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徐世昌到东北来做拳头使用的，是颐和园宿卫营统领张勋——徐世昌在小站帮袁世凯编练新军时收的门生。翰林收武夫为门生，该算徐世昌有远见。这不，现在派上用场了。动身去东北的时候，张勋把自己手中的亲兵挑选一些作为骨干，想着一到新任就把自己的人派到重要位置上去——二十多年的军营生涯，使这个放牛娃出身的武夫学到了不少官场上的本领，他懂得无论文武，都得有自己的帮派，亲兵亲将，是武官的护身符，不能不重视。果然，张勋到了奉天，被徐世昌任命为行营翼长，他便把北京带来的“哥儿们”都封了官，行营很快成了张勋的铁杆队伍。也该着张勋运气好，行营建成不久，奉天地方匪盗猖起，打家劫舍，抢官抢民，一时闹得人心惶惶。张勋手下有铁杆队伍了，便自动请缨，前往围剿。结果，出师大吉，旗开得胜：匪盗肃清了。徐世昌大喜，即奏朝廷，拟升任张勋为实缺提督，指挥奉天北部军事。
主政的慈禧太后本来就对张勋印象挺好，这次又剿匪有功，给他个实缺提督那是小事一桩。慈禧照准徐世昌的奏折，并且又法外施恩，允许张勋“专折奏事”。张勋，顷刻间成了东北大员，朝中名将。
张勋高升了，徐世昌把另一位亲信王怀庆派去接替了行营翼长——谁知这位翼长竟是一个贪财卖官的能手，凭着跟徐世昌的亲密关系，什么官都敢卖。一时间，奉天传言满天，说：“要做官，找懋宣（王怀庆字懋宣）。”大权在手，卖官就卖官了，传言何碍！这是题外话，暂时放下。
张勋、王怀庆的事情都办妥帖了，徐世昌心里也觉得轻松了，他想好好休息几日，静静地思索一番，把东北的大政办它个好形势。孰料就在此时，朝中出了大事：这年阴历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了，溥仪以幼龄嗣位，醇亲王载沣摄政。对于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徐世昌的思绪一下子陷入了慌乱之中——(www.guayunfan.com)醇亲王是袁世凯的死对头，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死党，醇亲王掌权，袁世凯便不会有好日子过，袁世凯这棵大树倒了，徐世昌这样的“猢狲”又怎么能不散呢？一荣俱荣，一衰皆衰，这就是官场上的现实。徐世昌把张勋、王怀庆、张瑞荫拉到身边，安在重要位置上，也就是现实。他知于此道，乐于此道。现在，他又无可奈何地惧于此道了。“当初为什么不放宽视野，也向醇亲王这般人献献殷勤、送送‘秋波’，今天也会有点后路。”可是，他奈何得太迟了，现在只好叹息而已。
就在徐世昌心神不定的时候，人报“一个叫李石曾的人来访”。徐世昌拿着侍从呈过来的名帖，竟猛然锁起了眉头。仿佛他不认识他，又仿佛他不想接见他。
李石曾是徐世昌的恩师老翰林李鸿藻的三公子，名煜瀛，字石曾，也算是徐世昌的好朋友了（他的二胞兄李符曾是徐世昌的盟兄弟），只是这些年生疏了。原因是，李石曾留学去了法国。“他怎么今天来了，难道与北京的政局有关？”老翰林李鸿藻是个深受皇室器重的人物，此人虽性格倔强，为人还是正直的，并且从不参与宫廷派系斗争。“他不至于得罪载沣，或不致受载沣宠爱而重用吧？”他特别说不清这位三公子眼下的身份和主张。因而，不知他贸然来访，居心何在？徐世昌虽然是李石曾的好朋友，却在官场上的具体事情上很少交往，而今天正是朝中易主、风云大变之际，接待他会不会招致意外？徐世昌生性圆通，遇事则想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在形势巨变之中，他只想稳坐高山观马啸，不想往漩涡里陷。因而，他不想见他，想借故推辞他。但转念又想：“载沣恶项城，对我也不会喜欢。此时此刻，李石曾或从老爹那里获得什么消息，念及旧情，前来送个退路的？徐世昌又觉得应该“留下余地，行可转圜”，免得日后出现左支右绌。所以，他还是传出一个“请”字。李石曾被请进总督署。
