蔡元培的卓越贡献：

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却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同时也就是他的所以办学有成就，一由于他的民主作风，二由于他对青年的热诚爱护。

他的民主作风，重要的在于他对各种学术、各种思想的兼收并蓄，也在于他确能使学有专长的学者，办事有创造性的干部，在他领导之下，发挥其才能，施展的抱负。他创造了各种会议制度，如校务会议，教务会议，教授会议等等，凡事都让大家有机会尽量发表意见，提出办法。他对各院各系的负责人以及各教授，以学问及才干为主，不问其他；一经聘定，就信任他，把事情全部交给他，不去多加干涉。因此，那时的教授和职员，都一心一意的做事教书，竭忠尽智的要把事情做好，书教好，做出成绩来。沙滩文科大楼的第一院、马神庙公主府的第二院和骑河楼译学科的第三院，办得各有特色，自成一格。踏进公主府，既富丽，又清幽，使人心旷神怡。跑到文科大楼（即沙滩红楼），左一间政治学会研究室，右一间“新潮社”办公室，楼底下赶印教授、学生们所办的各种定期刊物，楼上的分门别类的各种图书阅览室，门房内侧堆满着各种各样代售的杂志，使人应接不暇。译学馆里呢？那个顶大顶大的大礼堂上，纪念大会，使人兴奋，使人振发。蔡先生掌校时的北大师生，真可谓如鸢戾天，鱼跃于渊，既活泼又愉快。这种气象，这种生活，哪得不令人怀念无己。蔡先生掌北大时，对青年充分表现了他“爱之能勿劳，忠焉能勿悔”的情怀。

被蔡先生这种民主作风和爱护青年的精神所笼罩的北大，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发祥地，同时也成了中国革命优秀干部的培养所。这就是北大永远不能使人忘怀的原因。我们怀念北大，我们更怀念蔡先生。

他在北大的教育实践中所体现出的大学教育思想，应该说在许多方面是反映了发展教育的客观规律。如他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和学术自由；重视教师质量，强调选择教员要以“积学与热心教育”为主，同时又充分尊重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贯彻民主办学的原则；吸收外国文化重在创新，主张要融合中西文化并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反对盲目崇拜外国，反对单纯模仿；主张以德育为中坚的体、智、德、美诸育并重，培养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强调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宽厚的基础知识，主张沟通大学文理两科，学生相互兼习，扩大知识面；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要以学业为主，并提倡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鼓励学生自由研究，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等一系列主张，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在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毫无疑问，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革新工作，其意义已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为我国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