这是一位刚刚四十岁的人，高高的身材，方方正正的白皙脸膛，留着欧式的大披发，戴一副茶色、金边的眼镜，礼帽长衫，手中提一只小小的手提箱。他健步来到会客厅，对着迎接他的徐世昌深深一躬，叫了声“菊人兄！”
徐世昌忙迎上去，双手去扶，还了声“石曾弟！”然后又说：“贤弟深造巴黎，一走数载，一定是知识大长了，愚兄无时不在惦记。”
“菊人兄荣膺东北三省，三省人民之幸，国家之幸！我特地来为兄祝贺！”
“多谢厚爱！”徐世昌又问，“令尊贵体康健，精神还好？”
“承蒙菊人兄惦记，家父一切均好。”
“符曾弟亦好？”
“二家兄也好。”李石曾说，“只是琐事缠身，不能前来看望。”寒暄之中，二人对面坐下，自有侍从献茶奉烟。应酬之后，徐世昌颇有心事地问：“贤弟此来东北，必有大事见教。请问：是不是为愚兄安危而来？”
“不敢担此重任，”李石曾说，“但却有大事要与大兄相商。”
“是不是项城事变，有所牵连？”徐世昌还是不忘他同袁世凯的关系，还是不忘袁世凯与清廷的关系——载沣摄政了，载沣是清室中的激进派，也是顽固派，对民主共和，深恶痛绝，他觉得袁世凯不是个忠臣，有一天他会不支持朝廷而倾向共和的。载沣容不得袁世凯，自然，载沣也容不得他徐世昌。
李石曾却微笑着摇摇头，然后说：“载沣，一个不足挂齿的人物。”
“这……”徐世昌有点吃惊，“此话……”
“我们把它清王朝全不放在眼中，何况一个醇亲王！”李石曾口气极大，简直就像革命党人在宣誓。
徐世昌又是一惊！他忐忑不安地问：“贤弟莫非也是……”
李石曾还是微笑着，说：“实话对大兄说了吧，小弟已入了同盟会，并且很受孙中山先生器重。此来见兄，就为此事。”
——原来这位大清翰林院学士的三公子在去法国留学之前，已经大受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影响，到了法国之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倾向孙中山的主张，决心投身革命。在法国，凭着老爹翰林院大学士的关系，他与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关系十分密切。接触中，他发现孙宝琦曾搜获革命党人名册，便去劝孙“不要与革命党为敌，免得自找麻烦”。他对孙宝琦说：“大人驻法已非一日了，西方世界远远超越东方，是世界进步的先锋、典范！中国的革命党就是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而将要把中国引向先进的。请大人三思，切莫与革命党人为敌。”
孙宝琦被说动了心，于是，将革命党名册交给了李石曾，李石曾销毁之后告诉了革命党在法国的人士。此事很快传到孙中山先生耳中，孙先生甚喜，收李石曾为同盟会员，并委以重任。李此次回国，便是奉孙先生命先来北京，相机策动革命的。当他得知徐世昌督东北了，匆匆赶来东北，想先在东北打开一个缺口。
徐世昌听了李石曾的介绍，心中震惊，但却很乱。他问：“贤弟既然受命而来，不知有何具体要求？”
李石曾说：“不瞒大兄说，革命形势已经势不可挡，不久将有翻天覆地之大举！请大兄在革命大潮到来时能够响应革命，待机宣布东北独立。那时，兄的后路将是极宽的。”
徐世昌听说要他响应革命，待机独立，他吓了一跳：“这不是背叛朝廷吗？！”他不能干。但是，李石曾的话，又确确实实令他心动，他又不想立即拒绝他。于是，便说：“贤弟所谈之事，事关重大，容我再思索一下。这几日你就在沈阳住下吧，沈阳故宫，也是一片圣地，可以玩玩。”
李石曾点头答应。
时已严冬，东北之白山黑水，早已银装素裹，冰封千里，古城沈阳，冰晶雪皑，寒气袭人。徐世昌派他的秘书吴笈孙负责款待和陪同李石曾参观沈阳故宫，参观文溯阁藏书馆——那里，藏着中国最完美无缺的《四库全书》，下高级馆子，摆出一副悠闲自在、参观游览的样子，以避人耳目。
对于李石曾的到来，对于李石曾带来的意见，徐世昌感到十分震动：作为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徐世昌不会倾向革命党的，他也不敢倾向革命党。“那岂不成了乱臣贼子？！”食君禄，报皇恩，他要做名垂青史的忠臣。但是，作为徐世昌个人，他虽然对革命党并无深刻的认识，对革命党的主张也不曾研究过，他却隐隐约约明白：民主、共和是一种潮流，是一种社会的趋向——无法阻挡的趋向。“万一革命党成功了，得了天下，那该是一种什么局面呢？”别看徐世昌对圣人的书读了不少，做忠臣的决心很大，也曾经发过誓言，一旦想到清王朝彻底覆灭的那一天，想到改朝换代、天翻地覆的那个新局面，他仍然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感到担心。“能拿着身家性命去换取一个忠臣孝子的名声吗？国和家连同性命都完蛋了，名声又有什么作用呢？”徐世昌熟知中国的历史，尤其熟知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当一个朝代已经到了自己的暮年，死亡是必然的，就像人老了一样，没病没灾，不用别人下毒手，他也会自然死去。朝代也是这样。这时候的忠臣，除了沽名钓誉之外，对他忠于的王朝是毫无裨益的。徐世昌并不欣赏那样的虚名。苦思苦想之后，他觉得李石曾的意见是很有远见、极有益的，他应该给他一个明白的回复。
可是，徐世昌毕竟是大清王朝东北三省的总督，封疆大吏，一片土地上的小皇上，这片土地又是王朝的发祥地，他获得这个位置不容易呀！万一革命党推不翻清王朝——他认定清王朝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被推翻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绵绵三百年的王朝，要是轻而易举便可推倒，半个世纪中有多少人起来推翻它呢，又有谁真的把它推翻了？推翻一个王朝不易呀，何况经历约三百载的清王朝！这么一想，徐世昌又狠狠地摇摇头。“革命党有多大力量，我还看不清楚，我都五十三四岁的人了，倘若革命党二十年还不能革命成功，我岂不老而无依靠了？！”徐世昌不敢迈大步，尤其不敢领首迈这个大步。
东北大地上又落了一场大雪，气候骤然冷了许多。早晨，雪停了，房舍、树木、街巷都蒙上了厚厚的白雪，整个世界除了一片白茫茫之外，再见不到一点异色，连阳光、天空也晶亮得耀眼。
徐世昌在总督署的小客厅里，备了一桌盛宴，既为李石曾接风又算为他送行，更多的还是想跟他谈心，谈谈他对时局的见解，谈谈他对李石曾建议的态度。宴会作陪的，除了吴笈孙之外，还有张瑞荫。然而，因为是关系徐世昌这个皇家的封疆大吏与目的推翻大清王朝的革命党之间的瓜葛，宴会自然还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酒席间，既有开怀畅谈，说新叙旧的欢快场面，又有咬耳挤眉，窃窃私语的清冷动作；既有举杯共饮，又有心照不宣。最后，徐世昌伏过脸去，低声对李石曾说：“贤弟，反抗清廷，我决不能为，但从今以后我决不与党人为难，请向孙先生致意。”
李石曾虽然感到意外，但也觉得“一个总督能表这样的态度，也算不错了！”于是，微笑点头，不再计较。
实在说，徐世昌表明态度“不反清”，也是内心话，“不与党人为敌”也算诚实，所以这般矛盾心态，实在是看到了大局尚无明显变化，自己不敢轻举妄动，这样表示了，也还是给自己留了后路。否则，何必“向孙先生致意”呢？如果说这些还算疑猜，那么徐世昌为李石曾送别却更应称作内心“表白”了——他封了两千块银圆，亲自送给李石曾，“以供贤弟路上用”——徐世昌连朝廷给的交际费都不带分文来东北，且平时对任何人都一毛不拔。能以两千元馈赠一个革命党人，不能说他不是“别有用心”！果然，后来（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威胁清廷达成议和，实现共和时，徐世昌能够与他相以里表，便是此心的结果。这是后话，暂且放下。
载沣摄政之后，京城风云突变，宫廷内部也发生了分歧。
载沣是忌恨袁世凯及其党羽握有军政大权的汉人的，自然把目标对准他们。而刚刚升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则是支持袁世凯的，知道袁将受难，便偷偷地告诉他：“新政将有不利于你的举动，最好赶快躲避一下。”
事发突然，袁世凯再无良策，决定即刻离开北京。此刻，做着京津铁路督办的是杨士聪，正是袁世凯最亲密的左膀右臂杨士骧（正任直隶总督）、杨士琦的八弟，也是袁世凯的崇拜者，袁让人给他捎了一个信，杨士聪秘密安排了一列专车，偷偷地把袁世凯送到了天津，住进了法租界的利顺德饭店。他原想在天津小住即逃往日本。这事被杨士骧知道了，杨觉得竟自逃走不妥，朝廷虽易主，尚无加害之意。他便派儿子去天津劝说：“务必不要授人以柄，以免无法收拾”，劝袁“速回京理事”。
袁世凯想想，也觉私逃并非上策，遂接受了杨的建议，回到北京。
袁世凯回到北京，即接到“圣旨”，说他脚上患有重病，令其“回籍养疴”去吧。
惶惶不安了多日的袁世凯，只落得一个“回籍养疴”，并无重大灾难，倒也一块石头落了地，遂带着几位姨太太由北京回到河南辉县暂住，“闭门思过”起来。
袁世凯下野了，徐世昌震惊了，他猜想着灾难不久便会临到他头上。于是，也不得不闭门沉思和认真检点自我了。
督理东北三省，除任人唯亲地安排了大量的官佐之外，挥霍无度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而且上行下效。徐世昌为建筑自己的奉天公署竟用去库银三十万两，购置器具又用去库银十万两。奉天公署“宏壮华丽冠各省”，连亲王载涛自欧洲考察陆军归国经奉天时所见所闻后，也认为“是所有封疆之吏无法比拟”。然而，又有谁知道，奉天数十载积蓄的库银两千余万两早已告罄，其政治、外交也徒有虚张，日俄帝国之侵略有增无减，徐世昌不能不心惊胆战起来。于此，他不得不偷偷地跑回北京，跪倒在庆亲王奕劻脚下，求其帮助。
朝政更迭之后，人事变化颇大，载沣摄政，奕劻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河南闲居之后，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但张之洞明白，京畿乃至国中之武装主力，皆是袁世凯所属，袁不在了，能统率了武装的，一时难找。张之洞忽然想起了徐世昌——当初，徐世昌曾从西安专程去武汉谒张，一段旧情张之洞尚未忘却，想趁此还给徐一点情分，拟将徐世昌调来京城。于是，张之洞便匆匆忙忙地去找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
也算得上无巧不成书了，庆亲王正虑着自己无由提出让徐世昌调回京城，张之洞却给他送来了“台阶”，他正可以名正言顺地做出决定。
“是的，张大人所料果然不错，袁慰亭虽“回籍养疴”去了，袁之所部尚无人能够照料得了。我也觉得只有徐菊人最合适。那就依张大人之意调徐来京吧。”奕劻却大皱起眉头——调一位这样的大员来京，总不能随便安排一个位置吧，让他做什么呢？
又是巧事，邮传部尚书陈璧被人弹劾，刚刚免了职，位子缺着。张之洞说：“让徐菊人主邮传部岂不为好？”
奕劻是个昏庸贪鄙的人，加上徐世昌对他又献了一份颇重的殷勤，他早有安抚之意，哪里会不同意。何况徐世昌在东北也还是用心用力办了几件事，如改革东三省官制，兴办新政，训练新军，增开商埠，开设银行，修筑铁路，以图抵制日俄对东三省控制；另外，他还在东北倡办了森林学堂，植物研究所，农业试验场。尤其是为了保疆土与日本人据理交涉，使延吉地区主权得以保护，很受朝野称颂。奕劻便点头答应。又说：“徐菊人是个久居翰林院的人，熟悉朝政，这两年治理东北又甚见成效，我看，还可以让他再兼着体仁阁大学士和任内阁协理大臣之位，以辅大政。”
张之洞正想送徐世昌一个顺水人情，也趁机奉承奕劻几句，忙说：“如此安排，正表明亲王的爱才善任，徐世昌必会因自己有机施展才能而感激亲王。我会从中周旋，妥为安排的。”
徐世昌就要离开东北三省了，接替他东三省总督职的是云贵总督锡良。朝廷事变，党派拼争，摄政亲王载沣又是个惯于培养死党、拉帮结派的人，多年来他对袁世凯的军权渐大十分忌恨。所以，摄政之后，袁世凯下野是必然的，袁的党羽渐渐失宠，并且渐渐被斥责，也是必然的。在此情况下，徐世昌不仅未受株连，反而由外任转为内调邮传部任尚书之外，还拜了大学士，又任命为内阁协理大臣。为此，朝野哗然，众人无不惊讶他升迁之速，认为“有清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随后，也便风雨齐来了，诸如东北人事，东北财经，东北外事，等等。一时间，“徐世昌督东北罪恶累累”之风刮浑了半边天。
掌管度支的亲王载泽，原本就对袁世凯、徐世昌心怀忌恨，听得传言，暗自高兴，决心找找徐世昌的“碴儿”，定他一个罪名，罢去他官职。
那一天，载泽把来京受命的锡良叫到自己家中，厚厚地款待他一番，酒席宴上，转着弯儿对他说：“大人去督理东北了，东北是圣朝的发祥地，一举一动，影响朝野，务盼大人能为国家社稷尽心。”
“承蒙圣恩，锡良一定鞠躬尽瘁，不辱圣命。”锡良诚诚恳恳地表白心计。
载泽见锡良还算听话，便把想说的话直叙出来。“有件事，想请大人放在心上。近些年来，东北形势很不理想，外夷频频入侵，官吏心态不净，常常是内外交困，官民抵触，能办好的事也办得一团漆黑。据说，徐督一任，也是百孔千疮，锡大人此去东北，务望察其浮支，如实相报。”
锡良明白了，他去东北除了总督政务之外，还有一项“察验前任”的任务——其实，这也是大清王朝官场惯用的伎俩了，无论尚书，督抚，新官上任，总会对前任的作作为为搜罗一番，张扬出去，弄得走了的官也灰溜溜，如此，也好显见自己的政绩。只有自己培养的接班人，才会另作他论。所以，许多人都热衷于培养接班人。锡良也是个不脱俗套的人，载泽一示意，他便真的打起“查考”徐世昌的算盘。
但是，锡良也是官场上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物，办起事来，环顾左右，尽量做到四面周到、八方满意。载泽的交代，他是记在心上了。可是，再想想，载泽只是一个亲王，执政掌权的，毕竟不是他而是载沣。对于一位离职的封疆大臣是褒是贬，不能只听某一位亲王的意见，而是要听听摄政王的意见。于是，在他向载沣辞别的时候，转着弯儿试探其对徐世昌的态度。“锡良要去东北了，东北乃圣朝发祥地，近年日俄近邻不睦，督抚频调，形势虽趋向好，但依然困难重重。闻听眼下东北财力十分拮据，政风也……不知锡良该如何处置？”
锡良的话虽然含含糊糊，载沣还是听明白了，他只微微笑着，并没有马上表示可否。
载沣是一位皇权思想极重的人，摄政之后先除了袁世凯，便是他壮大皇权的举措之一。除袁之后，还想彻底清理袁派。可是，载沣也明白，以袁世凯为首的汉人军权势力是十分庞大的，短时间彻底改变并不那么容易，弄不好，众怒齐拼，对他的皇权并不利。早日朝议统管京、津、保军权时，他便已有所觉察，那些从小站练兵发展而来的北洋军，除袁氏和他的骨干之外，朝中还无人统得了。在此时刻，抓一个袁氏圈内的人物来统领一下军队十分必要。这个人物，最理想的便是徐世昌。载沣正想利用徐世昌，锡良询问对徐的态度，摄政王不能不慎之再慎。
载沣沉思着，锡良也沉思着，载沣想着军权，想着稳定，锡良想着摄政王的进退，想着摄政王的取舍。沉默许久，载沣才说：“徐世昌还是一位不错的人么，你去东北，我看可以恪守四个字。”
“请亲王明示。”锡良态度诚恳。
载沣站起身来，踱步到锡良面前，十分严肃地说：“这四个字便是：萧规曹随。”
锡良立刻心领神会，说：“锡良明白了，我会依示办事。”
一句“萧规曹随”，使徐世昌有条件安安稳稳离开东北来京。他——对摄政王平添了好感。
徐世昌离开东北回京，虽然可以走得平平安安，但是，一种危机感还是沉沉地压在心头。袁世凯的“回籍养疴”虽无大风浪，毕竟是一个信号，是袁氏势力的被限，甚至被杀的信号。他这个袁氏心腹，怎么能不兔死狐悲呢！再说，徐世昌在东北，并不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的，任人唯贤，安插亲信，挥霍库银，大造官邸，在东北该做的许多事情他均未做，耗费了国库那么多银子却不见地方好转，任何人奏他一本，他都会倒霉，何况新朝一些权贵又对他们如此不怀好意。徐世昌自知前程暗淡，“说不定回京便会步袁世凯的后尘，回家做顺民去了”。离东北前，他把张瑞荫找到面前，秘密地向他倾吐了心事，然后说：“张公，不是我防人心焦，形势所迫，不能不防呀！何去何从？尚望我公拿个意见。”
朝中事变，袁氏回籍，张瑞荫也是心中惶惶。早几天，他的女婿、李鸿章的长孙、被新朝恩定袭封侯爵的李国杰就急急忙忙地致函于他，明明白白怕他受到袁世凯、徐世昌连累而遭横祸，劝他说：“醇邸深恶菊帅，大人最好竭力摆脱，早日回京为宜。”张瑞荫是个并未开缺的御史，回京自然还是可以仍去都察院任职；同时，他也明白李国杰跟清室亲贵关系极密，所谈情况甚为可信。可是，他同徐世昌的关系同样不一般，他不会为了自己的平安一走了之，何况，形势还没有发展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他还要思量思量。徐世昌诚心征求意见，首先令他心惊，他感到事态严重。沉思片刻，他对徐世昌说：“北京事变，大人所虑自有道理；但据在下所判：醇亲王摄政，面临百废待兴，又知民心思定，恐一时不会大动杀机。以愚见，还是静心待变为好，以免意外。”
“可以速速回京？”徐世昌不安地问。
“最好回京。”张瑞荫点头。
“待我再想想。”
“公文已到，徐大人不必再犹豫。”张瑞荫说，“京中状况，只有在京中才可明察。我说大人当早回京。”
“好，听从你的，早日回京。”
说是要回京了，徐世昌心神还是不定，他怕一旦回到京中有变，自己没有后路可退。所以，送走了张瑞荫，他又把吴笈孙找来——早日，就是这位秘书代表他跟革命党人李石曾接触的。现在，不知为什么，他又想通过吴笈孙了解一下李石曾的去向——若无其事地问他：“早些天离去的那个李石曾，走后有没有信来？”“没有。”吴笈孙也若无其事地回答。
“咱们没有慢待他，他走了，该有个信给咱们。”
“好像他现在在北京吧。”
“知道详细住址吗？”
“不知道。”
“他的二胞兄符曾准会知道。”徐世昌说，“可不可以设法与符曾联络一下？”
听到这里，吴笈孙方才恍然大悟——他也明白，京中事变，徐氏不安；袁世凯“回籍养疴”了，他徐世昌要为自己觅一条退路。“菊帅毕竟是有远见人，厚待李石曾，又赠路费，原来就是为的今日。”他忙说：“咱们不是要回北京去了嘛，我看到京后准会找到他。即便一时见不到石曾先生，符曾也会有确实消息告诉你。你和符曾是盟兄弟，他会明白告知的。”
“我想这样，”徐世昌说，“你现在就先回北京，找着李石曾了，就对他说：承蒙他专程东北探望，我回京后一定去回拜，务请等候我。”
吴笈孙答应着，当晚便离开奉天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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